近日，據微博@ Xi安人1爆料，Xi安本土教育培訓品牌無線之星拒絕向家長退費，拖欠教師工資。
其實面對不同類型的校外培訓機構，也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徑。摸清教培機構的套路，掌握法律維權的方法，是事故發生後維護自身權益的最佳途徑。
1
什麽是校外培訓？
在政策文件中，嚴格界定了“校外培訓”概念的適用範圍。
教育部2021印發的《關於進壹步明確義務教育校外培訓範圍的通知》中，外語等內容按照國家課程標準稱為學科，體育、藝術、綜合實踐等稱為非學科，統稱為校外培訓，由教育部門監管。
但現實中，校外培訓往往被簡單理解為“孩子在校外學習”。因此，“早教”、遊學、國學班等新興服務也會被家長視為校外培訓。這顯然是對概念的濫用。就拿“早教”來說吧。2019年，國務院將這個錯誤的名稱重新規範為“3歲以下嬰幼兒托幼服務”(以下簡稱“托幼”)。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實際上是本質上的巨大區別。
在市場行為中，家長和機構把“早教”作為壹種教育階段和方法。是指通過灌輸知識和藝術訓練，促進兒童在語言、認知和情感方面的發展，以滿足“贏在起跑線上”的願望
在政策文件中，“關懷”應以保育為主，教育為輔。換句話說，這些機構在獲得市場準入許可後，主要是為家長提供半天或全天托管服務。這些機構只要註意自身的健康安全，保證孩子不會生病，就完成了任務。補充教育工作的目標主體不是孩子而是家長，機構為家長提供育兒指導、親子課等簡單服務。
■途遠網絡
所以家長和政策對關懷的理解是不同的:壹方認為是“教育行為”，壹方認為是“保健”。也正是認知上的差異影響了家長後續的維權行動。
每當“早教”機構跑路，家長們總會首先想到教育部門，要求他們保障自己的損失。但在政策中，壹個提供“托養”服務的機構，只有在市場監管部門註冊，然後在衛生部門備案，才能開門營業——教育根本不參與審批程序。
其他的像“早教”也處於“灰色地帶”，有遊學、國學班、海外教育等難以界定的概念。經營範圍往往是“教育咨詢”，屬於信息服務公司。
2
什麽是預付式消費？
無論是“早教”還是校外培訓，預付式消費都是常態。
只是與“早教”這種簡單的商業模式相比，校外培訓不僅從小學到高中的時間跨度較長，而且涉及語言、數學、英語這兩大學科和藝術、體育這兩大非學科，因此往往是“攜款潛逃”的重災區。
在《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校外培訓機構壹直有著嚴格的審批程序和明確的監督管理。也就是說，新的校外培訓機構要想開業，必須先取得當地教育部門頒發的辦學許可證，才能到當地市場監管部門或民政部門登記註冊。並且在日常操作中，教育和監管部門要通力合作:壹個負責教學內容和教師質量的審核，壹個負責審核登記和收費公示的管理。
然而，校外培訓機構的“預付式消費”還是鉆了監管的空子——教育部門無法介入其資金管理，市場監管無法深入了解其教學情況。在行業野蠻生長時期，校外培訓機構往往會要求家長提前支付半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學費，以此來推廣營銷，擴大規模，然後收取更多的預付款。壹旦資金鏈斷裂，不僅日常教學難以為繼，家長想要回學費也幾乎不可能。
雖然早在2018年，國務院《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就規定，教學培訓機構不得收取超過3個月(或少於60課時)的費用，試圖控制日益瘋狂的預收費行為。但這壹政策並未引起家長的重視，機構仍以“送班”“打折”等其他名義繼續違規收費。
也正是如此，在政策更加細化的“雙降”政策出臺後，各地監管部門開始關註日益混亂的預付費體系。
比如65438年10月27日，Xi市教育局發布了《Xi校外培訓機構學費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今後，教育部門將配合財政部門對校外培訓機構預付款進行監管，監督資金足額進入學費專用賬戶，確保專款專用。而且家長要求退款後，也能順利拿到相應的資金。
■途遠網絡
三
機構跑路後，如何合法維權？
每當校外培訓機構出了問題，報名的家長往往比誰都著急。鬧事不是上策，也不必自食苦果。當事故發生時，首先要弄清楚壹個問題:我該如何合理合法地維權？
只要簽訂了合同，家長和校外培訓機構就被壹種服務合同關系所約束。家長花錢為孩子購買補課服務，校外培訓機構按要求提供相應服務，直至服務結束，合同關系自動終止。
壹旦因“跑路”等原因導致合同無法繼續履行，家長作為消費者，可以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維護自己的利益。根據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消費者與經營者發生消費者權益爭議，可以通過下列途徑解決:
(壹)與經營者協商解決；
(二)請求消費者協會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調解組織進行調解；
(三)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
(四)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交仲裁機構仲裁；
(5)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這是法律提供的解決路徑，也是合法合理範圍內最高效的解決路徑。這些部分都有相關的要求和註意事項，我們將在這裏詳細說明:
(壹)與經營者協商解決。
維權之初，家長需要先保存相關重要證據。
合同是關鍵。它既能證明雙方的合同關系，又能表明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很多家長在與校外培訓機構簽訂協議時，並不是法律專業人士，很難註意到合同中的細節。這些機構擬定的合同大多也有貓膩，比如“退費需支付違約金”、“解釋權歸公司所有”等霸王條款，嚴重侵害家長權益。所以在簽訂合同時，盡量選擇規範的合同，最好是教育部和市場監管總局2021聯合發布的《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服務合同(示範文本)》(2021修訂版)。標準化的合同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內容質量、擔保條件、風險分配等給予了適當的界定，可以在疫情風險和機構“跑路潮”中更好地保護雙方的權益。
付款憑證也是關鍵。很多家長還沒簽合同就跑路了。我們做什麽呢事實上，即使沒有正式的書面協議，雙方的付款和付款憑證也是證明雙方合同關系的關鍵。另外，已消費的課時記錄，與機構負責人或老師溝通的憑證(如微信記錄、電話錄音等。)，只要能證明校外培訓機構未能履行合同義務，都是解決糾紛至關重要的證據。
發生意外後，家長應盡快整理、備份重要證據，並嘗試與校外培訓機構負責人溝通解決方案。因為和解相對來說維權成本最小，也相對省時省力。但在溝通無果或出走的情況下，家長只能尋求相關部門的介入。
(二)請求消費者協會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調解組織進行調解。
作為另壹種商品形式，校外培訓服務也屬於消費者協會的管轄範圍。家長可撥打12315向當地消費者協會投訴。消協受理投訴、調查事件後，會幫助家長調解。但消費者協會作為社會組織，沒有行政處罰權，面對復雜的案件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
這裏也要明確壹點，在合同糾紛中，維權的對象永遠是校外培訓機構。無論是消費者協會等社會組織，還是市場監管、教育部門等行政機關，都不是家長維權的對象。接到投訴後，這些部門確認事實後，社會組織可以調節雙方矛盾，行政機關可以進行處罰，督促校外培訓機構“退錢”，但自己不能給家長“退錢”。
此外，雖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消費者在展銷會、租賃櫃臺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要求賠償。交易會結束或者櫃臺租賃期滿後，還可以向交易會主辦方和櫃臺出租方主張賠償。”但在實際司法實踐中，如果家長不直接與租賃場地的房東\商場簽訂合同，那麽雙方就不存在直接的合同關系，房東\商場沒有“退錢”的義務。所以，在維權中，最重要的是找對對象，避免到處發力，但這還不夠。
(三)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
無論是“早教”機構還是校外培訓機構，家長都可以向市場監管部門投訴。市場監管部門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執行部門，有義務認真受理消費者的投訴和舉報，保護其正常的消費權益，並發布消費警示提示和預付式消費風險提示。
根據《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第六條，當事人偽造合同、發布虛假信息誘導訂立合同、不履行能力誘騙對方訂立合同、編造虛假理由解除合同的，市場監管部門可以視情節給予警告，並處違法所得三倍以下但不超過三萬元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並處壹萬元以下的罰款。市場監管部門接到投訴，調查清楚後，會首先嘗試聯系校外培訓機構負責人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將被列入經營異常名錄作為警示，並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
有教學資質的校外培訓機構是否跑路，家長可以向教育部門投訴。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校外培訓機構惡意終止辦學、抽逃資金或者挪用辦學經費的，教育部門經核實後可以要求其整改，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止招生直至吊銷辦學許可證。如果是無證經營，教育部門還可以對其發布虛假招生簡章或廣告、偽造辦學許可證等違法行為進行處罰。而“早教”、托管等其他服務不屬於教育部門管轄，維權難度較大。
面對“發卡”的校外培訓機構，家長也可以向業務部門投訴。因為根據《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培訓機構在向學員發放課程實體卡時，需要向當地商務部門申報並通過審批。如果沒有備案，或者到期前不能提供服務，商務部門也可以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四)根據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交仲裁機構仲裁。
如果行政機關介入後，家長仍面臨“退費難”的問題，只能通過仲裁或訴訟解決糾紛。如果維權家長與跑路的校外培訓機構約定了仲裁條款，那麽可以申請仲裁；如果同意打官司，那就向法院立案。
這裏值得註意的是，父母與誰簽訂合同，向誰支付費用，關系到仲裁或起訴的對象是誰。如果對方是公司，那麽仲裁或起訴的對象就是公司；如果培訓機構簽了合同，但是培訓機構老板親自收錢，可能會出現公司和股東hotchpot之間的情況，仲裁起訴的對象還是把個人帶進來比較好，更有利於案件的執行和協調解決。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仲裁或訴訟後，還有壹個問題，就是機構能否退還家長的學費。
培訓機構跑路後，公司或學校的賬戶往往沒有資金。拿到判決文書後，家長可以追溯校外培訓機構股東的出資情況。公司股東虛假出資或者抽逃出資的，可以請求法院在執行時將股東作為執行對象予以追究。
但如果培訓機構已經申請破產，家長只能依據企業破產法等規定申報債權，然後參與債權分配。但壹般來說，先得分的是享有優先權的債權人，其余為普通債權人。學費壹般都是後面順序還的，家長實際要求的退款往往很難實現。
如果涉及到“培訓貸”，情況會變得更加復雜。由於消費者與校外培訓機構簽訂的是服務合同，與借款機構簽訂的是借款合同，因此無論培訓機構的合同是否履行，消費者作為債權人都需要根據合同對借款機構承擔還款義務。如果借款人是有資質的金融機構，家長需要先還清貸款，才能起訴培訓機構，要求賠償損失；如果借款機構不合格，那麽家長可以要求直接解除相關借款合同。
去沒有辦學許可證的機構，壹忽悠就多交錢，把學費轉到對方個人賬戶，簽不正規合同，等著機構跑路不理性維權，都是不可取的。
當然，如果家長有初步證據證明校外培訓機構存在欺詐行為——比如在資金緊張，無力履行合同的情況下，仍然在騙取更多家長簽約收錢。那麽家長也可以向公安部門報案。如果調查後涉及合同詐騙，他們會按照刑事案件立案。在公安機關的壓力下，解決退費等問題會更有效率。
感謝北京德衡(西鹹新區)律師事務所李律師對本文的法律指導。
作者|嘉興|貞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