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第三次人口普查期間，流動人口剛剛出現，到80年代中後期，流動人口數量開始急劇增加。
在1990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流動人口被列入普查項目，那次普查項目中增加了兩項，都是與流動人口有關的。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流動人口仍然是關註的主要項目，有8項。
據人大(人民大學，下同)教授段推算，1982年中國流動人口為657萬人。2000年，中國流動人口已達654.38+0.4億。
流動人口的增加增加了人口普查的難度。有些企業不願意提供真實數字，有些地方政府也不願意說，因為很多地方的指標都是按“人均”來考核的。當地人在對壹些數字不確定的時候，只會少說，不會多說，以減少平均數的分母。
而且之前的流動人員調查方式本身就有問題。
以2000年為例，人大教授翟振武說，當時只對流動半年以上的人進行調查，絕大多數人都拒絕陌生人的詢問。有些流動人口即使在流入地呆了半年以上也會隨口答“壹周，半個月”，讓流入地不登記這個人。他戶籍所在地的人口普查人員壹說這個人離家半年就不再登記了，因為按規定外出半年以上的都要在流入地登記，所以這個人就漏了。
流動人口仍然是這次人口普查的壹個難題。國家人口計生委在《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中指出，2009年中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1億。
人大教授段表示，這次將調查方式改為“人人寄宿”，在流出地也調查流出人數，這樣可以在技術上區分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的數量。“1982普查質量最高，2000年質量最低。”人大教授翟振武表示，錯誤主要有兩部分，壹是漏登記，二是重復登記。
1982普查誤差率為1.2%，2000年普查誤差率為1.81%。
"流動人口是影響差錯率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翟振武說1982的組織很到位。當時動員的時候，各單位都積極參與，機關、街道、企業都積極調配人員做普查員，也都願意調配素質好、責任心強的人員。
“1990，情況還可以。”翟振武說，但在2000年，部署普查員不是那麽容易的。有了市場經濟，企業不願意派人了，各個機關單位也沒那麽積極了。即使他們派了人，也不會派素質高、責任心強的人。有的單位直接把平時表現不好的人拿出來當普查員。
2000年，社會開始招聘普查員，但由於普查繁瑣辛苦，很多人沒幾天就離職了。
這次人口普查，普查員問題依然嚴重。本報記者了解到，在北京，因為工作壓力大，每個人平均要調查80戶，各區縣普查員都辭職了。
北京市統計局宣傳中心主任張學元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根據初步測算，北京市需要普查指導員約2萬人，普查員約8萬人。雖然準備了5%的預備役部隊進行招募，但還是不夠。
北京望京西苑四區的人口普查指導員蒲和她的三位同事都在調查結束前辭職了。普·金榮說，招募的普查員中有許多是文化程度低的退休人員，普查過程經常出錯。作為壹名普查指導員，她經常要核實和糾正錯誤的信息，這也是非常有壓力的。最後，她選擇了辭職。與前五次普查相比，第六次普查面臨新的問題，即居民的隱私意識增強，入戶調查難度加大。
雖然這個問題從2000年就有了，但這次的難度大大超出了預期。
"人們呆在家裏等著人口調查員上門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李誌明是貴州都勻市的壹名人口普查指導員。
他和同伴每天加班，晚上工作到11很正常。白天家裏沒人，所以李誌明只能在晚上6點到9點做家庭調查。
與20多年前進行的人口普查相比，李誌明發現“門很難進”。
李誌明還記得1982住戶普查的場景:“大部分居民對普查員都比較配合和客氣，覺得這是壹種義務。”他很遺憾越來越少的家庭願意積極合作。“有些人寧願玩遊戲或休息，也不願配合調查。”
由於被調查者越來越重視隱私，普查員經常會遇到被拒絕的尷尬。“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敲門，給住戶看工作證。”李誌明說。
北京回龍觀社區服務人員康悅也對此感到擔憂。在調查階段，康悅作為普查員，需要向居民索要身份證號和聯系電話。對方會壹直警惕的問:“妳要這個做什麽？”康悅只能反復解釋，並與對方簽訂承諾書，保證這些信息絕對不會泄露，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
在培訓過程中，康悅也被教導在詢問死亡人口時要註意說話的方式和態度，但實際情況是她經常被居民沈默。
來自貴州的李誌明說，他和他的同事們將原因歸結於公民的社會責任感越來越淡漠。
人大教授翟振武認為，公民社會意識的培養需要政府的引導。
入戶調查可以改為郵寄調查嗎？
專家表示，中國郵政系統不完善，流動人口多，郵政調查不適合中國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