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原因，身處於唐朝，文武之風和諧發展的社會，相對自由的輿論環境，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和諧友善的人際關系，機制完善的政策，都促使文化的繁榮壯大，和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
唐代無疑是中國詩歌最為輝煌的時代。唐代詩歌絕不是奇峰突起，前此詩歌發展的積澱是唐詩成就其偉大的重要原因。
我們習慣上把唐代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來研究唐代的詩歌。
初唐流行“上官體”。“上官體”的核心人物上官儀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內容空虛、相互酬唱的“上官體”風行天下。面對這種不良風氣，“初唐四傑”和陳子昂擔當起了引導詩歌擺脫歧路，步入正道的重任。他們各自以成功的創作完成了這壹重任。杜甫寫詩盛贊：“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文人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都是千古傳誦的佳構。
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唐詩中的神品，被聞壹多先生譽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昔人嘗言：“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無疑是正確的。對於盛唐而言，這是壹個特例。盛唐是中國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詩壇也呈現出百花競放的局面。如果說唐詩是中國詩歌的最高峰，那麽盛唐詩歌就是這座高峰的頂點。我們用“壹個星座，兩個流派，七位詩人”來概括這個時期的詩歌。
“壹個星座”指“雙子星座”。這裏的“雙子”是“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他們分別代表了浪漫主義詩歌和現實主義詩歌的最高成就。李白壹生渴望功名而又傲視權貴，狂放不羈的人格特色同人生追求存在著強烈的矛盾，這使他的壹生成為以詩下酒，以酒賦詩的壹生。杜甫稟承了良好的家學淵源，抱定“會當淩絕頂，壹覽眾山小”的誌向去實現他的人生理想。但命運似乎在捉弄他，最後在貧病交加中客死於湘江漁船。尤其在晚年，身處草堂，心憂天下，體現了壹位人民詩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兩個流派”指山水田園詩派和邊塞詩派。“七位詩人”除李白、杜甫外，另外五位指山水田園詩派的王維、孟浩然和邊塞詩派的高適、岑參和王昌齡。
東晉陶淵明和南朝謝靈運分別開啟了田園詩和山水詩，到了盛唐，山水、田園詩合流。
“詩佛”王維是中國文學史上少有的藝術全才，除了精於詩歌創作外，在書畫、音樂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多方面的藝術才華使他在詩歌創作上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蘇東坡稱贊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山居秋暝》是他山水田園詩的代表作。除山水田園詩外，王維還寫下了壹部分膾炙人口的送別詩、愛情詩、甚至邊塞詩。如《遠元二使安西》、《相思》、《使至塞上》等。
孟浩然同李白、杜甫壹樣，壹生熱衷功名，但是“欲濟無舟楫”，只能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踏上隱居之路。他的著名詩歌有《過故人莊》、《宿建德江》、《望洞庭湖贈張丞相》等。
唐代鼓勵文人投筆從戎，建立軍功。文人也多抱定“寧作百夫長，勝作壹書生”的人生理想。這樣就使許多文人能夠親歷軍戎，甚至浴血疆場，從而形成了壹個前代未曾有過的詩歌流派——邊塞詩派。
高適是軍旅詩人的代表。他的《燕歌行》是邊塞詩派最傑出的作品，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可以稱得上是“邊塞詩雙璧”。詩作描繪了激烈的戰鬥場面，痛斥了將帥的荒淫無能（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歌頌了士兵英勇殺敵、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反映了長年戰爭給人民帶來的不幸（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
岑參的邊塞詩以寫景取勝。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忽如壹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壹句，寫塞外雪景，可謂神來之筆。
王昌齡詩名很高，人稱“詩家天子”。他最長於寫七絕，又稱“七絕聖手”。他的邊塞詩《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曾被推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王昌齡後來遭人排擠，連遭貶謫，李白惺惺相惜，寫下了《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王昌齡自己也寫下了表白心跡的名作《芙蓉樓送辛漸》。“洛陽親友如相問，壹片冰心在玉壺”成為作者高潔人格的寫照。
此外，崔顥的《黃鶴樓》特別值得壹提。相傳李白登上黃鶴樓本欲賦詩，見到崔顥的這首詩歌後感慨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盡管平叛戰爭最終以唐政府的勝利而告終，但長達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還是給唐政府以沈重打擊。這次叛亂成為唐由盛趨衰的轉折點。
這次叛亂給民族心理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唐人開始以理性冷峻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個曾經如日中天的王朝。開元、天寶時期的重要詩人大都死於戰亂。詩人開始把筆端指向了唐王朝軀體上的痼疾，去揭露、去批判、去治療。
中唐詩歌我們概括為“兩個流派、八位詩人”。
第壹個流派是“元白詩派”。“元”指元稹，“白”指白居易。他們掀起了“新樂府運動”，主張散文、詩歌應該能夠像樂府詩壹樣，反映時事，有補於世，即“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元稹盡管名列白居易之前，但成就遠不如白居易。他的《行宮》和《離思》兩篇，是五絕和七絕的上乘之作。
以被貶任江州司馬為分界線，白居易的壹生可分為兩個階段。之前，少年白居易以《賦得古原草送別》壹詩幹謁顧況，名動京師，仕途順暢——達則兼濟天下。之後，作者政治上遭受打擊，心灰意冷——“窮則獨善其身”。他的詩歌前後期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前期批判尖銳，“砭時事不留面子”，後期多閑適、酬唱之作，鋒芒不露。他最優秀的詩歌是《琵琶行》和《長恨歌》。
白居易寫詩力求“老嫗能解”，因而他的詩歌明白曉暢。但作者經常“卒章顯誌”，越俎代庖，畫蛇添足，這就大大影響了詩歌的形象性和含蓄性，使詩歌少了余音裊裊，不絕如縷的韻味。
第二個流派是“韓孟詩派”。“韓”指韓愈，“孟”指孟郊。在古文上，韓愈以復古的方式來創新，文起八代之衰，恢復了散文的優良傳統。在詩歌上，韓愈同樣力主創新，他的詩歌硬語盤空，以奇險怪誕著稱，《左遷藍關示侄孫湘》是他的代表作。作者“忠而被貶”，不怨天，不尤人，九死不悔，凜然不屈之氣溢於言表。
蘇軾評價孟郊、賈島“郊寒島瘦”。二人以苦吟著名，“兩句三年得，壹吟雙淚流”，但煉字、煉句有余而煉意不足，使詩歌有句而無篇。《遊子吟》和《尋隱者不遇》分別是兩人的佳作。
另外三位詩人是李賀、柳宗元和劉禹錫。
“詩鬼”李賀才高而命短，僅僅走過了二十七個春秋便身歸道山。他的詩歌在唐代獨樹壹幟，具有神奇瑰麗的浪漫主義色彩。
柳宗元由於參加王叔文集團改革，失敗後屢遭貶謫。《江雪》壹詩中那幅寥廓清冷的畫面，那位冒雪獨釣的老翁，折射出了作者淒慘的境遇。
劉禹錫和柳宗元可謂同病相憐，參加變革，同時被貶。二十幾年後，劉禹錫在揚州遇到白居易，劉禹錫寫下了著名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壹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是當中膾炙人口的詩句。值得註意的是，劉禹錫被貶巴蜀後，向當地百姓學習民歌，從中吸取了有益的養分。他的《竹枝詞》，便是學習民歌寫下的好詩。
晚唐詩歌的代表人物是杜牧和李商隱。
杜牧早年胸懷大誌，曾研習《孫子兵法》並為之作註。舉進士後遭人排擠，於是混跡揚州，風花雪月，縱情歌樓，“十年壹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名篇《贈別》便是抒寫同歌女難舍難分之情的作品。
雖然壹生不得誌，但赤子之情不改。杜牧最長於寫詠史詩。《過華清宮》、《赤壁》、《泊秦淮》、《題烏江亭》都是這類詩歌的代表作。
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和黨爭是唐代政治體制上的三大毒瘤，進入晚唐，這三大毒瘤發展到了極端，李商隱便是這毒瘤的受害者。
李商隱壹生夾於牛黨和李黨之間，是晚唐黨爭的犧牲品。他是愛情詩的聖手，《無題》多是愛情詩的經典，“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壹點通”是個中飽含情韻的佳句。他又是朦朧詩的鼻祖，“詩家只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許多作品寄興遙深，如名作《錦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堪稱中國詩歌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謎。
魯迅說：“我以為壹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唐詩壁立千仞，偉大的藝術成就確實給宋代詩人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但事實並非如魯迅所言，宋詩還是呈現出了不同於唐詩的美學風貌。
吸取中唐以來藩鎮強盛，尾大不掉的教訓，宋王朝決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國策，這就提升了文人的地位。印刷業和教育的空前發展使宋代文人的總體學術水平也遠勝於前。杜甫自稱“讀書破萬卷”，那在唐代是比較罕見的，在宋代，有不少詩人同時又是學者，“破萬卷”者較多。上述歷史背景使宋人好發議論堪稱前無古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對宋詩特點概括相當準確，即“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錢鐘書先生則概括為：“唐詩多以豐神情蘊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王國維先生在《宋元戲曲史·序》中說：“凡壹代有壹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文，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壹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宋詞是兩宋文學的巨大收獲，也是詩歌百花園中壹束絢麗奪目的奇葩。它的成長我們可以壹直追溯到隋朝。
詞起源於隋。它的誕生同音樂有著不解之緣，是壹種可以配樂演唱的詩歌樣式，因而詞的全名叫曲子詞。後來詞曲剝離，省稱為詞。詞因為句子長短不齊，又稱長短句。最初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偶爾為之，又稱詩余。有人認為它源自樂府，又稱樂府。
詞雖然起源於隋，但隋並沒有詞傳世。現在發現最早的詞是出自敦煌藏經洞的“敦煌曲子詞”，屬民間詞。現存最早的文人詞出自李白之手，所以李白又被尊為“百代詞曲之祖”。到了中唐，文人寫詞風氣漸濃，如張誌和、白居易等。
到了晚唐五代，詞的創作開始繁榮，詞逐漸步入成熟。
初唐詩歌 唐興四、五十年間，社會生產有了恢復和發展,政治上進行了壹系列的革新,然而歷史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問題,則往往積重難返,非壹朝壹夕所能解決。詩歌創作也還處在陳隋余光返照之下。號稱“壹代英主”的李世民，“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王世貞《藝苑卮言》）。聚集在他周圍的壹批才人學士如陳叔達、虞世南、楊師道、李義府之流，詩思也基本未越出宮廷貴族生活的狹窄範圍，寫的大都是應制頌聖、艷情唱酬之作,稍後,更發展出“以綺錯婉媚為本”（《舊唐書·上官儀傳》）的“上官體”。其時雖有個別作家能自拔於流風習俗之中，如魏徵《述懷》骨氣勁拔，導陳子昂之先路；王績意趣淡遠，為王、孟的前驅；王梵誌詩語言通俗，別開生面，開寒山、拾得詩的先河，且影響到宋代詩人如黃庭堅等。但他們有的作品不多，有的地位不高，不足以扭轉整個風氣。
大約在高宗麟德、乾封年間開始,詩歌創作的潮流發生了重要變化。被稱為“初唐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踏上詩壇，他們是壹群地位不高而才名頗盛的年輕詩人，不滿意於宮廷應制詩的空虛內容和呆板形式，熱切要求抒寫自己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與悲歡離合的人生感慨，從而推動詩歌題材“由宮廷走到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聞壹多《唐詩雜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元代楊士弘把“四傑”定為唐詩“始音”，承認他們開啟了壹代新風。
將“四傑”的創新事業大大向前推進壹步的，是武則天時代的詩人陳子昂。“四傑”的詩還沒有擺脫六朝後期“采麗競繁”的影響，陳子昂則提倡“漢魏風骨”，主張繼承建安、正始時期詩歌的現實內容和雄健風格，用以抵制和掃蕩齊梁以來的浮靡習氣，這樣以復古為革新,從理論上端正了唐詩發展的方向。他的創作實踐,也體現了其文學主張，顯示了創新的實績。代表作如《感遇》、《登幽州臺歌》等，指陳時事，深切著明，憤世憂生之情和當時流行的詩風迥然相異。綿延達壹個半世紀之久的梁陳詩影響，到他手裏才得到廓清。所以韓愈指出：“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充分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但陳子昂在大力反對頹風的同時，對於南朝詩人長期積累的藝術經驗，未能予以應有的重視和吸取，因而其詩往往質樸有余，文采不足。胡震亨說：“子昂自以復古反正，於有唐壹代詩功為大耳。正如夥涉（謂秦末起義的陳涉）為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澤壹呼，為群雄驅先，自不得不取冠漢史。”（《唐音癸簽》）這話是符合實際的。
與陳子昂約略同時而形成不同流派的，有經常出入武後掖廷的沈佺期、宋之問以及號稱“文章四友”的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他們是壹批禦用文人，所作多半是奉和應制、點綴升平的篇什。在他們寫的其他題材詩篇中，雖然也有壹些歷來為人們傳誦的優秀作品，特別是杜審言,風格遒上,氣象開闊，頗為後人推重，但總的說來，其貢獻主要還是在律體的完成方面。他們總結了齊梁以來對詩歌聲律的種種探索，尤其是“四傑”大量寫作近體詩的經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新唐書·宋之問傳》），實現了五七言律詩格律形式的定型化，為以後的作者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規範。從此，古近體各類詩才有了明確的界限，詩歌的體制更加豐富多樣。正如胡應麟所說：“實詞章改變之大機，氣運推遷之壹會。”（《詩藪》）其意義不容低估。
盛唐詩歌 陳子昂的“復古”和沈宋的“變新”，從不同方面為唐詩興盛作了貢獻，下壹階段的詩人在這個已經準備好的基礎上，進壹步把正確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結合起來。到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詩歌全面繁榮的高潮便展現在人們眼前。殷璠在《河嶽英靈集》裏曾經用“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來概括盛唐詩總的成就，說明盛唐詩人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確實超越了過去任何壹個時代。
這是唐王朝的鼎盛時期,逐漸發展著的社會矛盾,尚處在經濟繁榮、國力富強、政權穩定、文化高漲等現象的掩蓋之下，給人以充滿希望的感覺。現實生活的無限豐富與廣闊，開拓了詩人們的胸懷和詩歌的意境。許多著名詩人同時出現。高棅《唐詩品匯總序》說：“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此外,如張說、張九齡、張若虛、王翰、王灣、王之渙、崔顥、崔國輔、祖詠、劉眘虛等，雖藝術造詣的深淺、作品存留的多少不盡相同，但都能卓然名家，互不相掩。他們的詩歌，大都寓工力技巧於自然渾成之中，華美而不濃膩，精麗而不纖巧，雄健而不粗野，細致而不破碎，流利而不浮滑，清新而不僻澀，厚重而不呆板，沈著而不粘滯，興象超妙，韻律諧和，表現了這個時代***同的藝術特色。
邊塞戰爭和田園山水 盛唐詩歌的內容異常豐富，在大量流傳千古的名篇裏，描寫邊塞戰爭和田園山水這兩方面題材的，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個時期的詩人，往往有壹段邊地從軍的生活經歷，在他們筆底，不僅描繪了壯闊蒼涼、絢麗多采的邊塞風光，而且抒寫了請纓投筆的豪情壯誌，洋溢著激昂慷慨的時代精神。由於具體情況不同，他們對戰爭的態度,有歌頌,有批評，也有詛咒和譴責，思想上往往達到壹定的深度。這類詩人中，以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最為知名，他們的作品氣氛濃郁，情調悲壯，多采用七言歌行或七言絕句的形式。另壹派以題詠山水景物和田園生活著稱的代表詩人，則有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等。他們的作品較多地反映了閑適、退隱的思想情緒，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采用五言古體和五言律絕的形式。這派詩人在發掘自然美方面，把六朝以來的山水詩向前大大推進了壹步。其中尤以王維的成就為高。他是詩人，又是畫家，能夠以畫理通之於詩。湛深的藝術造詣，於李、杜之外別立壹宗，對後世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張籍》）。標誌著盛唐詩歌最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他們的詩歌風格不同，但在藝術上同樣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不容有所軒輊。嚴羽《滄浪詩話》曾指出：“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郁。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持論較為平允。
李白成為後人追摹難及的典範 李白的名篇，多半成於安史之亂前，亦有壹部分作於變亂發生後，其中有對黑暗政治的大膽揭露，有對叛亂勢力的嚴厲斥責，有民生疾苦的反映，有俠士、商人、礦工、農夫、戍卒、婦女等不同群體生活的描繪，有拯物濟世的宏偉抱負的抒寫，有個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有愛情和友誼的謳唱，也有祖國大好河山的頌歌，從多方面反映了唐王朝由全盛向衰敗轉折期的社會生活與時代心理。詩篇氣勢雄放，想象奇妙，語言清新自然而又瑰麗多采，有強烈的抒情氣息，形成天馬行空、飄逸不群的藝術風格，成為後人追摹難及的典範。
杜甫的作品則為動亂時代的“詩史” 李白的詩歌主要是動亂醞釀時期的寫照，杜甫的作品則為動亂時代的“詩史”。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揭開了大唐帝國繁榮富強的外衣，潛伏已久的社會危機，階級的、民族的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各種矛盾，象火山壹樣噴迸出來，壹發而不可收。從此，藩鎮割據、宦宮專權、朋黨相爭、邊患頻仍，經濟的雕殘衰敝和政治的動蕩不寧，支配著唐代後半葉的歷史，直至唐末農民大起義和唐朝滅亡。社會的劇變引起詩歌創作的重大變化，興象超妙、聲韻和美的詩歌意境，讓渡於面向慘淡人生的沈吟悲慨。這壹變化具體體現在杜甫的創作中，杜甫的詩忠實地記錄了國家的變亂和人民的苦難，對受迫害者寄予深摯的同情，成為後來白居易等人倡導新樂府運動的先聲。他善於把時事政治和個人身世遭遇緊密地結合起來，既有生活場景的典型概括，又有主觀情感的濃烈發抒，融理、事、情於壹爐,包孕深閎,形成沈郁頓挫的獨特風格。在詩歌語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於“轉益多師”，廣泛吸取前人和並世作者的創作經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為後來詩歌藝術的發展，開辟了萬戶千門、大途小徑。
同時的元結,也曾經寫過壹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詞意深摯，為杜甫所激賞。元結選有《篋中集》，提倡為人生的質樸的詩風,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入選的作者有沈千運、孟雲卿等7人,詩24首，全是短篇五古，沒有壹首律詩。內容多半為憤世嫉俗和抒寫個人牢騷之作。在風骨與聲律兼祟、古體和今體並重的盛唐詩壇上，他們這種“好古遺近”的創作態度，代表著壹種特異的傾向，形成壹個小小的流派。
中唐詩歌 劉長卿、韋應物和以錢起、郎士元為代表的“大歷十才子” 杜甫之後，從代宗大歷初至德宗貞元中的30年間,唐王朝處於大亂過後的衰落時期,詩壇上也很不景氣。著名的詩人有劉長卿和以錢起、郎士元為代表的“大歷十才子”。他們多工五言律體，語言精致妥貼，韻度嫻整秀潤，詩風近似王維。但他們大半是權門清客，詩中有大量投獻應酬和流連光景之作,內容浮淺,氣象單弱。其中盧綸、李益有壹部分色調蒼涼、意境雄渾的邊塞絕句，尚可作為盛唐的嗣響。這時期比較傑出的詩人是韋應物，他的田園山水詩繼陶淵明和王孟之後，“高雅閑淡，自成壹家之體”，樂府歌行則又接近杜甫、元結，“才麗之外，頗近興諷”（白居易《與元九書》）。此外，戎昱、顧況、戴叔倫諸家也各有壹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成為從杜甫過渡到元、白、張、王之間的橋梁。
白居易、元稹等倡導“新樂府運動” 圍繞著以順宗永貞革新和憲宗元和削藩為標誌的政治改革浪潮的興起，積衰不振的唐王朝，曾經壹度給人們以中興的展望。與此同時，詩壇重又出現大活躍的景象。白居易、元稹、李紳、張籍、王建等壹派作家倡導“新樂府運動”，寫下大量政治諷喻詩，在揭露現實的廣泛性和批評時政的自覺性方面，繼承杜甫而有所前進。張、王樂府精警凝煉，風格不同於元、白。元、白發展了敘事的技巧,剪裁集中,情節曲折，描寫細致，《新樂府》中就有不少首尾完整的敘事詩，長篇歌行如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和元稹《連昌宮詞》，又分明可以看出傳奇小說的影響。與元、白舒徐坦易詩風相對立的，則有以韓愈、孟郊、李賀、賈島為代表的另壹詩派。他們在詩歌藝術上，繼承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標新立異,洗削凡近。韓氣豪，孟思深，而皆能硬語盤空，精思獨造。韓愈同時又是傑出的散文家，其詩有散文化的傾向，雄奇恣肆，揮斥自如，但有時不免矜才使學，鬥險爭奇，流於怪誕僻澀。這兩者都對宋詩發生了重大影響。李賀的詩，在作意奇詭和思路峭刻方面接近韓孟，而旨趣幽深，色彩秾麗，又自與韓孟異趨，孕育了晚唐溫李壹派的作用。賈島及其詩友姚合，則胎息於王孟及“大歷十才子”摹寫山水景物的短章，從其中吸取靈秀之氣，加上字句的刻苦推敲，形成清奇僻苦的詩風。雖然格局狹小，也能自辟門庭，開宗立派。他如盧仝、劉叉等人，都以奇崛見長，各有名篇傳世。
兩大詩派以外，卓然成家的還有柳宗元和劉禹錫。柳宗元壹部分寫田園山水的五言詩，“發纖秾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風格近似陶淵明，與韋應物並稱韋柳；而另壹些政治抒情詩，則哀怨激越，富有楚騷意味。劉禹錫才力雄健，有“詩豪”之稱。《竹枝詞》諸首，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獨特的音調，成為後世文人學習民歌的範本；壹些抒情寫景的小詩，則又往往在情景描繪中蘊含人生的哲理，對宋詩的講求“理趣”有壹定影響。“詩到元和體變新”（白居易《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這壹時期詩壇上所呈現的創新精神，詩歌裏所表現的個性風格，是異常突出的。
晚唐及五代詩歌 “元和中興”的勢頭消逝後，唐王朝衰亡的命運逐漸逼臨。反映在詩篇裏，感傷頹廢的情調和藻飾繁縟的風氣逐漸增濃。
李商隱，唐代詩壇的殿軍 從文宗大和、開成到宣宗大中年間，傑出的詩人如杜牧、李商隱，詩作中充滿傷時憂國的感喟，而哀怨深沈，給人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商隱《登樂遊原》）的沒落感，畢竟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他們對詩歌藝術的技巧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尤工七言近體，律對精切，文詞清麗，筆意宛轉,情味雋永,開拓出聲情流美、翰藻?酭的勝境。二人中，杜詩俊爽，李詩深婉，各有千秋，而尤以李商隱的影響更大，成為唐代詩壇的殿軍。由於時代唯美風尚的習染，其部分詩篇中存在著隸事過多，過於追求詞藻精麗，文勝於質的情況，成為宋初西昆體的濫觴。同時與李商隱齊名的溫庭筠，才思清綺，詞采秾麗，但比較缺乏思想深度，格調不高，不能和李商隱相提並論。其他如許渾、劉滄、薛能、馬戴、趙嘏、張祜等人，體貌各殊，也各有佳篇秀句流傳於世，而“風容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長章大篇之雄偉，或歌或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俞文豹《吹劍錄》）。
懿宗鹹通以後直至唐亡的半個世紀內，社會動亂不寧，詩歌創作領域也出現普遍衰退的趨勢。這時期的作者大多是前代詩風的追隨者。如唐彥謙、吳融、韓偓學溫、李的華美；李頻、方幹、周樸、李洞學賈島、姚合的清苦;司空圖、項斯、任蕃、章孝標學張籍的雅正；曹鄴、劉駕、聶夷中學元結、孟郊的簡古；皮日休、陸龜蒙學韓愈的博奧；杜荀鶴、羅隱、韋莊學元、白的通俗等等，雖然成就高低各有不同，然而“依人作計終後人”，總的說來，未能在藝術上超越前人有重大突破。其中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諸人用平易流暢的語言寫的壹部分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以及羅隱的政治諷刺小詩和韓偓感憤時事的七律，為唐末社會變亂留下了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