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新階段，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多方面都呈現著繼續發展的局面，因而極大地促進了宋代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反過來又極大地推動了宋代農業、手工業和商業貿易的繁榮昌盛。所以宋代整個社會經濟比唐代有了進壹步發展。例如農業，由於剝削方式和剝削形態的變化，農民由過去的奴婢、部曲變為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對地緩和了，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他們開辟土地。改進耕作技術和農作物品種等，因而農業生產比唐代有長足地進步。據研究，唐代糧食年總產量為595億斤，人均占有糧食1000斤左右。而宋代糧食年總產量競達1284億斤，人均占有糧食1300斤左右。“民以食為天”，糧食產量的提高和增加，為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才群體提供了進行學術活動的必要條件。道理很簡單，人們只有在衣食無虞的時候，才能讀書學習，造就出學問淵博的人才群體。反之，如果人們衣食無著，朝不慮夕，要想造就出學術人才，那就難乎其難了。另外，標誌著宋代科學技術最高水平和成就的三大發明之壹的活字印刷，廣泛地應用於刻印書籍，這就為學術思想的傳遞提供了重要媒介和渠道，從而使各學派的學術思想和觀點得以儲存、積累和傳播。總之，宋代發達的物質文明為宋代精神文明的發展和弘揚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
宋代實行儒、佛、道並存的政策，使遠在東漢時代就有所接觸的三派文化思想的廣泛交往成為公開合法。這種由不同的歷史和地理因素所造成的不同思想體系的學說，在宋代這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的錯綜聯系和沖撞競爭，必然會引起單方面的或相互間的文化變動。特別是有著壹千多年傳統的儒學，在這個“文化雜交”過程中，既保持住自己的“遺傳基因”，又消化、吸收了佛、道的哲學養分，從而建構起理學的思想體系及濂、關、洛、閩、湖湘和心學等派別，使宋代學術異彩紛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乎。此外，金朝占領北方和中原以後，迫使宋室南渡，壹大批北方人和知識分子由中原遷至江南，補充了南方所缺的勞動力，帶去了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這種被迫的遷徙，客觀上也增強了文化活力，他們把具有中原傳統的文化種籽撒播在江南經濟和政治的土壤之中，這不僅意味著人才、信息的集聚和積累，同時也意味著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層次的人們透過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生活的聯系和摩擦，孕育出既有中原文化特質、又有江南水鄉風韻的文化新苗。中原文獻學即呂學就是這種文化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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