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珠江東岸，東江下遊的珠江三角洲，東與惠州接壤。北與廣州隔東江相望；西與番禺隔海相望；南與深圳相連。毗鄰港澳，位於廣州與香港經濟走廊之間。北距廣州59公裏，南距深圳99公裏，距香港140公裏。
東莞是廣東歷史文化名城。該市建於1700多年前的三國時期，是嶺南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改革開放的先驅。
東莞於1985年由縣設立，1988年升級為地級市。現轄28個鎮、4個街道辦事處、386個村委會、205個居委會。全市總面積2465平方公裏。截至2008年底，常住人口694.98萬人，其中本地戶籍人口174.87萬人，外來常住人口5206438+01000人。截至2009年，全市共有海外僑胞近30萬人，港澳同胞85萬余人，是著名的僑鄉。
所謂“東莞模式”基本包括:土地由東莞提供，可能標準廠房已經建成，廉價勞動力由中國四川、湖南等省提供，資金、設備、技術、管理由外資提供，包括購銷渠道。上述要素的有機結合，構成了東莞模式。東莞模式的核心是“三個外部因素”。第壹，外資占主導地位，即大部分企業都是外商投資的，不管是直接投資還是間接投資，不管是中外合資還是合作，比如臺資聚集就是壹大特色。第二是外向。即兩頭在外，主要零部件從國外進口，產品主要銷往國外。第三種是手術植入。也就是整個制造系統都是從外部直接移植過來的。東莞只提供土地或廠房，組織廉價勞動力。
(二)東莞模式的形成和演變
被稱為“世界工廠”的東莞，其經濟發展路徑與珠三角地區的深圳、順德、南海等地略有不同。東莞經濟騰飛初期，外資企業是主角，尤其是港資企業和臺資企業，本土民營企業只是配角。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東莞本土民營企業已經初步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發展迅速，與外資企業平分秋色，共同創造了東莞的奇跡。
1，築巢引鳳，借雞生蛋。
(1)港資北上。
20世紀50-70年代，香港利用當時的國際經濟形勢和產業轉移趨勢，迅速建立起以紡織、服務、玩具、鐘表、鞋、五金、塑料、電子等為主的輕工業制造體系。到1986左右，這個制造體系在香港達到頂峰，創造了622億德國元的總產值，雇傭了近90萬人，占香港GDP的比重。
上世紀80年代，香港本地出口加工業處於不堪重負的境地，陷入了成本上升、利潤下降的困境。當時恰逢中國改革開放，毗鄰香港的廣東珠三角地區成為開放前沿，壹江之隔的深圳是壹大經濟特區。於是整個80年代，香港的加工廠北上深圳，迅速遍布深圳關外內外，其中壹部分更進壹步，進入東莞。
從1992到1993，深圳決定啟動第二次產業轉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不再歡迎“三供壹補”的加工產業，大量出口加工廠被驅趕到毗鄰深圳的東莞。據統計，從65438年到0999年，香港公司在內地有5萬家工廠，雇傭了500萬人，其中超過70%集中在深圳和東莞。
(2)臺資西遷
臺灣省的制造業起步於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最初是類似於香港的出口加工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省大力發展電子信息產業體系，包括信息產業、家用電器發電和配電機械、電子元器件等。在臺灣省，這壹產業在2001左右達到頂峰，工業總產值為747億美元，占臺灣省制造業總產值的31%。
到了90年代，臺灣省當地的電子加工業也面臨著勞動力工資上漲、土地成本上升、利潤率下降的困境。臺灣人借鑒香港人的經驗，紛紛將工廠遷至中國大陸，尋找成本更低的制造業窪地。1998前後，臺灣省臺式電腦元器件和電子元件工廠向以東莞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轉移。
(3)政府築巢引鳳
廣東省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珠三角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核心區，打開了外資進入中國的大門，使得港臺省的產業資本進入東莞成為可能。而且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省采取了足夠的放權措施，將大部分吸引外資的審查政策下放到各個地級市，讓各地因地制宜發展。
東莞也可以制定本地的小政策來吸引外資。事實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東莞市政府為吸引港臺省內企業，創造了良好的本地政策環境，使得東莞不僅是成本窪地，更是外資的政策窪地。東莞市政府還采取簡政放權的原則，實行簡政放權，將各類審批權力分解下放給30多個鎮村，使所有鎮村都獲得了發展權，充分調動了各級招商引資的積極性，形成了村村通、處處冒煙、遍地開花、大發展的局面。這使得港企和臺商投資的時間成本和土地成本降到最低。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裏，1000多家工廠遍布東莞的各個鄉鎮，大大小小數千個工業區分布在交通相對便利的各條道路沿線。
(4)兩個例子
下面我們從相關媒體中摘錄兩個例子來說明所謂東莞模式的形成。
太平手袋廠的誕生
1978 7月15日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中央發文規定，廣東、福建等省可以試點進行“三供壹補”(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10天後，香港美孚手袋廠老板張在廣東省輕工業局的帶領下來到東莞虎門。
全程參與談判的唐治平回憶，“正好省輕工業的壹個領導是東莞虎門的，就帶過來了。”當時，唐治平是太平鎮(後並入虎門鎮)服裝廠的供銷科長。
7月31日，張給了他們壹個黑色的時尚包，問他們能不能做出來。
當時太平制衣廠的老工人通宵加班，拆包，按原料手工制作。張對仿制的時裝包非常滿意，決定在這裏生產。當時香港正處於勞工危機，張的工廠難以為繼。
太平手袋廠總經理說，正是那個通宵加班的人，讓張覺得他們是壹群能幹的人。"他想要的是盡快交貨。"。張在太平鎮投資建了壹個50人的工廠，生產手袋。他投資機器，生產原材料，負責銷售。太平服裝廠只負責生產，變成了手袋廠。
三個月後，張關閉了香港的200人工廠，300臺機器全部拉到虎門，專做“三來壹補”企業。
唐治平介紹，當時中央的精神是引進外資，解決勞動就業問題，解決溫飽問題。當時是勞動密集型，太平手袋廠達到了這個效果。工廠發展了壹年後，因為太平鎮本地人少，就去江西九江招工，壹年招200人。
張是第壹個到內地投資的港商，他有魄力，有眼光。唐治平說，當時香港人對內地有抵觸情緒，“他們都害怕自己的企業將來被沒收”。張成功之後，很多香港人都來參觀。“很多人都來看能不能做。”
張帶來的不僅僅是投資，還有新的管理模式和廠房。為了提高產量，張要求在香港實行按勞付酬的分配模式。
在太平手袋廠，每壹道工序都是有賬的，工資結算的時候也是按照這些工作量來算的。第壹個月過後，工人們支付的工資在方圓引起了轟動。
當時工人的工資只有24元，而太平手袋廠每個人第壹個月的工資就超過了100元，有的人甚至達到了200元。
唐治平說，在過去的幾個月裏，工廠的工人人數達到了500人。很多當地人擠在門口，“找後門，進廠”。有人在扛雞蛋，雞鴨鵝在家門口堵著，要求去廠裏打工。
太平手袋廠原來的車間是太平竹廠的舊樓，只有兩層，壹年後建了三個車間。當時內地多使用15瓦白熾燈。張來了之後，要求換成壹體式日光燈，工廠經常通宵趕工，跟白天壹樣。
張在大陸的生意逐漸壯大，同時開始在中山、南海等地生產旅行箱。三年後，張與太平手袋廠的合作合同到期，廠房和機器轉移到內地。“張離開後，我們看到了商機，開始自己加工手袋，”說。太平手袋廠也從“三供壹補”變成了飼料加工企業。
“目前東莞自然有很多這樣發展起來的企業。”在唐治平看來，太平手袋廠的模式是整個東莞企業的縮影，從來料加工到來料加工，從出口到內銷。①
三角洲電子西遷
90年代初，臺達轉戰大陸的最初動力是大量訂單與勞動力資源短缺的矛盾。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臺灣省人力資源相當匱乏，訂單下了，貨送不出去，企業很難擴大生產。
曾1992第壹次去中國大陸東關，驚訝地發現這裏的地價和人工成本都很低。當時臺達支付給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在350元人民幣左右，在大陸算是比較高的了，而臺灣省工廠的平均工資是這裏的7倍。此外，東莞政府在土地上給予了很多優惠，這使得東莞在當時具有吸引力。於是曾做了壹個大膽的決定:臺達的東莞工廠提前擴容到3000人，比當時管理的臺灣省工廠規模擴大了壹倍多。
雖然要實現產業配套需要從臺灣省轉移大量設備到東莞，運輸成本增加了很多費用，但利潤率仍然達到15%，而臺灣省同樣生產的利潤率只有10%，大陸低制造成本優勢明顯。
因此，臺電在投資的第二年，就決定在東莞建廠，計劃產值4億新臺幣，是當時臺達臺灣省電廠的4倍。
在內地低成本優勢的刺激下，臺達電子開始在東莞快速擴張。
1994下半年，臺達東莞壹廠16000平米廠房建成，在動力設備產品的基礎上增加了風機產品線。1996年底，臺達東莞工廠建成投產，而1997年，臺達在東莞的產能擴張達到頂峰，壹年內分別建成三家、四家和五家工廠，涵蓋電源、通訊產品元器件、網絡和無線傳輸產品。
隨著臺達和更多IT企業在當地的擴張，圍繞其誕生的核心產業配套產業集群逐漸形成。據東莞相關部門介紹，由於臺達電子的落戶，石碣鎮周邊已經形成了壹條規模較大的五金產業鏈。這裏的工廠生產的螺絲和散熱片大部分都是直接供應給臺達電子的。①
2.當地私營企業的發展
(1)開始做配角。
如前所述，東莞是壹座由外資企業打造的新城市。作為內生經濟的本土民營經濟，改革開放之初主要是為外資企業提供支持，扮演“跑龍套”的角色。
東莞本來就是壹個農業縣，沒有工業基礎，民營經濟發展比較薄弱。當地私營企業多為個體工商戶。改革開放後，在以“三供壹補”為主要形式的外資企業帶動下，東莞逐漸形成了壹批以加工車間為主要形式的民營企業，為外資企業加工零部件或半成品。當時進入東莞的外資企業大多屬於輕工制造，如電子、服裝、五金、制鞋、毛紡、家具、玩具等。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外資企業越來越多，外來務工人員逐漸增多，東莞這個在農業大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城市已經無法承擔服務功能，客觀上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通過自身發展或通過村集體土地流轉完成原始積累的農民抓住了這壹機遇，自發地興辦起了商業、餐飲、賓館、娛樂、物流等。這可以算是東莞民營經濟的第壹次高潮，第壹次轉型。
(2)轉變觀念，爭當主角。
與外資企業的發展相比，東莞民營企業的發展相對落後。除了歷史基礎薄弱之外，各級政府的發展理念與民眾觀念的偏差也是重要原因。據東莞市民營經濟發展協調辦公室主任彭日東在接受東莞日報采訪時介紹，改革開放之初，東莞政府最重要的就是招商引資。各級政府對港澳臺地區和海外投資者非常熱情。如果有好項目，政府總是壹路開綠燈，對外經濟是東莞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相比之下，東莞的民營經濟待遇要差很多。項目難，貸款難，證書難，扶持民營經濟的政策少。那些年，東莞民營經濟在夾縫中生存，處境十分艱難。①
受政府發展理念的影響，東莞人對民營企業的發展也缺乏信心。很多企業主明明是東莞人，卻想盡辦法在鏡外註冊公司，然後回來發展，成為“外商”。因為當時外資企業在東莞投資可以享受很多優惠政策，所以這些人就想方設法冒充外資企業。
進入新世紀後，壹方面，東莞外資企業發展依然強勁，但吸引外資的“政策窪地”和“成本窪地”優勢逐漸喪失，不少外資企業在內地尋求新的投資空間，進壹步降低成本；另壹方面，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人口的膨脹，城市服務功能短板的問題日益突出。這些問題迫使東莞市政府調整發展戰略和工作思路。
2001年5月，東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壹網兩區三牌”的戰略思路，其中“三牌指城市牌、外資牌、民營牌，這意味著民營經濟首次與外資經濟享有同等程度的重視。
同年，5438年6月+10月，市委市政府正式出臺《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意見》提出放寬民營企業在經營領域、人才引進、進出口等方面的準入門檻，決定在財稅政策、融資渠道、行政服務等方面給予民營企業支持。
2006年4月，東莞再次出臺《關於進壹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首次將“兩自”企業納入市財政重點支持名單，支持民營企業量力而行，進壹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在上述有利因素的帶動下，東莞迎來了民營經濟發展的第二次高潮。
第壹，民營經濟有三個突破:2007年，登記註冊的個體工商戶超過40萬戶。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全市三分之壹，真正實現“三分之壹天下有其壹”。非公經濟稅收在前11個月已占全市稅收的40%。①
二是湧現出壹批特色鮮明的專業鎮村。其中，虎門鎮擁有民營服裝生產企業600多家，服裝布料市場22個，是“中國女裝名鎮”。大朗鎮有1，000多家民營紡織企業。40%以上的產品銷往國際市場，還占有國內25%的市場份額，是“中國羊毛衫名鎮”。此外，昌平的物流，長安的五金，清溪和石龍在新城的電子、會展、旅遊都各有特色，優勢明顯。
第三，建立了壹批高科技私營企業。目前，東莞市市級以上民營高新技術企業800家，其中省級206家，省級98家，占全市高新技術企業總數的近壹半。東莞民營科技企業創造了“中國名牌產品”6個、“國家免檢產品”8個、“中國著名商標”2個、“廣東名牌產品”40個、“廣東省著名商標”36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