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7月1日(清鹹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 張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余兼營壹個制糖的作坊。 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清鹹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壹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臯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臯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註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臯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臯縣張家開始用冒名壹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壹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註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余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壹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裏，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壹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壹等第十壹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裏，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壹，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壹甲第壹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壹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壹分壹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裏，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壹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誌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壹等第十名，“初定十壹，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裏，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壹，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壹甲壹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借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幹實權。名噪壹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壹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遊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壹，將光緒十九年（1893）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壹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 張謇（前排右三）與暨南學生合影
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壹、二兩廠已經***獲凈利約370余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壹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面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壹。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範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壹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壹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範，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範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壹所師範學校，它的建設標誌著中國師範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 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臺。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裏東臺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臺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壹定的貢獻。如於民國8年（1919年），在東臺獨資創辦壹所師範學校，取名“母裏師範”。校址在臺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臺市玉帶橋邊。 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臺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竈）、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竈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臺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壹所，建房80余間，占地30畝，雇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臺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壹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壹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臺，再由東臺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臺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臺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鬥，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壹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壹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註冊，並且取得了“百裏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壹個人辦壹縣事，要有壹省的眼光；辦壹省事，要有壹國之眼光；辦壹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壹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壹個巨大空間。這是壹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壹樣，大生壹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壹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壹。 據《南通縣圖誌》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壹個彈丸小鎮因為壹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壹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 像這樣壹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壹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壹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壹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壹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蕩，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壹，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裏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壹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壹革命，什麽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壹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蘇。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壹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壹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