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中國 日本 文化 交流 政治 經濟 遣唐使 社會生活
唐朝之於日本的交往，最重要的應是其遣唐使。618年唐朝建立後，很快出現國力強盛、各方來朝的局面。623年，曾為遣隋使成員的惠日上書天皇，認為“唐律令齊備”，應派遣使者。630年，朝廷任命犬上禦天田為最初的遣唐使，出使唐朝。壹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建議停止派遣止，日本前後***任命19次遣唐使節團，成行15次。另外褂?0次非正式的日本使者，唐朝也10次派使節團訪問日本。遣唐使節團成員有大使、副使、留學生、留學僧、水手、醫師等，早期200人左右，後期多達到500人左右，分乘四艘船，但到長安或洛陽的使節僅幾十人。留學生、留學僧在唐朝逗留時間較長，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且回國後積極加以傳播。遣唐使的任務除在政治上發展同唐朝的睦鄰關系以及在經濟上換取宮廷貴族需求的珍貴物產外，更重要的是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制度、律令、文化、佛教等。 [i] 九世紀末遣唐使停止的原因主要是航路危險、唐朝衰敗、政府財政困難、民間貿易興起等等，但兩國之間連續200多年的頻繁往來，對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下面就從這幾個方面來簡析唐朝對日本的影響。
壹． 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
日本學習唐朝首先始於它的政治思想制度， 聖德太子當政的時候推行政治改革，確立了以儒、佛為核心的治國理念，他取代了以前的事性制度，原來日本實行的是事性制度，某壹個事或者某壹個性圍繞著他，是這種制度。而聖德太子他引進中國的儒、佛之後呢，具體中國的制度制定了官位十二節制。
它包括德、任、理、性、制，制定官員的等級，然後並且根據佛教和儒家思想制定了憲法十七條，通過這些改革提高了天皇的權威，推進了中央集權體制的形成，但是在聖德太子這些政治家去世之後，大和政權內部出現了混亂，在公元645年，以中大休皇子為首的改革派，發動政變，推行新政，並且向唐朝派遣使者，這就是初期的遣唐使，但是這個遣唐使，壹般的壹組是四艘，那麽每艘乘坐的人是壹百人，所以說遣唐使的使節團最多的時候能夠達到五百多人，在當時那個社會情況下，達到五百多人這麽壹個規模的使節團那是非常龐大的。這些遣唐史到了唐朝之後，把唐朝這種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這些制度帶到日本，對推動日本的政治、經濟制度改革發揮了重大作用，中大休皇子他發動政變，雍立孝德天皇，他自立為太子，並且仿照唐朝將日本的年號改為大話，這就是大化改新。
那麽在646年日本政府發布改新詔書，頒布新政大綱，據日本書記記載，其主要內容如下：第壹是廢除皇族和毫族的私有力，私有民在這之前日本是實行的土地私有，還有私有民，老百姓也屬於某個貴族。第二整頓國都和地方行政組織，實行國君制度，這也是模仿唐朝的。第三制作戶籍記帳，實行搬田收受法。第四，制定新的收稅法。此外為了國家的統壹修改官位制，那麽整頓身份制度，把老百姓分成良民和賤民。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像班田收受法，功績公民這些都是當時唐朝的制度，大話改新是日本向唐朝學習建立律令制的開端。通過大化改新，日本增強了國力，也促使日本開始從各個方面開始學習唐朝文化。
在統治思想方面，天皇朝廷大力提倡儒學和佛教。政府建立培養官吏的教育機構，中央稱為“大學”，地方稱為“國學”。大學的學生為官五位以上子弟，考試合格者錄為官員，但根據有關規定，五位官僚以上的子弟可自動成為官員，即所謂的“蔭位制”，因而大學不過是強化貴族子弟的文化修養之地。大學的課程有習《論語》、《孝經》等經書的明經道、習律令的明法道、習漢文歷史的紀傳道等。國學的學生多為郡司子弟。佛教在國家保護下繼續興盛，聖武天皇在741年下詔建立國分寺，即每個“國”建立壹個國家寺院，同時在743年下詔造大佛塑像，歷經10年終於建成東大寺大佛。當時還有“七大寺”以及“南都六宗”之說，也就是建造藥師、大安、元興、興福、東大、西大、法隆等七個較大的寺院及三論、成實、法相、俱舍、華嚴、律等六個佛教流派。但在奈良時代初期，主張“若順經典，能護國土，如違憲章，不利人民”的法相宗深得朝廷的支持，因而比較興盛。754年，大唐和尚鑒真東渡日本以後，天皇朝廷賜田地，建寺院，予以支持，因而律宗在日本得到廣泛傳播。由於佛教的國家化，當時名聲較大的僧侶既是宗教家、學者，又是地位較高的政治家，深受天皇的信任。
此外，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01年）頒布《大寶律令》，養老二年（718年）修成《養老律令》，幾乎全是抄襲唐朝的律令制度，行頒田制，造戶籍，修京師官署郡國驛站，都是模仿唐朝的做法。其後日本的幾代天皇持續不斷的推行律令制，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官吏制度、身份制度、土地制度和稅制、編譯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和裁判制度，這樣以律令制為基礎的封建國家制度基
二、文化藝術方面的影響
通過中日兩國頻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繼出現了受唐文化影響的白鳳文化、天平（奈良） 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貞觀）文化。
白鳳文化是指從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遷都奈良前壹段時期的文化，由白雉年號（650—654年）而得名。這壹文化仍以佛教文化為中心，但前期受大陸六朝文化影響，後期受唐朝文化影響。天武天皇時期確立了以伊勢神宮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嘗會制度，同時大力保護佛教，實施佛教國教化，為此建造大官大寺、藥師寺等官寺，舉行講解護國經典法會。各地貴族也紛紛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時，全國***有545所寺院。作為白鳳文化的代表，當時遺留下來的代表性建築有藥師寺東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藥師寺金堂藥師三尊像等，代表性繪畫有法隆寺金堂壁畫、高松冢古墳壁畫等。另外還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創作的漢詩作品以及額田王、柿本人麻呂創作的長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錄在奈良時代編撰的《懷風藻》和《萬葉集》中。
雖然天平文化取自聖武天皇在位時的天平年號（724—748），但在廣義上是指整個奈良時代（710—794）的文化。這壹時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響，並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內的貴族文化。這壹文化首先體現在為樹立天皇家族神聖權威而編撰國史上。712年成書的三卷本《古事記》，利用假名表記，以天皇家族為中心，講述開天辟地、天孫降臨、神武東征、武尊討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內容多神話傳說，但從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時期的某些痕跡；720年成書的30卷本《日本書紀》，是漢文編年體史書，內容從神話時代壹直到697年的持統天皇，史料價值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續到平安時代中期，***有六部用漢文撰寫的歷史書籍，即《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書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包括《日本書紀》在內，統稱《六國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諸國編撰山川名稱來源、鄉土特產、古老傳說等，即漢文記載的地方誌《風土記》，目前僅剩常陸、出雲、播磨、豐後、肥前五國的《風土記》，而且大多殘缺不全。[i]
在文學藝術方面，奈良時代也較前壹個時代出現了長足的進展。其中以假名寫成的《萬葉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約4500首和歌，作者從天皇到平民、關東的農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繼白鳳文化時期的額田王、柿本人麻呂之後，山上憶良、大伴家持為奈良時代的歌人代表，統稱為四代歌人。奈良時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築物有東大寺法華堂、正倉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東大寺法華堂執金剛神像等，代表性繪畫有鳥毛立女屏風——樹下美人圖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響的痕跡。特別是在收藏皇室寶物的正倉院中，其物品充分顯示了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八世紀末到九世紀末的平安初期（弘仁?貞觀）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響，但在這壹時期，民間佛教興起，而且將外來宗教與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習合”。著名僧侶最澄隨遣唐使到唐朝，回國創天臺宗，自建戒壇，確立了延歷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壹個著名僧侶空海亦曾在唐習密教，回國創真言宗。兩流派均主張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據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築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帶神秘感。另外，由於采用漢文，中國文學史上的形式風格乃至思想內容都影響到了日本，並給日本以文學啟示。日本最早的漢文詩集是《懷風藻》，《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都成於唐中葉，深受六朝到唐初駢體文的影響，最古的和歌《萬葉集》，日本人比做中國的《詩經》，五七調的確立，系仿中國五七言詩，長歌系仿樂府古詩，詩歌體裁或仿劉伶《酒德頌》，或仿李白《月下獨酌》等。此外，如遊宴，贈答，和歌，題詠，送別等，大抵皆襲取唐朝詩人意境，日本最有名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銅壺卷，就受到了白居易《長恨歌》的啟發。
由於政府官員多為擅長唐文化的文人、學者，而且宮廷常召集詠漢詩的宴會，因而出現了許多優秀的漢詩集，致使該時代在文學史上被稱為“國風黑暗時代”。
唐代中國經濟文化均為世界翹楚，穩定的統治，開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外交通均為唐文化的對外散播打開了便利之門。
327年，佛教從中國傳入高句麗，並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日本入唐學問僧人除將中國佛教各宗派帶回日本外，歸國攜去經典極多。日本奈良時代（710---794）的所謂的古京六宗，均為中國的宗派，如唐初道昭,智達，智通來從玄奘受學，其後又有智風，玄肪來從智周受學，歸國後分為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後中國鑒真法師赴日傳法，日本又成立了律宗。
入唐學問僧人除在弘法傳教方面做出傑出貢獻外，還極大推動了漢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空海，空海來唐的目的雖然是為了研究佛學，但他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不僅限於佛教，除了將大批佛典等帶往日本外，空海等帶回的典籍還包括《劉希夷集》，《王昌齡集》，《朱千乘詩》，《貞元英傑六言詩》，《雜詩集》，《雜文》，《王智章詩》等大批詩文作品和唐代書法作品，由他編纂的《篆隸萬象名義》，則是日本第壹部漢文詞典，對唐朝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另壹部重要的著作《文鏡秘府論》不僅促進了日本對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漢唐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8世紀以前，日本使用漢字作為表達記述的工具。留學生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國漢字的標音表意基礎上，創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同時，日文的詞匯和文法也受到漢語的影響。
三、社會生活的影響
公元709年，日本遷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設規模完全模仿長安，甚至街道的寬度與排列方法也幾乎壹樣，也有“朱雀街”“東市”“西市”等名稱。8世紀後期，日本又遷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長安建都城。日本建於7世紀後半期至8世紀後半期的難波京，平城京，長岡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長方形，以南北中軸線縱貫城市正中，於軸線北端置宮城，軸線左右兩側對稱的布置裏坊，顯然，模仿了唐長安的特點，特別是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不僅都城的形制和布局仿效長安，連太極殿，朱雀門，朱雀街等名稱也是襲用長安城的。京都設大學，各國設國學，學校教授經書。
鑒真和他的弟子作為傳播唐文化的“使者”，除將律學帶帶日本外，他們對於天臺宗義也深有研究，帶到日本去的經典中，以天臺章書最為完備，因此，他們是天臺宗傳到日本去的先驅者。同時，由於鑒真的博學，使他在雙目失明情況下，仍在校訂日本佛學經典以及醫學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由於在出國前著意延攬了各方面人才，鑒真和他的弟子們對日本天平文化在漢文學，雕刻，繪畫，建築等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其中特別值得提及的是鑒真與他的弟子們在759年（日本天寶字三年）營建的唐招提寺及寺中盧舍那佛，作為日本國寶，至今仍屹立在奈良市，提供了唐朝建築影響日本的壹個典型例證。
與此同時，日本人的生活習尚、節日風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響。在生活習慣上，也習染唐風，學會唐朝制茶方法，後發揚光大，形成獨具風格的茶道，日本人也在重陽節登高，日本的傳統服裝和服也是由唐朝服裝改進而來，他們還向唐朝學會了制豆腐、醬油、榨糖、縫紉等工藝，圍棋也於此時傳入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所保存的許多文具，衣飾，屏風，樂器等都來自唐朝。唐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正如日本壹位漢學家內藤湖南所說：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壹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堿水壹樣，日本民族和中國文化壹接觸就成了豆腐了。這深刻地說明唐朝對日本的影響是多麽大--它促進了日本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可以說中國文化的輸入對日本建國初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和作用。如果沒有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輸入，那麽日本的歷史就會發生改變，他可能還要在黑暗當中摸索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正是因為有了唐朝對它的影響，所以它才很快的發展起來。所以我認為這對它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那麽正是在這壹時期，我們中國文化開始在日本這條未開的土地上播撒下了種子，它是壹個未開的土地，未開發的土地，我們中國人在那兒撒下種子，並且生根發芽，為日本本土文化的誕生奠定了基礎。如果沒有中國當時的文化，那麽就沒有日本的本土文化進壹步的發展。但我們決不可堅定的認為日本文化就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的確正如前邊所敘述日本文化中包括著太多了中國元素如宗教道德文學藝術等等，這些都可以認為是在歷經千年的歷史中日本對中國文化源源不斷吸收的結果，日本建國之初，我們剛才說了，不但借用了中國的漢字，而且引進了當時唐朝幾乎所有政治經濟法律以及文化典章制度，還把漢詩和文章作為做官的必要條件，江戶幕府時代，日本就將儒學作為日本的核心價值觀，而且這種做法延至到了明治時期，可以說，中華文化深入到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說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母體似乎並不為過，但是如果我們做進壹步思考的話，這種比喻或者說是判斷是不準確的，首先從文化學的角度來講文化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日本列島自古就有先人居住，在繩文時代也就是公元壹萬兩千年到公元前三百年以及民生時代公元前三百年到公元二百年這段時間日本列島已經存在原始部落和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這個民生時代水稻耕作技術已經傳入日本，農耕文化已經誕生，日本文化中雖然有很多中國元素，但根本上還保留著其自身農耕文明的基因。 吸收外來文化，最重要的在於選擇消化，日本模仿盛唐教育制度而不興道教，抄襲中國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會禮俗而不學纏足，殊不失為明智，看日本消化中國文化的成就，可以給我們創造新的現代文化以不少啟示。中日文化的比較學習，使我們感受到了唐與日本交往中所顯示的強盛，同時還感受到日本民族是壹個非常善於向先進文化學習的民族，這種好學精神有利於推動本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唐日友好往來的歷史也告誡後人，只有和平友好往來，雙民族才會***同進步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