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有壹章值得我們專書，那就是中國的陽明學(王雪)在明代傳入日本，並在日本產生了壹系列耐人尋味的影響。由此，我們自然會想到浙江余姚的王陽明先生。
王陽明，即王守仁，被稱為博安。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卒於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因其曾在會稽建陽明洞，又名“陽明子”，故學者稱其為陽明先生。王陽明是明代中期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恢復了300多年來默默無聞的香山學的地位，創立了中國陽明學(王雪)。明代中期以後，形成了復雜的陽明學流派。
王陽明生前雖未到過日本，但其思想遊歷日本，對島國從理論到實踐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恐怕是陽明先生生前始料未及的。
1.王陽明與日本陽明學
首先說說王陽明和安貴武的密切關系。
在日本，陽明學者出現在17世紀中葉以後。但早在室町時代，日本人就與王陽明有交往。公元1510年，日本佛教高僧，五嶽元老之壹，前往安古烏(公元1424-1514)，87歲(或83歲)前往中國，但因逆風而未果。明武宗朱厚照向其使命進貢後，欽佩其高齡，命其住於寧波魚王山廣利寺，並賜金袍壹件。其間，遼安經常與當地文人交往。1513年，王陽明和他的師父徐哀在思明途經寧波時，與尼姑庵相遇。同年五月，王陽明聽說安貴武即將東歸，是《序寄日本使安僧回國》的禮物。這篇序言沒有收錄在《王文成公全書》中，但收錄在日本相關典籍中，如石曼的《現朝僧人傳》、伊藤微山的《鄰裏信劄》、齋藤的《濯堂文話》、伊藤托雅的《柴可錄》等《贈序》原本藏於山田寺衙，後流傳至塔米藩九鬼子爵舊居。日本學者非常重視這壹歷史事實。井上哲二郎說:“桂武與陽明的接觸是哲學史上絕不能有的事，這是事實。川田鐵彌在《朱成留日學的起源》壹書中認為:“如果除了桂武的禪宗之外，還學習朱成的余姚學，知行合壹是日本王雪所提倡的目標，而在斯！竹內義雄在《儒學的精神》中直接指出:“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始於安貴的啟蒙。“但是，桂武回國後第二年就去世了，恐怕桂武在當時也無法為陽明學的傳播做出更多的貢獻。但是，貴武與陽明學的親密友誼，以及陽明為他送上這篇精彩故事的序，才真正是日本與陽明學接觸的開始，這也可以看作是日本陽明學的起源。
雖然日本在17世紀中葉之前沒有陽明學者，但據日本學者柴田五郎考證，日本最早的《手工藝品》版本刻有常青到魯園的禪宗高僧“坦坦”初版，中江藤樹後人流傳下來的《手工藝品》有“慶安參與出版中秋風月派”字樣，但出版日期不詳。但從各種材料可以推斷，陽明的文學作品、選集、語錄、手工藝品都是在16世紀中葉“後五嶽僧”時期傳入日本的。當時，壹大批禪僧、醫生和朱學者懷著對壹門新知識的好奇，廣泛閱讀王陽明的著作。例如，日本齋藤優子學派的創始人藤原啟治和林羅山就明顯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但這個時候，譚隊長就成了日本的陽明學。作為壹個學派，日本陽明學派發端於中江藤樹。
其次，看《王陽明全集》和日本陽明學的建立。
前面說過，日本陽明學的創始人是藤樹中江(公元1608-1648)，名原，字順，號玄默、奕譞。因為我經常在藤樹下講課。被尊稱為“藤木先生”。河(今滋賀縣)附近的人。又叫“近江之賢者”。32歲之前，藤樹基本上信奉齋藤優子教。32歲到37歲之間，他讀了王陽明弟子王績(隴西人)的語錄，開始從齋藤優子學轉向陽明學。直到37歲時，他“買”了《楊書》來讀，沈倩反反復復學到了很多東西。.....然後豁然開朗，多年的疑惑開始釋放。”除了驚訝之外，他還寫了壹首詩來表達他的抱負:薛雖新，八年未真；上帝保佑太陽，讓它來到泰國，現在它似乎恢復了活力。“因此，他致力於陽明的著作，完全轉向陽明學。他親筆寫下“致良知”三個大字，揭在門楣上，並讓他所有的學生學習《王陽明全集》。作為陽明學者，中江藤樹沒有重復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命題，而是王力可陽明，他認為“心”是萬物的本體。他說:“心是系統的總稱，太極也是異名。合理的氣，統壹的氣質...它的偉大不算什麽，但它的渺小也不算什麽。“因此，成為日本陽明學的始祖是當之無愧的。這也說明王陽明思想第壹次在日本開花結果。
第三，王陽明思想與其他日本陽明學者。
日本陽明學在中江藤樹創立後，大致可分為兩派:壹派是內省性很強的德派(救育派)，如元岡山、、春日千安等人，其中以元岡山為中心，忠實地繼承了藤樹的思想。另壹派註重實踐，是以改造世界為使命的功勛派，如熊澤範山、大鐘燕齋、吉田松陰等人。其中，既有領導城市平民起義的人(為達鐘燕翟)，也有幕末仁人誌士(如吉田松陰)。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日本陽明學總體呈馬鞍型。也就是說，第壹次高潮是以陽明學始祖藤樹中江及其弟子熊澤範山(早期陽明學)為代表的。熊澤範山死後(公元1691)，進入沈寂階段，近百年來沒有出現有影響的陽明學大家。江戶中期，雖然三輪齋戒(公元1669-1744)在1712重印了王陽明的《手藝》，但並沒有形成陽明學的回潮。這可以算是壹個過渡時期。直到18年末、19年初，也就是江戶時代晚期，陽明學才再度興盛，形成了與齋藤優子比肩古學之後的局面。
作為壹個日本陽明學者，毫無疑問，他與中國的王陽明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以下是日本陽明學前後期的幾個代表人物的例子。中江藤樹已經如上所述。他的弟子熊則山(公元1619-1691)是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的熱心宣傳者。23歲時，他愛上了中江藤樹，並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後來通過元崗山了解到陽明學的“良知”理論。任職前，受到諸侯池田博正的高度重視。受熊澤範山的影響，池田博正逐漸傾向於學習陽明學，並邀請中江長子藤樹和他的師父壹起探討文武之道。中心人物自然是熊澤山。他曾經為這些人起草過《遊園公約》的學習規則。第壹個是“今天，各種思想流派的慣例使良心至高無上。”熊澤範山在回憶這壹時期的生活時也說:“當時是為了良心的目的而獻身的。”後來，飯山隨池田博正去了江戶，壹些知名人士和窗簾收藏家也來飯山求教。就這樣，由於番山的宣傳，陽明學的影響日益擴大。
後期陽明學代表人物之壹的佐藤翟逸(公元1722-1859)，利用其在官學(齋藤優子學)中心的法律地位，大力推廣陽明學。也可以說，翟逸是在官學的包圍中發展陽明學的。翟逸於19年成為幕府的儒生，曾在幕府“官學”的大本營長平泉任教。不少於3000人來到庶人門前。他的弟子中出現了許多活躍於幕末政壇的思想家和活動家，如香山佐助、關、等，為明治維新造就了壹代英才。
後期陽明學的另壹個代表人物，大鐘燕齋(公元1796-1837)，本名侯素，本名，本名鐘齋，俗稱平四郎。他在思想上信奉王陽明的“良知說”，但在政治上卻竭力將良知說付諸實踐，可以說是近代日本陽明學者中的“實踐”二字。1837年，日本“自然饑荒”期間，大阪米商乘機囤積糧食，價格猛漲。饑餓的乞丐餓死在街頭。為了幫助災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聚集了300名學生弟子、城郊農民和城市貧民，舉行了著名的“大延平四郎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了，達揚本人也自焚了，但它沈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者，傳播了平等的思想，鼓舞了人民，影響很大。
總之，從1508，王陽明37歲時，在貴州隆昌頓悟，從而開創了中國的陽明學；到1644年，37歲的中江藤樹已經完全轉向陽明學，開創了日本陽明學。雖然相隔130多年，但從王陽明與安貴武交往開始，到王陽明在後五山出家時著作傳到日本，日本陽明學誕生的思想條件已經準備就緒。日本陽明學者在朱學壹統天下的形勢下，吸收和宣傳了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壹”等基本思想，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日本陽明學。這的確是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壹書的篇章，需要深入研究。
二、陽明學(王雪)與日本近代史
如前所述，王陽明思想傳到日本後，作為壹朵理論之花，在日本形成了陽明學。但由於王陽明哲學思想的內在邏輯要求，必然會從理論走向實踐，並在實踐中結出豐碩的果實。如果說王陽明沒有意識到這壹點，那麽，作為王陽明的繼承者，日本幕府末期的陽明學者們是有意識的在努力的。
眾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史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的，所以我們先以王雪與明治維新的關系來討論王雪在日本現代化中的作用。
首先為明治維新運動準備了壹批優秀的人才。
在德川時代的200多年間，明治維新前的德川，日本齋藤優子學派始終處於官學的主導地位，而作為下層武士和市民階層意識形態的陽明學則處於被壓制和排斥的地位。尤其是幕府於1790年(寬正二年)頒布異宗禁令後，朱學派被視為唯壹的正統思想，而陽明學則被視為反叛的異端學說。然而，在幕府的最後幾年，陽明學(王雪)成為改革者普遍相信的哲學，並因此為改革運動創造了壹批傑出的思想家和領導者。
佐藤翟逸門下人才輩出，如佐佐木香山(公元1811-1864)、橫井小南(公元1809-1869)，都是當時著名的西方人，同時也是陽明學者。他們以陽明學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了“東方道德，西方藝術，精與粗，內外兼修”等思想，打破了儒家思想的孤獨和陋習，開辟了吸收西方科學文化的新風，為開埠做了思想和輿論準備。
在香山的薩庫堅門生中，如吉田松陰(公元1830-1859)、盛海舟等，都信仰王雪。明治初期的啟蒙運動骨幹，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樹等也出自香山門。
吉田松陰是維新運動時期的先驅思想家和教育家。宋寅回憶說:“我曾經讀過王陽明的《傳記》，挺有意思的。施立的焚書也是陽明學，所以說話要小心。借用日子到《洗心洞劄記》，大衍也是陽明學，可以壹觀。但我並不專研陽明學，但其學是真的，對我也往往是真的。”在陽明學的影響和鼓勵下，他積極倡導尊王抗洋，投身於倒幕運動。
吉田松陰以他叔叔的名義在家鄉創辦了松下村學校。據說他80歲的學生中，有將近壹半為明治維新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明治維新前後，伊藤博文、城戶孝、高杉信作、山縣有朋、井上馨、前原壹誠、久阪玄碩等許多傑出人物，都出自宋寅門。
高杉信作(公元1839-1867)，吉田松陰的高僧弟子，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壹，讀了王陽明的《列傳》後寫了壹首詩:“王雪振興聖學，古今雜論湮沒無聞。只有能相信良心二字的人，才是在義帝之上的人。”
西鄉隆盛(公元1827-1877)是薩摩亞氏族的首領，也是壹位獻身於王雪的政治家。他以陽明的知行思想為理論武器，積極參與幕政改革和勤王運動；為了把大政還給天皇，他親自擔任總督府參謀，征服幕府將軍；為了改革舊制度，他發起了廢封建改郡縣的討論；因此成為日本勤王運動中的第壹功臣。
正是這些信奉或傾向於陽明學的傑出人士，以陽明學為理論武器，倡導尊王抗洋或推翻建國，推動了明治維新，瓦解了日本封建制度，從而開啟了日本社會現代化的大門。而明治的開國元勛伊藤博文和西鄉隆盛，受陽明學的影響，直接主張民權、民主、廢宗，為日本實現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說:“日本的維新也是王雪領導的。”梁啟超也說過:“治日本之變法，學心性也是有用的。”這些論點符合日本的歷史。
其次，陽明學與日本對近代西方科學文化的吸收。
西方文化傳入日本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中野，當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傳教士和商人來到日本，傳播中世紀南歐的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和壹些實用技術(如槍炮和火藥的使用)，與現代科學文明接觸甚少。當時稱為那滿之學，簡稱“滿學”。但17世紀初，德川幕府開始禁教，到了30年代，從禁教發展到禁西書，實現了“鎖國”政策。至此，與西方文化的接觸和交流被壓抑了近壹個世紀。
但幕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後，雖然西學傳播大受挫折。但純科技類的書籍不在禁書之列。1720年，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下令“放寬禁令”，采取積極態度引進西方書籍，歐洲文化重新傳播。這次傳入日本的歐洲文化稱為“藍雪”，主要指荷蘭人和荷蘭書籍帶來的歐洲文化知識。此外，來自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編纂的天文學和地理學書籍也介紹了西方科學和文化。但直到19世紀初，自然科學知識主要在日本傳播，如醫學、動植物學、天文學、地理學等，社會科學幾乎無人知曉。因此，這壹時期傳播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仍然是片面的。
最後補充壹點，網上問這些不太合適。如果妳真的對歷史和政治哲學感興趣，我推薦這本書，《王陽明與日本關系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