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溫州人哦···我身邊的人做生意很有魄力的，都賺大錢的···
當然了，做生意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溫州人也是吃苦耐勞的 溫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
在溫州人眼裏，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否賺錢才是最主要的。正因為如此，溫州人才四處闖蕩，占據了外地人不屑壹顧的那些領域，不聲不響地富了起來。溫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當老板，且敢冒當老板的風險。他們不論幹什麽，生活中總充滿樂趣，而且敢於生活，善於生活，灑脫，頑強，從不失望。
溫州人與歐洲人的“文化沖突” 溫州人三次大起大落的經商故事 中國“猶太人”2005炒什麽
溫州人走在廣東人前面 溫州人：經濟動物 溫州人的海外生意經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角角落落都活躍著壹群群浪跡天涯、不辭勞苦、精明肯幹的溫州人。最初，他們十分不起眼，人們只是從修鞋、小發廊、小商販中認識他們的。溫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靈秀外，就是默默地幹活，做生意，他們與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販沒有什麽兩樣。但是，慢慢地，溫州發廊、溫州服裝店、溫州電子城、溫州產品越來越多，各種溫州產品包裝、標牌、證書、徽章也越來越多。壹時間，溫州貨充斥全國。漸漸地，人們對溫州人由漠視不屑，到興趣十足，到驚奇欽羨，到仔細探究：溫州人咋的啦？這麽多，這麽會賺錢。
溫州人做生意，註重從小處著手。溫州人務實苦幹，只要有壹分錢賺，溫州人都會不遺余力地去幹，從不好高鶩遠，從不好大喜功。溫州人賺錢，從零做起，壹步壹個腳印，踏踏實實，壹絲不茍，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錢賺不來，小錢不願賺，只好兩手空空，而壹味抱怨天不助我。
紐扣、標簽、標牌、商標、小飾品、小玩具，這些外地人看不上、懶得做的“小玩意兒”，溫州人都做，他們不怕賺錢少，就怕賺不來，溫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國。溫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場的路，他們辦起企業來，也不像北京人、廣東人追求大氣派、大產品，同樣是從小處著手，填補全國小商品市場的空白點。這裏尤以樂清縣柳市的五金電器、永嘉縣橋頭鎮的紐扣、蒼南縣金鄉的小商品最為著名，最為典型。
但是，溫州人是有眼光的，當他們積蓄了資本後，就會把產品由小做大，最後從紐扣到服裝、鞋子，從電子元件到成套電子設備，從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產業，並且涉入房地產、金融業，於是溫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做生意先從小處著手是溫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戲，也是他們走向成功的奧秘。
善於推銷
溫州人最善於推銷。
溫州人“臉皮厚”。他們不怕碰壁，也不怕別人不給好臉色看，他們只有壹個念頭：不管妳怎麽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賺妳的錢!他們用笑臉，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們的產品送到全國各地，也把全國各地的人吸引到溫州來。
曾幾何時，溫州的農民購銷員在14萬人以上，像蝗蟲壹樣滿天飛，人稱十萬大軍闖南北。
柳市五金低壓電器專業市場，有4000多名購銷員常年在全國活動。被譽為東方最大紐扣市場的橋興紐扣市場，有近萬名農民購銷員串成了壹個全國性銷售網，全鄉徽章、標牌、塑片市場，有7000多人在外推銷產品。宜山區再生腈綸市場，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著壹袋袋衣服走村串巷……溫州的農民購銷隊伍由各種職業的勞動者轉化而來。此前他們可能是耕地的農民、鄉鎮企業職工，還有村幹部、復員軍人、民辦教師等，也有相當比例的人，是從彈棉花、從事手工業、做小生意等行業中轉化而來。這些人足跡遍布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都市通衢、窮鄉僻壤，在全國人面前勾勒著溫州人的形象。他們經過風雨，見過世面，受到了鍛煉；同時，長期的外出活動實踐，培養了他們交往的才幹，積累了經商經驗，熟悉各地風土人情、生活習性及市場需求狀況，建立了不少穩定關系的渠道，為購銷活動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矗這是壹支勤快、精幹、靈活的特種部隊，為溫州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溫州，能跑供銷的人被稱為“天兵天將”。
溫州人不在乎幹什麽，只要賺錢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幹，什麽看好就推銷什麽，並且“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吃、請、送、騙，白道的、黑道的，樣樣都使得出。
由於什麽管用溫州人就用什麽辦法，因此，溫州人推銷的產品大都暢銷全國各地。
商業頭腦特別靈光
溫州人的商業頭腦特別靈光。在溫州人眼裏，到處都是錢，關鍵在於妳如何去發現與賺錢。
溫州人很善於從旁人漫不經心的事兒中挖掘出賺錢的契機。
最早販銷紐扣的購銷員是葉堯林、葉堯青兄弟倆。起初，他倆從黃巖縣路橋紐扣工廠買來壹批紐扣，在橋頭鎮試賣，不到壹天時間，價值400元的紐扣就銷售壹空，這個消息壹傳出，大家都跟著做起紐扣生意。結果，紐扣在橋頭小商品市場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到了1981年下半年，紐扣攤位達100多個，成了橋頭市場的主角。1983年2月，紐扣市場正式開放，很快以奇跡般的速度發展起來，成為聞名全國的紐扣交易中心，被香港《文匯報》譽為“東方第壹紐扣市場。
外出經營
溫州地處東海之濱，三面環山，東臨大海，自古溫州人便以外出經商為榮，而且他們外出，絕無漂泊的感覺。他們背井離鄉走南闖北，絕不是迫於生計或為掙錢娶妻生子，而是創業。相反，若是哪個小夥子長年廝守家庭，便會被視為窩囊沒出息。這壹點與寧波人非常相同。
在改革開放的大時代裏，溫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國以至世界，而且越來越由行商推銷變為坐商，由遊擊方式轉向坐鎮賺錢，形成了“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溫州人，有溫州人的地方就能開拓市場。
北京是溫州商人在北方的大本營。北京城裏有遐邇聞名的“溫州村”，他們散布在大鐘寺、五道口、沙窩和大郊亭，呈星狀圍著整個北京城。今天有許多大腕級的溫州商人在北京城，例如蜚聲海外的“101”毛發再生精發明者、人稱“紅色大亨”的億萬富翁趙章光，飲譽海外的“中國阿信”徐小英女老板，永嘉橋頭紐扣市場出來的紐扣老板群，還有來自樂清柳市的電器電子大王，來自蒼南金鄉中國最大商標城的商標大王，也有壹批年輕的在京城商海裏搏擊長空的壹代儒商。
大上海也是溫州人大顯身手之地。南京路是上海人最引以為豪的商品世界，而數以百計的店鋪和櫃臺的真正主人卻是溫州商人。
北京去得，上海去得，“世界屋脊”西藏溫州人也敢闖。據統計，進藏行商者近壹半是溫州人。拉薩還有壹條以裁縫鋪為主的“溫州街”。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溫州人。
溫州人還大膽地殺向了海外。美國、巴西、日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都有溫州商人。在巴黎，還有“溫州街”呢!在巴黎的13區和14區，住著的都是溫州人，聽到的都是溫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說溫州話，溫州人達到8萬人之多。
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溫州有700萬人，流往全國有200多萬人，超過?0?4的溫州人在全國各地或海外經商。
溫州人“四處出擊，八面埋伏”的方式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精神，不僅活躍了各地的市場，成為“東方起動點”，更帶來了發展市場經濟的巨大的觀念沖擊。
"溫州模式”說到底，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關鍵問題之壹就是，發展市場經濟還是堅持計劃經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提倡“市場經濟”還是“違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觀念是，必須堅持計劃經濟，而且計劃經濟必須“為主”，市場（還談不上“市場經濟”）只能“為輔”。“溫州模式”之所以最終被認同，是因為經過不斷的實踐，反復的思考。人們從“溫州模式”的實踐中看到，與僵化的計劃經濟相反，市場經濟充滿了活力，效率很高。市場經濟植根於溫州，溫州經濟的發展便加快了，就業的途徑拓寬了，市場供給豐富了，人民迅速地富起來了，政府財政的日子也好過了。
第二，“溫州模式”說到底，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另壹關鍵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發展民營經濟。當時居主流的觀念是，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包括“溫州模式”實踐在內的不斷的實踐，反復的思考，人們終於認識到，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具有很強的利益激勵和約束機制。溫州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符合人們要求致富和追求過好生活的願望。“溫州模式”的實踐證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結果，在利益的激勵下，蘊藏在群眾中的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便可煥發出來，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無須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賴政府，人們自己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求致富之路、發展之路，按照市場的變化去配置資源，在市場的壓力下去提高效率，並自己承擔風險。
第三，在關於“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人們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問題之壹是市場的無序。確實，在溫州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溫州的商品壹度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柳市生產的偽劣低壓電器給用戶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損失，遭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通報，並受到國務院聯合檢查組的檢查。這種市場的無序狀況理應受到譴責和處罰。但也要指出，在計劃經濟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溫州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秩序”發展市場經濟，壹度出現市場無序是必然的，人們對溫州壹些企業違反市場規則的種種無序現象嚴加譴責，也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當時許多人是帶著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秩序中形成的觀念來看溫州的，他們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如競爭、投機、長途販運）也看作是無序，而加以否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人自己也漸漸認識到遵守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逐漸糾正了自己的行為，轉而註重產品質量，重視市場信譽。同時人們也逐漸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改變了對“溫州模式”的看法，認同了“溫州模式”。此後“溫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各地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連長時間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地區（主要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壹帶）也逐漸放棄原有模式向“溫州模式”轉變。當然，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後，有快有慢，差別很大，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有些地方則還未發展起來。實際上，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並不容易，而且各地條件也相差很大。從各地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有幾點需要指出來。
第壹，“溫州模式”的最可貴之點在於，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這與溫州的地理環境、歷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溫州地處沿海，早在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的附約，就開辟為對外通商口岸。這使溫州有著久遠的經商傳統、開放傳統和手工業制造技能，而且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因此商業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文化較為發達。溫州人不安於現狀，不墨守成規，不甘於貧困。為了追求財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不辭艱辛，善於學習，敢於冒險，勇於進取，無論到那裏都能紮根，生存，發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內地的壹些地方，歷史上就未經歷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或很少與市場接觸，農業文化根深蒂固，計劃經濟的秩序又成為不可逾越的成規，以致人們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與溫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們親身到壹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這些地方要移植“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絕非易事。溫州人能夠不遠千裏到異地他鄉開發廊，辦服裝店，甚至擺修鞋攤，設法尋找賺錢的機會，而當地人卻對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或者雖然看到了，卻不屑於幹，不願意幹，或者不會幹卻又不去學。當然，有了溫州的經驗，以及在全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壹切都在改變之中，不過需要經歷較長的過程。因此，各地在學習溫州經驗，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學習和培育市場經濟文化，學習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第二，壹些地方在移植“溫州模式”以發展民營經濟時，往往註意給民營經濟以各種優惠，這在民營經濟剛起步時可能有必要，但從溫州的經驗看，要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要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寬松的環境，讓人們自己去闖，去創業，去承擔風險。要知道，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幹部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很大，也做過壹些不利於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創業的“八大王”投入了監獄。但不久，在溫州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派到溫州去“滅火”的幹部，經過實地考察，反而給民營經濟助燃。那時，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溫州市政府不可能給民營經濟以優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卻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環境，民營經濟之火才越燒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也曾點燃過星星之火，但卻沒能燃燒起來。現在，各地都在提倡發展民營經濟，可是許多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並不好，當地政府並不懂得在市場經濟下自己應該做什麽和怎樣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設卡，處處幹預；或者是把民營經濟當作“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去“吃”壹口。
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為不規範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範的問題。對此應從歷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並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偽劣低壓電器問題時，壹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值得註意。有的地方壹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壹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為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裏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壹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壹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註意的。
第壹，“溫州模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完善的市場環境。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我們看到，固然溫州經濟的發展推進了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但是溫州經濟的發展也受到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約束。以金融來說，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良好的金融服務，企業是很難發展的。溫州的經濟由於在長時間裏缺乏正規金融的支持，為了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種非正規的融資渠道融資，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也確實發生過壹些嚴重問題。但在國家銀行不能滿足民營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下，簡單地取締這些非正規的金融組織和活動並不能解決問題，迫切需要的是發展正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民營銀行）來替代，否則非正規的金融壹時取締了，但它還會冒出來。市場發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溫州所能解決的，需要有關部門來解決，但溫州也有過壹些有益的嘗試，如成立和發展民間投資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應有的支持。
第二，“溫州模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卷入到創業的洪流中，這使溫州許多早期創業的老板素質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他們還能駕馭企業，適應市場的變化，而在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對外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後，他們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經營管理能力，才能適應這種形勢，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排斥。雖然經過市場的錘煉和自身的刻苦學習，在溫州已經產生了壹批很有作為的企業家，然而有全國影響的壹流企業家還很少。這個問題可能是關系到溫州經濟在未來能否繼續走在前列的壹個關鍵問題。有些溫州企業的創業者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錢培養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質的人才。這是很好的。
第三，“溫州模式”下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對它們不能全盤否定。家族企業有其優越的地方，例如，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素質和能力不能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壹旦家族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閉。受文化素養的影響，溫州的老板大多“寧為雞首，不為牛後”，他們把企業封閉起來，不願外人進入，不願與其他企業合並，更不願被其他企業收購和兼並，壹般不願接受股份公司的企業形式。這是溫州企業難以長大的壹個原因，也是溫州至今只有壹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壹，而這家上市公司還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當然，在溫州，實行公司制的企業已經多了起來。總之，對家族企業要全面看待。溫州的企業制度仍然需要創新，學習現代企業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業，也可以考慮，在有些企業的最上層保留家族控股，而將其屬下的企業改制為公司制的企業。這樣既可以保留家族企業，同時又可突破家族企業的束縛。
第四，壹般而言，溫州的企業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開發能力弱。這也有其歷史原因。但溫州人的模仿能力極強，可把別的企業的產品仿造得足以亂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這難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況下，溫州的商品盡管質量不高，仍還可以“橫行”於市場。目前，市場情況變了，許多商品供過於求，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競爭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許侵害他人的知識產權，壹味模仿不僅吃不開，還會阻礙技術創新。對此，溫州有些企業已經註意到了，正在改進，他們的品牌意識也在增強。然而受企業規模小、融資渠道窄、技術力量弱的限制，溫州企業如何提高技術水平，開發新技術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溫州在傳統的加工制造業方面相當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則相當弱。為在未來的市場上繼續保持競爭的優勢，溫州面臨著用高新技術來改造傳統加工制造業和著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課題。
第五，資本市場不發達，是溫州經濟的另壹弱點。而且溫州的企業多靠自身利潤的積累來發展，很少利用資本市場來擴展。目前只有少數的企業在利用資本市場。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改變這種狀況，溫州企業在與其他企業的競爭中便會處於劣勢地位。
第六，在經歷了柳市的低壓電器被通報和檢查，溫州的皮鞋被焚燒等事件後，溫州企業吃到了不講信譽的苦頭，吸取了教訓，端正了行為，溫州的商品逐漸獲得了市場的信任。不過，也還有壹些企業至今仍在幹著毀壞溫州信譽的事，如不少假證件出自溫州。因此整頓市場秩序仍是艱巨的任務。
上面指出的為進壹步發展“溫州模式”所需要解決的壹些問題，對於正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壹些地方來說，也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因為，“溫州模式”產生的大環境（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其實也是其他地區發展民營經濟的大環境，雖然其他地區在發展民營經濟時，大環境已有不同，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被確定為改革的目標，非公有制經濟已經被認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溫州模式”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等等。這些地方在發展民營經濟中遇到的來自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影響的阻力也比溫州當初發展民營經濟時小得多，而且可有溫州的經驗供借鑒。但是，由於歷史的、傳統的、地理和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經濟基礎弱以及商品普遍供過於求的市場狀況等，又使不少地方發展民營經濟的條件在有些方面還不及“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模式”當前存在的問題，他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還須指出的是，民營經濟在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很有實力的民營企業，而且在發展民營經濟中創造了新的經驗，也都值得借鑒和推廣。
發展民營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大任務，要使民營經濟更為健康迅速地發展，需要進壹步研究“溫州模式”的經驗，研究“溫州模式”在進壹步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要研究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中遇到的問題以及新創造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