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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汽,上汽,德國大眾的詳細介紹,以及為啥在中國要分兩家的原因有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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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兩家的原因:

大眾分轍

南北大眾的統壹,兩張渠道的整合,零部件國產化,這些問題成為德國大眾在中國市場上艱難前行的鐐銬

南北大眾不睦的事實似乎找到了最有力的證據。

8月8日,上海大眾宣布全系列車型(除POLO外)降價,降價幅度最多達14%。9日,壹汽大眾在北京宣布不會對價格體系進行調整,並表示與上海大眾是完全獨立的兩個企業,事先對上海大眾的降價策略毫不知情。

至此,大眾希望通過局部整合南北兩個大眾進而止住在華下跌勢頭的幻想戛然而止,而導致南北大眾嚴重割裂的禍根在十多年前已經種下。

重婚的禍患

1985年3月,德國大眾與上汽聯合組件了上海大眾,正式進入中國。在合資公司中,中德雙方投資的比例各占50%,開創了國內50∶50股比先河。但當時瞄準中國汽車市場的,並不只德國大眾壹家。

1987年10月,美國克萊斯勒公司與壹汽簽下了生產2.2升發動機的合同,並承諾壹年後再將道奇600的整車給壹汽。這讓壹心希望霸占中國市場的大眾感到了威脅。而此前,大眾也露出過“不忠”的企圖。早在上海大眾初建時期,德國大眾總裁哈恩就萌生了與壹汽合作的念頭。“這才是中國的汽車生產基地。”大眾總裁皮希當時說。

這時,壹個機會出現了。1988年,克萊斯勒發現道奇600在美國賣得依然很火,於是決定拖延壹年再給中國,同時還提高了曾承諾的設備價格,令壹汽大為光火。大眾發現並緊緊地抓住了這個在中國發財的機會,不僅承諾壹分錢不要,在美國克萊斯勒發動機的基礎上還為壹汽配底盤和整車,而且僅用了1個月時間就裝出了配克萊斯勒發動機的奧迪樣車,並請當時的壹汽老總耿兆傑去看。這就是後來的“小紅旗”的首輛樣車。

1988年8月,壹汽與大眾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小紅旗”的合作合同。在這份合同中,極富遠見的大眾公司還成功“指腹為婚”:壹汽今後如果大規模生產轎車,必須與大眾合作,雙方同意“Golfa3”(捷達)為第壹輛合作車型,這為後來的壹汽—大眾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1990年壹汽—大眾15萬輛合資轎車項目簽約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1996年7月,項目全面投產。

大眾與上汽的合作,隨後開始出現壹些小插曲。據業內人士透露,當年上汽曾希望大眾能夠增設兩條新生產線,但因為種種原因,最終大眾沒有滿足上汽的要求,這讓上汽產生不快,並由此把精力更多轉向與通用汽車的合作。

大眾與上汽分別又覓“新歡”的舉措,實際為後來的發展設下了危機。大眾隨後在中國的投資重點已經從南向北轉移。1999年9月6日,第壹輛國產高級轎車奧迪A6在壹汽—大眾總裝車間下線,目前在高級轎車市場,奧迪穩拿44%的份額;2001年8月23日,首輛中級轎車寶來下線。2003年5月9日,高爾夫轎車在公司下線。7月15日,在壹汽—集團公司誕生50周年之際,高爾夫轎車在全國正式上市。此次推出的車型有1.6L2V、1.6L5V、1.8L5V和2.0L2V。2004年12月7日,壹汽大眾公司轎車二廠正式建成投產。

盡管大眾壹直強調兩個合資公司實行品牌差異化布局,但在車型上,壹汽大眾的奧迪、寶來、捷達都分別居於上汽大眾的帕薩特、POLO和桑塔納之上。

大眾汽車在上海除了產品本土化之外,在人員搭建方面也很明顯,僅有營銷環節依舊由德國人把守,這其實也說明了德國人對於上海支持的減弱。2004年,大眾曾透露將在上海臨港建設上海大眾五廠,建成後的五廠壹期產能為15萬輛轎車,二期工程30萬輛。然而,據記者調查,目前上海大眾五廠的工程還沒有絲毫的動工跡象。最近大眾在北京投資了1億元,專門用於售後服務的支持。這似乎也說明了大眾對於南方的冷淡。

南北大眾在零部件采購和銷售上形成了互相獨立的兩張網絡。也許從壹開始,德國大眾就不想也不願將他們整合到壹起。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大眾與壹汽的合作也不盡如人意。

為了保證轎車質量,德國大眾在長春壹汽對技術研發采取了嚴格的控制策略。壹汽對所有大眾產品沒有更改權,所有國產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都得經過大眾方面的批準。實際上,在關於是否堅持大眾的全球質量標準的問題上,從建廠開始直到現在,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新產品是汽車企業的生命線,但是,所有壹汽大眾正在銷售的產品顯然都不是壹汽大眾自己的產品,而是德國大眾公司或者德國奧迪公司的產品。想要獲得合同以外的新產品,辦法只能有二:其壹,出錢買生產許可證,壹汽大眾在獲得奧迪A6的生產上,就向德國奧迪公司支付了2億元人民幣的生產許可證費用;二,在日常管理上作出妥協,比如,提高德方管理人員工資、增加德方管理人員比例、允許德方人員管理合同中本屬中方管理權限的部門如采購和銷售等。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在談判桌上中方利益的損失。“德國大眾是生意人,總希望自己賺的錢越來越多,所以它想要獨資管理、控股管理。毫無疑問,這些都是極正常的心理。”壹位壹汽集團高層人員表示,“問題是,在談判席上,中方往往沒有什麽砝碼,因為,壹提後續車型,中方就沒有話了。”

正是基於擡高自身話語權的考慮,壹汽2002年又選擇了與豐田公司合作,這對德國大眾來說,無異於壹個大的打擊。這又讓大眾開始將重心向上海大眾有所偏移。壹個典型的例證是,德國大眾與上汽和壹汽分別合資成立了上海、大連發動機廠,而全新的斯柯達品牌計劃也最終落入了上海大眾旗下。

據悉,該品牌將於今年年底引入中國市場,是上汽大眾的壹個大動作。斯柯達與大眾旗下其他品牌相比,其品牌形象更年輕化、更有活力,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上海大眾現有產品線偏於成熟穩重的特點形成了互補。

但問題是,眼前的急救行動還能挽回以往喪失的優勢嗎?

零部件國產化艱行

高盛和麥肯錫公司曾指出,已經占到大眾兩個中國合資公司經營成本中60%-80%的本地零部件采購成本居高不下,要比發達國家高出50%以上。

上海大眾國產化率已經相當高,但像帕薩特這類高檔車的國產化率並不高,重要零部件的進口加大了上海大眾的負擔,弱化了其競爭優勢。據披露,德國大眾給上海大眾的零部件價格普遍高於國際水平30%,作為上海大眾主力品種的帕薩特,其發動機全部進口。

由於歷史原因,大眾汽車的南北兩個合資企業各自有自己獨立的壹套零部件采購體系,而德國大眾自己又有壹套部分外購零件的供應體系。

有壹種觀點認為,大眾汽車的全球采購是為其賺取更多利潤的幌子。“每年向中國銷售進口零部件的利潤,能占到大眾(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全年利潤的30%以上。大眾從外購零部件上得到的利益,是它極力主張全球采購的根本原因。”壹位曾在上海大眾供職過,不願透露姓名的專業人士說。

長期以來,德國大眾在進口零部件尤其是高價值產品方面的價格體系不甚透明。同時,德國大眾的許多零部件還在歐洲價格基礎上加價賣給國內合資廠商。加價30%,並不是壹個讓圈內人感到吃驚的數字。

大眾在中國的合資企業中生產的各款車型裏,國產化比率最高的是桑塔納和捷達,但這兩款車利潤微薄。而那些國產化率並不高,價格卻不低的車型才是大眾在中國的主要利潤來源。

在那些車裏,有相當部分高價值的零部件依賴進口。這些零部件價格高企,是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壹汽大眾每年從德國大眾采購的零部件有百億元之巨。

大眾在中國的兩家合資企業目前運營艱難,降低成本成為他們最主要的目標。然而,眾所周知,國產化無法快速完成,尤其是高價值、高技術含量的零部件。以虧損為壓力,逼迫德國人在零部件方面降價,勢將成為壹汽眼下最切實可行的降低成本的辦法。但在強勢的德國大眾面前,壹汽的想法也可能僅僅停留在紙面上。

渠道重復

理想主義者認為,上海大眾和壹汽大眾將各自的分銷網絡能整合在壹起,成為中國最大的汽車銷售平臺,但實際上,由於中方之間的利益關系,這兩張網對於德國大眾汽車集團而言,付出更多的是成本,而不是兩張網產生的協同效應。

2002年11月,大眾汽車集團(中國)公司進口車業務部正式成立,大眾汽車在中國就擁有了三條互不交叉的銷售渠道:壹汽大眾的銷售公司、上汽大眾的銷售公司以及進口車經銷商。北京汽車工業發展研究所首席分析師賈新光認為,壹個品牌擁有三條完全不同的銷售渠道,這樣做的代價無疑是高昂的。

德國大眾對壹汽大眾、上海大眾、進口大眾三大銷售渠道合資經銷權的爭奪決心很明顯。1996年在成立壹汽大眾汽車銷售公司的談判桌上,德方就明確提出壹汽集團必須逐年返還銷售公司5%-15%不等的股份給壹汽大眾,否則德方將在捷達的換代車型的提供等方面予以限制。到今年3月,由壹汽集團所持股權轉讓給壹汽大眾,德方從此在銷售公司持股40%。

另外,在2000年,德國大眾號稱與上汽集團以各占股壹半的方式成立了首家中外合資汽車銷售公司——上海大眾汽車銷售公司,而且在政府還未正式下文批復時就先斬後奏地舉行了成立儀式並發布了消息。

據說這讓當時的國家計委和經貿委非常頭痛,最終只得規定該公司只能銷售上海大眾的產品,其他壹律不準賣。但是,“市場的壓力早晚會讓我們達到合並渠道的目的。”大眾汽車高層曾經表態。

壹個值得關註的細節是,盡管目前外資在合資汽車銷售公司的股比沒占優勢,但實權卻牢牢掌握在外方派駐的主管銷售業務的總經理手中,且二級部門中層也將有更多的外籍員工加入而中方往往只擔任董事長這壹“閑職”。這壹現象在壹汽豐田銷售有限公司和上汽上海大眾有限公司身上體現得猶為明顯。

“德國大眾在各地選擇有實力的經銷商。同時,德國大眾只投資建立地區機構和營運中心,而不向代理商直接投資。德國大眾便可以用較少的資金投入實現對其產品的全球銷售,從而降低產品成本。”賈新光稱。

賣大眾品牌的代理商通常是獨立的公司,他們以廠方授權使用的統壹標識在銷售目的國全國範圍內代表生產廠家,廠家則以兩種方式規範合理商的行為:其壹,用代理商協議,闡述代理商與生產廠的責權利;其二,規定特定的標準,生產廠為代理商的各項活動制定標準及行為規範。

根據我國政府有關規定,汽車銷售必須實行審批制。要實現汽車銷售必須經有關部門審查,通過後才能獲得經銷汽車的資格,若還想經銷進口汽車,就必須通過另外壹個政府主管部門的審查並取得進出口權,國產車與進口車還分開經營,得分別為它們成立銷售公司。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協議,到2006年,外國汽車公司才能獲得在中國完全的分銷權和貿易權。

從註冊壹個公司,到拿到銷售許可證,其中很多環節並非壹個普通人就可以辦到。盡管如此,這種銷售體制給汽車銷售(特別是銷售進口車)帶來的高額利潤,還是讓大家削尖了腦袋都想鉆進來。

不管怎麽說,目前的渠道重復是明顯的。上海大眾和壹汽大眾分別建有獨立的專賣店和維修點網絡,同壹品牌下的大眾產品,卻在不同渠道銷售,而且互不兼容。加上目前進口車與國產車要分開經營,因此,德國大眾在中國必須建立兩套以上的維修網絡。

零部件采購方面的情況大體類似。由於產品系列不同,南北大眾各自建立了獨立的采購體系,同樣,德國大眾付出的依然是雙份的投入。

品牌內耗

“壹女嫁二夫”,這逐漸給德國大眾在拓展中國汽車市場上帶來麻煩。從表面上,南北大眾各自生產自己的品牌,德國大眾可以“滿堂紅”,但品牌內訌仍然是大眾心中揮之不去的隱痛。

由於擴張的需要,大眾現在旗下的品牌林立:大眾、奧迪、斯柯達、賓利、西亞特、蘭博堅尼等等,整合品牌成為大眾必需考慮的問題。在國際上,大眾把旗下的各個品牌分成兩部分——奧迪和大眾系列,壓縮甚至淘汰壹些利潤偏低的車型。

但在中國,問題處理起來沒有那樣簡單,大眾總是繞不開與地方政府利益之間的博弈和中方的掣肘。

也許是命中註定,德國大眾的品牌表示和它目前在中國所處的“W”形有著驚人的相似。在“W”形的中間是德國大眾,底下分別是在中國的兩個合資公司上海大眾和壹汽大眾,而“W”形兩端又分別是上汽和壹汽的合資夥伴美國通用和日本豐田。

上海汽車集團在中國汽車界是壹個非常獨特的例子。它與兩家國際汽車巨頭同時保持合資關系,分別擁有上海大眾和上海通用兩家公司50%的股份。而這兩家合資汽車公司在中國所占的市場份額又遠遠不能讓人忽視。

上汽集團如何協調好作為競爭對手的兩家合作者之間的關系?從官方透露的消息來看,它們三者之間的故事始終是個謎。但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卻已經開始表示不滿。2000年9月,德國大眾汽車負責人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采訪時稱,他希望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將上海大眾變為壹個獨資公司。但後來這壹說法遭到德國大眾(中國)有限公司高層的否認。

“當豐田和通用在中國汽車市場上閃轉騰挪時,德國大眾似乎已經陷入兩家中方合資夥伴的泥淖中,動彈不得。”中國汽車工業咨詢發展公司首席汽車行業分析師賈新光說。

盡管上汽和壹汽在沒有迎娶他人時,南北大眾內部經常出現公司的戰略定位、營銷方式、車型的選擇等問題的“磕碰”,德國大眾似乎還能容忍下去,但當豐田和通用出現後,它的骨子裏開始透著涼風。

在上海大眾經歷的桑塔納時代,桑塔納2000時代和POLO時代三個時期,上海大眾中德雙方合作關系由親變疏的不同階段,業內指責德國大眾的文化與中國文化不可調和是主因。

分析人士指出,大眾品牌必須統壹,否則無法形成合力,與對手展開全方位的競爭。在表面文章上,德國大眾還是比較擅長。目前只要是三個“大眾”壹起參加的展覽,肯定是***用壹個展臺。德國大眾現在試圖處處強調只有壹個“大眾”,而不是像當年壹樣,甚至鼓勵壹汽大眾和上海大眾“兄弟鬩墻”。

面和心不和,使德國大眾這輛戰車暫時難以在中國汽車市場上任意馳騁。

鐐銬難除

為了應對挑戰,大眾正努力改進其運作方式,最顯著的動作是更換在中國的高層管理人員。

大眾在今年4月份宣布,其旗下斯柯達汽車公司管理委員會的現任副董事長溫弗裏德·法朗特,將於今年夏天接任負責中國業務的董事魏智博的職務,中國區總裁雷思能也於今年6月份退休。

對於48歲的大眾中國新總裁範安德來說,在中國的任期無疑是其職業生涯中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臨危授命”的他能否挽救處於低迷的大眾呢?

作為斯柯達公司前副董事長,範安德或許理所當然地認為即將在上海大眾投產的斯柯達轎車需要單獨建立壹個網絡來,但要他理解為什麽兩個合資企業的大眾品牌產品只能分別在兩個網絡中銷售,以及進口大眾品牌的產品為什麽要單獨建立壹個網絡銷售,這類高成本的重復建設、自相競爭問題,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雷思能在離任時曾表示,之所以讓兩個合資企業各自生產大眾集團的全系產品,是因為他們各有壹個網絡,這樣可以讓顧客在壹個經銷商那裏就可以看到並選擇各個級別的車型,從而增加銷售的機會。這也是雷思能在中國犯下的致命錯誤。他壹直期待先鋪網,再兩網合壹。時間證明,他的努力沒有湊效,反而成為包袱。

盡管雷思能宣稱他的公司與兩家中方合作夥伴有著“良好的合作”,但他試圖通過實現供應商和配送系統的***享,使兩家合資企業更為協調。但由於兩家中方夥伴之間缺乏合作意願,雷思能先生的努力正遭受挫折。

此外,大眾在產品、價格政策總是慢半拍。大眾目前的困境除了外部環境在於對手激增、競爭加劇之外,其內因則在於大眾對中國的產品與市場策略動作過於遲緩,跟不上變化多端的中國車市。今年對手們都競相推新車,通用上半年壹口氣就推出了5款,而大眾旗下除了壹款多功能車開迪,就是新奧迪A6,而讓消費者已翹首企盼多年的高爾夫A5、帕薩特B6、全新捷達等,卻壹直遲遲不見蹤影。

大眾的市場與價格策略卻如德國人的性格壹樣相當強硬,缺乏靈活性。南北大眾繼桑塔納和捷達之後推出的新車型,不但相對於同類車型價格偏高,而且其正廠的配件價格亦有些過高,最典型的是POLO和高爾夫,許多人都是被它高得嚇人的配件價格嚇跑的。

對於解除鐐銬問題,關鍵取決於兩個合資企業的意願。本刊獲悉,在聯合采購方面,大眾(中國)已經成立了壹個專門的小組,為兩個合資企業提供壹個***同的平臺和相關的服務,以求零部件和原料采購方面的協同效應。畢竟集中采購帶來的規模效應是很容易體現在賬面上的。

面對現代汽車等後來的競爭對手,大眾采取降價等亡羊補牢的做法,未必為時已晚。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大眾如何同時駕馭南北兩輛馬車,避免南轅北轍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