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達的宋朝已經基本成為***識，宋富這已早成歷史的定論，因此鄙人就簡單談談為何宋富在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王朝都采取“抑商”的政策而惟獨宋朝例外。宋初，太祖趙框胤就言“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後，宋太宗也號為“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令眾“政事之先，理財為急”，這樣的重視經濟的思想壹直貫穿於宋朝，這是保證經濟發展的壹個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朝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法、輕民法的傳統做法，專門研究施行了專賣法，如：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則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時期之壹，而且宋的經濟法令統壹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是非常科學的法律法規。這些正確的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商貿發展迅猛，手工業發展迅猛，使宋朝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銀行，這是絕無僅有的！甚至銀行可以貸款，異地付款，就算是從近代來看，都是非常先進的經濟管理體制。以地域而言，宋時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區，就連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也比唐代有較大發展，這也是另人很驚訝的。
從手工業看：坑礦、茶鹽、造船、造紙、制糖、紡織、制瓷等都比唐代進步的多，宋的手工業除了產地擴大、產量增加以外，技術提高也是非常明顯。比如“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單筒井”的開鑿，宋瓷的精良等，無不反映了技術的成熟和創新。而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解放了大量受俘於土地的農民，使他們投入於商業、手工業中。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大量開采金、銀、銅、鐵、煤等礦藏，而且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廠、加工工廠，如：造船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火器廠、還有各地的官窯等等，可見當時的手工業之興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中國人已懂得用燒煤、煉鋼，大型手工業則雇傭幾百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了！宋朝的鋼鐵產量平均年產達壹十五萬噸（有人認為宋朝華北工業基地達年產壹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這基本上是壹個錯誤的認識，大部分都源於孫隆基所著作的《中國千年回顧——壹個全球史的鳥瞰》的數據“關於宋朝鋼鐵產量有多組數據”。經核實，在眾多數據中“15萬噸”還是比較合適的，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此外，礦冶、造紙業、制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宋代無愧於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更是當時世界上的手工業之霸主!
從商業看：唐代的城市多趨於行政中心，而宋代市鎮則趨於工商業化，唐代都市內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宋代則更加自由。由於商品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城市的發展，“坊制”的突破，集鎮的興起，因此住宅區與商業區的界限逐漸消失。宋代的這壹類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至有了很大的規模，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壹百萬人口，而後者就是“馬可波羅”在元初所見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後期，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達”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萬之間。數百年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貝圖塔也稱杭州為“世上最大的城市”！從事工商業的人口逐步增多，產量加大，投入資本大幅度擴充，因此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也已不單獨只是農業了，工商業所占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且在其商業運作中還出現了銅板印刷的廣告，這比西方資本主義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就學士蘇東坡來說，他就曾給壹位做油食老婦人做過壹首廣告詩，使之興隆。
更有意思的是，宋朝還出現了近似現代報紙的“小報”和史上最早的商標。商標是小可意義重大，這標誌著宋朝商業化體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著名學者沈括所著的《貨幣流通速度論》也是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
大宋強盛的商業浪潮，也是世界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母體，而宋代的經濟突飛猛進，則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
二、文化輝煌
物質生活的富足，使精神追求變的越發迫切，於是宋朝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有了強烈的文化需要。國民閑暇的生活、審美趣味、生活情趣、都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榮。詩詞、歌賦、雜技、戲曲、民間音樂、小說、書法、建築、等藝術都在宋代高速發展，與此同時宋朝出現了壹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騷客，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有蘇軾、歐陽修、寇準、範仲淹、王安石、嶽飛、文天祥、沈括、辛棄疾、朱熹、李清照等。這些學者們即使現在看來也是風華依舊，其光澤不減當年。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可見其文化之光輝是何等之耀眼！書法家更是舉不勝舉，最著名的四大書法家有：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他們的作品足以讓書法家們嘆為觀止。就是“大漢奸”秦檜也能習得壹手妙筆、舞得壹手好文，若是其為人正派，必然也是壹位書法家文學家，更不論嶽飛等文韜武略的英雄了！
因文化的百花齊放，兩宋大家又分之為南北：
南宋有四大家：陸遊、楊萬裏、範成大、尤袤；
北宋有二程：程頤、程顥(理學家)；
南宋東南有三賢：朱熹、張拭、呂祖謙；
也正是因為宋文化的蓬勃發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學復興”產生了新儒學(即理學)，使得傳統的“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也促進了儒、釋、道三家相互交匯的深入發展。
“詞”自唐末興起，經五代至宋已經達到全盛，因此有唐詩、宋詞、元曲等並稱，可見詞是宋朝文化的代表之壹，是急先鋒之壹。要考究宋朝文化必然要先對其詞有所了解，而最具有代表的是蘇軾的《明月幾時有》。此詞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是壹般的孩童都會吟唱兩句。全詞高雅、飄然、使人如登仙境，又獨身於世外，孤獨且滿目而悲者矣，可謂登峰造極之作。把水調歌頭詞牌名形式優勢發揮到了極致！《江城子?密州出獵》也是出自其手筆。而其他詞人同樣成績斐然，就算是李清照等女詞人也是所見不鮮，可女子好習文且達到如此水平者，古往今來也惟獨宋時壹個李清照。也是，若把宋詞之人壹壹列舉，鄙人壹天也未必言盡。再舉下去也只是數數宋代“詞”文化的九牛壹毛了。就拿《全宋詞》來說吧，全書***收詞人壹千三百余家，詞章近兩萬賦。孔凡禮的《全宋詞補輯》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增詞人百家之多，詞作四百多篇，這足以反映了詞文化在宋時的地位，足以反映了詞無愧於宋文化之代表，足以放映了宋文化的欣然朝氣！
“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精髓。在宋把對“詩”的詮釋提升到新的層面，壹個更加大眾化的普及層面，壹個更加自由的格律層面，宋朝雖然是“詞”的全盛時期，但是同時是壹個“詩”的國度。我們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乃至於研究生，唐宋朝之詩是接觸過最多的。宋代的詩，是唐朝之詩的延續、再發展與突破。宋朝的詩人更廣泛，詩篇更豐富，詩歌的種類和形式在宋朝達到豐富宋詩創作的數量空前的多。據我所知，北京大學正進行《全宋詩》的編纂，據初步統計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為《全唐詩》的四倍！就個體詩詞數量而言，詩詞作品最多的個體還是在宋代誕生了。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憂國憂民之人的名字吧！他就是——陸遊。妳還記得這位偉大的詩人對國家復興的致死願望嗎？可曾記得他的臨終遺言嗎？如果妳忘記的話，那麽妳聽吧！“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多麽樸實的語言啊！壹個愛國義士臨終遺言，我生前沒看到復國啊，我死後也要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孩子們啊！大宋復國之日，妳們千萬不要忘記在拜祭的時候，告訴妳們的父親這個消息啊…… 讓我九泉之下也能瞑目……
寫到這裏，我閉上了眼睛，不知為何淚流不止。是的，是的確實流淚了，而且在盡情的流淚，不光為了“詩”所隱藏了的悲楚而流淚，也為了千千萬萬的象陸遊這樣愛國誌士流淚，更加是為了宋朝最終命運而流淚！（呵呵……鍵盤上濕壹大片，休息以下，還是振作起來繼續寫吧）唐宋之詩是壹個巨大的寶庫，取之不完，用之不絕。詩中包含了無數知識財富，但這個寶庫，我們認知和開發的非常之少，能不遺憾嗎？如此之多的潛在資源等待著我們去開發，我們又有什麽理由不動心呢？
在之前鄙人談到了四大書法家，書法方面不多說了。宋朝的書法的成就是世人皆知的，而宋代所湧現的畫家有哪些呢？最富盛名的畫家有：趙佶、範寬、馬遠、夏圭、郭熙、李唐、張擇端等。藝術界聞名遐邇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出自張擇端之手。縱觀中國歷史，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藝術成就的，非宋代之山水畫莫屬了。時而博大如鴻，時而飄渺如仙，意境揮灑如行雲，意隨豪潑如流水。宋時，山水畫家可謂人才輩出，各有所長。比如：北宋畫家有範寬（以崇山峻嶺和雪景見長），許道寧（以林木野水見長），郭熙（以描四時朝暮風雨明晦的細微變化見長），李成（以塞林平遠見長），惠崇、趙令穰（以抒情小景見長），米芾、米友仁父子（又以雲山墨戲見長），畫中內容之豐富無法用言語窮盡。
而南宋的夏圭、馬遠、李唐、富有詩意的山水畫則反映了山水畫藝術的不斷變革和發展，他們與劉松年***稱為南宋四家，不知名或者隱居的民間畫家也多如牛毛。可見宋朝書畫方面也已經達到中華藝術創作的顛峰。
除此之外，宋時興起的話本，也是在我國文學史上開辟了壹個新紀元，可以說它開創了明清白話小說的先河。
而平民文化也在這個時期蓬勃發展起來了，如戲藝類的有：皮影戲、滑稽劇、雜技、傀儡戲、雜劇、說話等等。
隨著經濟的飛躍發展，物質生活也就越發優越，娼妓業當然興盛了。宋時娼妓，分得很明確，大致分為了“商妓”、“藝妓”、“聲妓”、“官妓”四類。當然，此妓非彼妓，她們大部分都不賣身、只賣藝。而且有相當壹部分對琴、棋、書、畫、歌、詩樣樣精通。有的妓女甚至可以自成壹家，也就是現在的民間藝術家壹類。這四類藝妓中，最具有才貌雙全特性的非“官妓”莫屬，自然官妓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宋朝時期，所有的茶文化也是很有品位的，可以根據個人喜好調制，與其說是品茶不如說是品茶飲料，連茶盞都可分為黑釉、醬釉、青釉、青白釉四種。可見宋人也是優越之優越，享受之享受啊。宋代還有鬥茶之風，民間有各種花瓣茶流行叫賣，國君徽宗也在《大觀茶論》二十篇文章介紹茶文化。可以說宋代茶文化是中國古代的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綜合體現，是雅俗***有之文化。
由於徽宗非常喜愛玉器，上行下效，玉雕藝術有了長足的發展。與此同時，木雕、竹刻、漆器、碑帖、印章、銅器、金銀器、牙角器，乃及筆、墨、紙、硯等等都有極高的造詣，這些都表明了宋的文化藝術的高超深厚！
宋朝時期還創造了現在使用的“宋體字”，可見其對文字的影響也頗為深遠。
宋代史學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宋代史學體裁多樣，興起了方誌學、金石學(類似考古學)，史學著作也異常豐富，著名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中國最早的字典《說文解字》東漢後早已失傳，也是經宋朝的徐鉉氏兄弟重新編纂的。
大部分學者認為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文化曾經出現過三次大的高潮：
1、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2、兩宋時期的文化復興；
3、“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
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些評價是很值得重視的。史學家湯因比（英國）曾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余秋雨先生也曾說過“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連鄧廣銘也曾說“兩宋時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可見宋朝其文化吸引了多少文人雅客，它確實是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空前絕後的！
三、農業飛躍
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想知道某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統治階級的統治情況，自然條件狀況，農業無疑是塊最直接的晴雨表，那麽宋朝的農業情況如何呢？
宋朝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相當驚人！據蒙文通先生考證：唐時平均每畝產量約1.5石（唐比漢代高50％），而宋代平均每畝產量約2石，比唐代高約30％。經濟作物，無論種茶、種棉、種植甘蔗、栽桑養蠶產量均高於唐。生產分工也很仔細，其主要表現在經濟作物上。比如宋代的茶葉生產，在秦嶺兩淮以南的地區出現了以專門種植和加工茶葉為生的園戶，而且產量頗豐，而農產品種類也有明顯增多的跡象。
宋朝對傳統農作物也是大為推廣，尤其是小麥在南方的推廣尤為顯著，而水稻在北宋時的淮河，黃河流域也進行了推廣，同時棉花種植也普遍推廣了。南宋後期棉花種植從兩廣和福建擴展到了長江流域(甚至北宋時期還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之說)。南方農業生產水平已超過北方。
而農業發達，原因主要無外乎兩點：
壹、宋政府的政策以及行為。比如：有獎勵農耕的政策，對廣大農民進行激勵，提高了其勞動生產的積極性，還科學的推廣農業，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比如著力推廣占城稻等……）
二、生產技術的迅猛發展，農業生產作為直接受影響者也隨之迅猛發展。
此外宋朝的地方官員也是非常註重水利設施的維護和興建的，這就使宋朝的農業發展，有了壹個很良好的基礎。同時，高產糧食作物的廣泛播種使單位面積的糧食作物產量大大增加，也促進了經濟作物種植和發展。因此使得小農經濟內部產業結構發生壹定的變化，形成了農副業生產彼此促進的經濟格局，農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
宋代，南方農民培育了許多優良稻種。並引進外來的優良品種，引進的外來優良稻種中最著名的有占城稻（越南）和黃粒稻（高麗），當然占城稻（又稱早禾或占禾，屬於早秈稻）的影響無疑是最大的。它原產於越南中南部，北宋之初傳入我國福建地區，占城稻有很多優點，以耐旱、生長期短、適應性強著稱。關於占城稻還有這麽壹個真實的故事：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江淮兩浙大旱，水田無糧可產，宋真宗便遣使於福建，取占城稻種三萬斛(舊量器單位，容量為10鬥)，分給江淮兩浙地區播種。不久，河南、河北壹帶也種上了占城稻。南宋時期，占城稻遍布各地，成為早秈稻的主要品種，占城稻也成為了廣大農民常年食用的主要糧食。
宋代的農業生產技術也發生了變革。出現了專門除草用的彎鋤，碎土疏土用的鐵耙，安裝在耬車上的鐵鏵……這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此外，在水利灌溉方面，主要出現了龍骨翻車等工具，由此可見宋朝的農業技術比隋唐時期是有很大的提高。
宋朝的土地田畝制度也是很先進的。宋代由門閥私有制和國家分配土地制轉變為土地自由買賣和契約化，導致世族門閥的消失，使魏晉以來盛行的“莊園制度”為地主制度與小農耕作所取代。佃農從此更加自由了，至於國家方面以減輕土地兼並、調節貧富不均來施政，避免了非常化的惡性循環。宋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並”，國有土地雖仍存在，占全部土地的小比例，是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的國家只收登記費用，自由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均田制也隨之徹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漸發展，已成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至於租佃的契約，則多半由私人之間決定，非常自由。租佃制普遍發展，這種情況和體制壹直被延用到清朝末年，可見其先進性。
由於均田制的廢除，國家對社會的幹涉不再是平均地權而是對小農作出貸款，即是提高生產，發展國民經濟，而不是搞平均主義，這些是王安石的主張。
另外，值得壹說的是，他把百姓對國家的服役，用現錢折算價值，地方對中央的進貢改為比較市價後進行采購，這都是市場和貨幣經濟發展到壹定程度才可能出現的政策。
在賦稅方面，宋代可以說是繼承了並發展了唐代“兩稅制”(務實的逐步實現私有制和貨幣經濟)，租庸調制度廢除，改進後為“二稅”(把稅制簡單化，只收戶稅和地稅，分攤夏秋兩季征收，地稅征收谷物，戶稅則全以現錢計算)。明代中後期，就演變為“壹條鞭”法了，壹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因此在整個封建社會中也是很先進的賦稅制度。
宋代的佃農地位也有所提高，雖中古式的身份制仍殘存，但政府基於財政的考慮把全國居民分為“主戶”與“客戶”，也就是說只看財產，不看身份，擁有財產的主戶，直接承擔各種賦稅，沒有產業的客戶則不直接承擔。在農村，客戶是指佃農壹類的人，他們不再是世族地主的“私屬”，而是直接編入國家的戶籍，在城市，主戶身份並不以房地產之有無為唯壹標準，也包括有無店鋪、庫房，以及從事經營的資本等等為標準，可見是相當內容細致的，客戶，則是雇員或房客。
由於農業的高度繁榮，不少農戶直接進入市場進行謀生，或合夥從事買賣活動，其他經濟領域宋代也不甘示弱，宋朝面臨著中國有史以來最為顯著的進步！
四、政治開明
牛頓說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樣壹個朝代也是如此。宋朝鑒於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其政治漸漸趨向於溫和，而在政治制度上“以唐為鑒”、“守內虛外”、“強幹弱枝”，這不僅有其特色，而且較之唐代有所發展，鑒於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其政治漸漸趨向於溫和，這就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先“以文治天下”的國家。“文治”於國民（這要和“制軍”區分開來）從這壹層面上來說，即使是到了現代依然是主流，有了“以文治國”的思想作為主流，政治環境自然也就開明了。
而宋祖趙匡胤是對待政治的態度是如何的呢？趙匡胤建宋之初就傳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言。從古到今立朝之初的統治者哪個不是心懷殺戮以至深重之人？古今***事大業的功臣們，都無壹幸免於難，難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命運。而宋王朝絕對是個例外，太祖賢德雖是武夫出生卻不以暴而治暴，又立“誓不殺士大夫”的誓言，絕對是前無古人啊！宋朝歷代都以此言為接，戒律不敢有違，在這種傳統政策條件下，宋朝的政治開明言論自由已經達到了壹種空前的水平（當然有謀反嫌疑，則可以殺之），連二聖被俘才得位的高宗趙構，使縱秦燴殺嶽飛，如此昏庸，也只開殺戒三回。即使有圖謀皇位也是流放而過（盧多遜和丁謂），如此之大過流放處理，不殺臣子於足下，歷代為之罕見啊！這也使的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以及政治自由的時期，連佛教、道教都有了新的發展。學術書院也成型了，為科技的進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宋朝“文字獄”是不存在的，可以說是連“文化獄”都沒有的，而上朝則進言只要“隨意得體”，和處臣相辯作到“爭吵有理”，宋朝帝王壹般都不與追究。官員們大可不必擔心朝不保夕的腦袋，更加不用當心滿門抄斬，株連九族。
宋有也黨派之爭，如改革派、保守派、主戰派、主和派等。而改革派和保守派並不是恒久固定的兩派，比如：公元1042年，範仲淹、歐陽修變法實行“慶歷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歐陽修反對、蘇軾也反對，但反對的觀點很不同，蘇軾在變法派執政時反對變法過急，又在保守派執政時反對對新法全都拋棄。
司馬光與王安石多次在朝廷面紅耳赤爭執不下，不過私下還是彼此尊重，各派人士雖觀點立場不壹，可都以忠國愛民己任，絕非為壹己私利，宋代的黨派之爭無愧於是民主政治的典範！
宋朝知識份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加之如此之開明的政治環境，造成了這個時期湧現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絡繹不絕。朱熹、陸九淵、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頤、程顥等思想家，還有王安石、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著名政治家，還有壹大群如寇準、範仲淹、包拯等敢於直諫的忠良大臣們。
說到包拯，中國史上也只有宋才可能出現像這樣和皇帝在朝堂上當面爭吵的而皇帝竟不記仇的事，據說包拯之唾，如噴撒洪溪，飛濺於仁宗的臉上，這等事情也是罕見之至，仁宗雖生氣，可是非常理性的，包拯照樣官運亨通，如日中天。
宋代的政治風氣如何呢？宋朝有法律規定“有事實者為先，天子與之庶民”。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違法壹律嚴懲，重事實輕權貴，下級官員，甚至百姓都可以狀告上級官員，萬人之上的宰相也難以幸免。包拯不就是把他的頂頭上司及和幾位比他職位高幾級的官員給撂倒了嗎！(類似的彈劾，而彈劾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可能出現)，包拯壹類人也只有在開明的大宋才能可能出現，可以說是大宋王朝造就了他們，百姓想告官員也不難，各級衙門口也都貼著反腐規訓，人民可以上訴，告官，直至勝訴（不是現在二審終審制），因此也是屢見不鮮的啊，政治風氣可見之清新。
宋朝的皇帝到政治上權力是什麽呢？鄙人認為主要表現為人事權，皇帝可以從分屬不同黨派人士中選擇宰執，可以選擇自己的私人秘書（翰林學士），還有負責勸戒皇帝的諫官和監察百官的禦史，這個時候皇權就受到了壹定限制，而他又要保證以皇權為中心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那麽就極力分化宰相事權，專門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時近壹步增加臺諫力量和庭辯力度，可皇帝還是必須尊重文武官員的職權，不能隨意幹涉，理解了宋朝的政治體制，有許多以歷史疑點也就不那麽難揣測了。
比如：宋神宗看到流民圖落淚，可是他不能直接讓王安石單方面停止“青苗法”，王安石也不會聽他的，除非用皇權把王安石及其同黨全部逐出朝廷，換成司馬光壹系的人，放棄變法成果。
比如：宋高宗明知秦檜跋扈，卻不能隨意撤換，因為秦檜是主和派的首領，要是把秦檜驅逐，主和派所剩的人，才幹不足，民治大局不保（秦檜治民安理，頗有壹套，沒有出現能替代他的人，也是無奈之舉），他最終，不得不讓主戰派上臺執政，用來壓制主和派壹桿人等。
除了觀察皇帝的行為，還可以從宋代筆記中得到旁證。那就是宋人筆記普遍地大量討論“官制”，其中有很大壹部分人是退下來的官員，屬於私人記載，而什麽使他們如此記載呢，威嚇其他朝代並沒有“官制”的大量私人記載？即使後三代元、明、清也沒有找到。
這只能放映宋朝了對“官制”的重視，職與權都普遍得到了尊重。
我們從宋朝的立法上看行政之功德，有德禮與政刑德關系論，德禮為本，政刑為末，德禮之間，德為本，禮為末(德為本而調整政與刑、政是統治工具，刑是輔助統治的方法)。
《宋刑統》(宋朝基本法《宋建隆重詳定刑統》以下簡稱《宋刑統》)較之唐律在體例和內容上均有所發展，從內容上看主要有：
1、在刑制上的變化，在五刑之後增創“折杖之法”；
2、對官吏犯贓罪的處罰規定較《唐律》有了明顯的減輕；
3、對“盜罪”呈現加重態勢；
4、有關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的條款與《唐律》相比明顯增多，這是變化最為突出的地方。
北宋初年“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改變了五代以來刑罰的嚴苛，文治於天下(以折杖法代其他刑罰，免除壹些極其殘酷的刑罰)。
“終仁宗之世，疑獄壹從於輕”，可見宋仁宗的開明政策。(此舉類似於今天我們的立法精神和原則“疑罪從無”)
仁宗“以敕代律”以補充空缺，采取編敕，是整個變法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直接目的在於保證“富國強兵”政策的實施。(可惜的是神宗之後“以敕代律”成為皇帝個人專斷的法律工具，在徽宗年間發展到了極端)
北宋“口數占田”主張獎勵農業生產，主張推行“社倉”制度，以減輕賦稅，也乃恤民之主張。
因此即使是從法制上看，宋也確實是“仁政天下，政治有功”
宋不以武斷專行而處國事，以大文德行而治國，幾乎就是走向現代化文明進程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