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存在兩個有失中庸的極端，壹個是無政府主義，壹個是獨夫專制主義，辜鴻銘用“群氓崇拜”和“強權崇拜”來說明這兩個極端，非常貼切。針對這兩種極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民主集中制，當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而不是集中基礎上的民主。作為政治的基礎的經濟結構也有兩個極端，壹個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壹個是計劃經濟，針對這兩個極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凱恩斯主義便是這樣壹種較為中庸的東西。在道德問題上，也有兩個極端，壹種是無條件的絕對的忠、孝、誠、信等，另壹種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不忠、孝、誠、信等，前壹種可稱為奴才哲學，後壹種可稱為強盜哲學或虎狼哲學但仍不太貼切，因為強盜和狼也是講道德的。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中庸之道自然是相對的道德，這種道德是建立在***同利益基礎上的，是壹種競爭手段。如果世界是奴才哲學的，自然不會有“囚徒的兩難處境”這樣的問題存在，也不會有博弈論、信息不對稱，強盜哲學也是如此，因為此時根本不會有合作發生。就象錢鐘書所說的“二柄與多邊”，類似的方面和極端還有很多，不勝枚舉。
“天地君親師”、“三綱五常”……在儒家的哲學中，所謂的“中庸”就是老實巴焦的服從，對皇帝、上級、祖宗、父母服從便是中庸，反之，不服從，反抗，改革便是不中庸，便是走極端。這不是中庸之道，不是唯物主義，不是實事求是，而是奴才主義，祖宗本位，是壹種頑固守舊，不思進取，是壹種極端。
孔子的政治社會學很容易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姑姑、姨姨、××、××……”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將其總結為“名分大義”，可謂壹言中的。對於這“名分大義”，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有更詳盡充分的發揮，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意思是說，壹個生命壹生下來，甚至不用等到生下來，甚至不曾受精，甚至他老子還不曾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被命名了，即“名分大義”的“名”，曰“子”，曰“臣”，曰“黔首”，曰“太子”，曰“貓”，曰“老鼠”……，名壹旦定了，對應於每壹“名”，便有壹個“分”，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地位、身份，不同的地位、身份要守不同的“禮”，也就是義務。臣、子、妻、黔首等的義務便是效忠、服從，知其名，守其分，行其禮，便是大義，因為這壹切的關系都是命中註定的，都是上天按排好的，用不著人來為自己操心。對於帝王，大兒子是太子，其它兒子是王。兒子生來就是為了孝敬父親，女人生來就是為了服從男人，皇帝生來就是為了奴役臣民，臣民生來就是為了供帝王奴役，貓生來就是為了吃老鼠，老鼠生來就是為了被貓吃，鼻子和耳朵生來就是為了戴眼鏡，長膝蓋是為了下跪，長屁股是為了挨打……各各依其名而守其分而行其禮，貓不吃老鼠是無禮，老鼠不讓貓吃就更是無禮。因此完全沒有競爭的必要，也沒有選擇的必要。在孔子的政治社會體系裏面，沒有給競爭留壹絲的余地，每壹個人，甚至壹個不存在的人，在社會中都有壹個“名”，對應著這個名，有壹套固定的行為規範，不用想，不用選擇，不用動腦筋，更不用鬥爭，鬥爭就不是君子了，是小人。因此司馬光說“名”是最重要的。如果壹個人渴得快要死了，這時他突然發現了壹溪清泉，這時候有人告訴他，這泉有壹個不好聽的名字（比如盜泉），那麽按照儒家的“中庸之道”他就不應該喝這水，而寧可渴死，當然最好的是學習掩耳盜鈴的辦法假裝不知道或沒聽見，這種“中庸之道”“名分大義”的愚昧、的“吃人”可見壹斑。這顯然並不中庸，而是極端．
而這種“名分大義”顯然違背了物競天則，適者生存的“生命大義”。突變、進化、變革卻是無法阻擋的，孔子似乎也知道這壹點，卻要“知其不可而為之”，想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客觀規律之上，這是很可悲的。為了在某種程度上實現自己已經“知其不可”的理想，孔子也采取了壹些具體的措施，除了內容上之外，在教育方法上則極力提倡循循善灌的填鴨主義。孔子的教育方法集中體現在《論語》裏面，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壹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孔子的學生幾乎從來不問“為什麽”。如甲學生問：“什麽是‘仁’？”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至此便完了，這個學生從來不會再問壹句“為什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仁’？”而是只知道哇啦哇啦地死記硬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仁……”在今天的中國大學裏面，這種教育方法，在今天的科研機構裏面，這種權威主義、祖宗主義、官僚主義——仍然陰魂不散，可稱為“國粹”了。
儒家每謂食之不化、死記硬背、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不知變通者為大德，而能夠靈活運用、隨物而化者謂為無德、小人。如漢語中有壹詞曰“見風使舵”，通常依儒家的道德觀看成是壹個貶意詞，但實際上見風使舵真的是不好的嗎？見風不轉舵就是好的嗎？只要有過行船經驗的人——特別是有帆的船——都知道，如果風向風速變了，水流的方向、速度也變了，如果不根據實際的情況而調整帆和舵的方向，怎麽能達到目的地呢？那不是刻舟求劍愚昧之極堪入“笑林”了嗎？因此，我們說識時務者為俊傑。所謂識時務者就是指那些能夠舉壹反三、切實掌握客觀規律而能夠靈活運用的人。有人說“屈原宜放，馬遷宜腐”，我們即使不將此話理解成“屈原只有放了才能賦出《離騷》，馬遷只有被腐才能著《史記》”，而理解成屈原活該放，馬遷活該腐，也是有道理的，像他們這種和嶽飛壹樣不尊重客觀規律，不懂得客觀規律，不會利用客觀規律而壹味地愚忠，妄圖將自己的意誌強加於客觀規律之上的人自然應該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
後世儒家講“中庸之道”時，總要把《尚書》上那幾句話搬出來，曰：“……允執厥中”雲雲。但從《尚書》中僅有的壹點記錄看，堯舜之時似乎實行的是***和制，雖然皇帝實行終身制，但不是世襲制，重大事件，如選擇下壹任皇帝，治理洪水等，皇帝須向“四嶽”咨詢，蔡沈註曰：“四嶽，官名，壹人而總四嶽諸侯之事也。”以蔡沈之然為然，這所謂“四嶽”似乎可以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具體表現和代表。“四嶽”雖然是壹人，而不是四人，但顯然在“四嶽”之下有壹個機構，否則單憑壹人是無法“總四嶽諸侯之事”的，而在這個機構裏面，必然要有各地區的代表，因此有今日“人大”、“國會”、“兩院”及古羅馬時“元老院”的功能。可見堯舜所謂的中庸決不應該是壹種奴才主義，應該與儒家所謂的中庸大有不同，他們動輒把堯舜這些羊頭掛出來，案子上賣的卻是狗肉，是掛著中庸賣極端。
最後不妨借用《金剛經》裏常用的壹個句型，曰：“中庸之道非中庸之道，是名中庸之道。”我們要講中庸之道，但不是那個僅僅搶註了這個商標的冒牌的“中庸之道”。我們要講道德，但不是孔子所說的那種周朝的奴隸制的道德，不是為道德而道德，而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前提下的道德，我們要講的道德僅僅是壹種手段，壹種提高經濟效率，減少交易成本的手段。我們常說處理好“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並不是說發展與穩定是並列的、是矛盾的，發展是目標，穩定是手段，是為了發展而穩定，而不是為了穩定而穩定，熱力學的“熱寂”狀態、“壹溝絕望的死水”倒是穩定的很，但我們不要這種穩定。我們所要的穩定，是壹種良好的秩序，壹種各盡所能、充分就業的秩序，破壞這種秩序的因素，就是不穩定因素。
中國傳統的文化精髓------中庸之道。古人之中庸之道，今人稱為平衡。早在幾千年前，老祖宗就已了解到事物是個矛盾的統壹體，買東西的和賣東西的，企業的利益的員工的利益，員工的激勵和懲罰......，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事物的發展也是矛盾發展的結果，關鍵是找出矛盾的平衡點，這才是壹種穩徤的思想。偏袒某壹方，就會激化矛盾，事物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是人不好把握的。所以說，中庸之道是壹種穩健的思想，不是頹廢的，而是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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