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雖然處於長期的分裂和對抗狀態，但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在中國歷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紳制和均田制是這壹時期最初的政治經濟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歷史現象。其特點是根據門第來區分士族和平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不同地位。從歷史上看，士紳制度有壹個漫長的萌芽、形成、充分發展(又稱興盛)、衰落和消亡的過程；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我們應該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分析和評價士紳制度。
用發展的觀點來理解士紳制度產生、發展、衰落、消亡的過程和科舉制度的必然性。
概念:
士紳——以家庭為基礎，以門第為本位，在社會上形成的地主階級特權階層(擁有較高政治經濟特權的富裕家庭)。氏族，又稱土祖，是地主階級中的特權階級。
布衣者——指除士紳以外的普通中小地主，也稱卑微者。
特征(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門第分享特權，世代身居要職；(九品中正制是士紳制的政治保證；)
(2)經濟上:
士紳占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建立了自給自足的強大的莊園經濟；(官占田制度為士紳制度提供了經濟保障；)
(3)社會生活:
不要和平民結婚，甚至不要坐在不同的座位上；
(4)文化上:
鼓吹空談，占據高級公務員職位。
發展
(1)萌芽(東漢)
政治:自漢武帝提倡儒學以來，官僚以經學起家，至東漢，逐漸形成終身為官的狀態。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使宗族地主憑借家世參與政權。
經濟:西漢中後期，土地兼並十分嚴重，逐漸形成了官僚、商人、地主的強大地主勢力。東漢政權是在豪強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所以豪強地主在東漢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他們政治上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權，經濟上吞並土地，管理莊園，逐漸獨立，成為貴族世家。東漢開始形成士紳地主(又稱豪紳地主)，為魏晉南北朝士紳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階級和經濟基礎。
②地層(曹魏，西晉)
士紳制度的形成是指統治階級頒布各種法規，維護士紳地主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特權。曹魏政權實行的九品中正制是貴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標誌。
(二)鞏固(西晉)
西晉建立後，司馬氏家族為了獲得貴族子弟的支持，繼續實行放縱與籠絡政策，形成了典型的門閥政治。
(3)鼎盛時期(東晉)
東晉時期，士紳制度充分發展，進入鼎盛時期。原因是東晉依賴南北士紳的支持。東晉政權是司馬皇權與以王、於、桓、謝為代表的北方士族和江南吳國士族的聯合專政，處於非主流地位。這種政治格局持續了壹個世紀，直到東晉末年。當時士族的影響力足以與皇權並駕齊驅，甚至超越皇權。皇帝依靠士族的支持，士族政治達到頂峰。這壹時期，士族在政治上身居高位，壟斷政權，在經濟上封鎖山河，占有大片土地和勞動力，在文化上主張講清楚。為了維護這壹制度，東晉南朝時期，士族非常重視修譜，重視士族世系的來源，以此作為其特權的憑證，於是譜牒盛行，譜牒專著成為官方部門選拔官員、維護士族特權地位的工具。
這壹時期，土族擁有政治特權，清官的重要職位被士紳壟斷。經濟上擁有田莊，占有大量土地人口，經常與政府爭奪勞動力人口；文化上，家學繼承並占據壟斷地位，又推崇家譜，主張談玄學，擅長龍書法、繪畫等藝術；社會不與平民通婚，等等。士紳掌握著權力，卻不願涉足實踐，在放縱和奢侈中腐朽。
(4)衰落(南朝)
東晉後期至南朝，士紳制度逐漸衰落。根本原因在於士紳自身的腐朽。在士族制度下，士族尤其是高級士族可以憑借家世做官，世代把持高官職位。特殊的社會環境使許多士紳不思進取，沈湎於閑逸放蕩，不屑於政務軍務。再加上士紳關系密切，身體素質極差。因此，東晉前秦之戰後，壹些出身平民的將領脫穎而出，表現出很高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威望和權力迅速上升。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是平民出身的將軍。南朝皇帝雖然無法改變高級士紳壟斷高級官員的局面，但他們引用平民官員的話，將品味不高但卻有實權的職位委托給他們，並分享士紳在實際治理中的特權。這壹時期士紳制度衰落的第二個原因是受到農民起義的打擊；第三個原因是士紳受到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打擊和削弱。以上三個原因的相互作用，極大地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階級和經濟基礎。
到了南朝，由於氏族本身的衰敗。失去政治和軍事優勢；社會階級矛盾的沖突和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漢族地主趁機以軍事力量崛起。在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進壹步主動控制地方，指揮軍隊，以武稱帝，如劉裕、蕭道成等。，打破了正門地主壹統天下的局面。這時候的氏族地主雖然身居高位，但沒有實權，必然滅亡。後來由於候場混亂，隋朝滅亡等變化，門閥等級制度日薄西山，布衣地主躍居政壇主要位置。隋唐時期，廢除“九品鄭智”制度，實行科舉制度。“選秀才不問家世，結婚不問讀書。”起源於魏，盛行於晉的貴族制度最終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中消亡。
(5)滅絕(晚唐)
隋唐時期，士紳制度逐漸消亡。原因之壹是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使門第低下的布衣地主通過考試參與政權，破壞了貴族制度的政治基礎。均田制和租租調整制的實施，使壹部分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了壹部分土地，也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其禁止無限制占地和隨意賣地的規定，在壹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並，保護了自耕農，也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經濟基礎。二是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和利益之爭。第三，農民戰爭進壹步摧毀了腐朽的士族制度。從此，延續了六七百年的士紳制度終於在歷史舞臺上消失了。
成因
(1)歷史根源:東漢以來豪強地主的發展。(2)政治原因:魏晉的統治基礎是士族，皇帝靠士族支撐；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為貴族家庭培植私人勢力、維護政治特權的工具，)
5.下降的原因
(1)自我腐朽:腐朽奢侈的生活和與生俱來的特權，導致士紳階層執政能力不足，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東晉南朝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激烈，平民百姓逐漸抓住機會掌握主動；
(三)侯景之亂的影響。金代杜南的士紳“睡了壹會兒”；
(4)隋唐科舉制度的實施，動搖了士族的政治基礎；
(5)晚唐農民起義的罷工。(徹底消滅火葬制度)
6.影響
士紳制度貫穿了魏晉南北朝最突出的政治特征，也是西晉政治腐敗黑暗的表現，決定了這壹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官僚化特征，對後世影響深遠。
負面影響:
士紳制度的政治經濟特征決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階級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內部矛盾往往特別尖銳，導致了南北割據、割據的長期政治局面。士紳田莊經濟強化了封閉的自然經濟，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士紳是地主階級中的腐朽集團，後期越來越腐朽，是壹群社會寄生蟲。
客觀上的正面作用:1。經濟上，士紳的田莊經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士紳占有大量勞動力，強化了封建依附關系。在魏晉動蕩的政局下，農民依附於貴族家庭，擁有相對有保障的生產條件，這顯然有利於封建經濟的發展；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相對穩定。士紳地主作為北方移民的核心來到南方創業。客觀形勢使他們成為發展南方經濟的組織者。他們在南方建立的田莊和別墅，畢竟促進了江南荒山野嶺的開發。2.在民族關系中，知識分子在促進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3.士紳們在思想上、技術上、文化上生活富足，有資格從事文化事業。壹些士紳輕視禮儀，崇尚個人自由，思想充滿想象和浪漫。因此，在東晉南朝時期，他們在哲學、文學、書法、繪畫、科學等方面都取得了許多成就，而且富有特色。
反對火葬的是平民百姓:
與其政治經濟地位相比，南朝世家大族的社會地位更為優越。宗族和窮人家的地位是不同的。“為官者，以貨為生者，視之子輕如仆，易如糞土，絕與之交往”(《文遠·華英》卷七六○，引《論冷蘇》)。因此，這兩個階層之間沒有聯系。冷人雖已名滿天下，成為貴族、近臣，但不自量，不迎族，甚至會被侮辱，也不會受到族中人的問候。例如，路飛的孫子陸瓊枝、宋孝武帝的嶽母和王僧達是鄰居。瓊的“品味車好和尚，和尚會打獵，不過換了衣服。”瓊坐下時，和尚達了分歧，說:“昔日棄道之君是誰？”(《石楠王弘的兒子和和尚達傳》)。於是他讓左左燒了陸瓊坐的床，讓陸瓊下不了臺。張輔，宋代吳郡人，官至中書郎。中書舍人秋當和周舫認為他們是張輔的同事，商量是否應該去拜訪他。周舫說，“如果他不招待我們，我們會很尷尬。我們還是不去的好。秋當說:“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地位。既然是同事，總是可以隨便坐坐。”就這樣，他們兩人決定去見張父。張復“先搭起兩張床，把墻移開三四英尺。”第二位客人落座，對左右說“移我遠客”(《石楠·張紹傳·付梓附傳》)，表示不想和壹個冷淡的人坐在壹起。邱當和周舫覺得很尷尬，只好退出。齊中書問齊國皇帝蕭賾:“我生為武官，榮為大官，娶了荀昭光家兒子的女兒。現在我沒有別的要求，只求陛下允許我入士族！"劉裕說:"我無能為力，但我自己可以。和尚真的接受了命令，上了榻坐下，然後命令左右說:“把我挪開，讓客人走。”和尚真的很沮喪，退縮了。告訴武帝，士大夫不是天子所命(《南史·玄孫傳》)。世家大族社會地位的優越性，當時官方地位的嚴格區別和世家大族排斥的寒流，也就是這個下場，可見壹斑。
為了顯示自己的家庭特別優越，也為了不混淆所謂“世態炎涼”的說法，壹定不能和布衣女子結婚。所以，貴族家庭在婚姻的選擇上特別註重自己的家庭地位。名門望族必須嫁給名門望族，吳、陸、朱、張也必須自己選擇姓氏，或者嫁給惠濟空、魏、虞、謝。壹方面，他們不把連的出生當作壹種榮譽。另壹方面，他們也以“經商嫁官”為恥，不被允許效仿。因為“已婚官員出類拔萃”，他們會被這個階層的人排斥和批判，他們的金字招牌家庭會變得不光彩，他們未來的政治前途也會黯然失色。
但南朝有很多出身貧寒的將軍，少則三，多則三，掌管總務。由於他們的政治勢力如此之大，少數世家大族與這群暴發戶成了密友，如邪王(第七孫)帶走了妻子沈妃的兒子沈文姬，陳朝宗(謝玄的曾孫)“為兒子娶了的兒女”(《南史·謝靈運、孫朝宗傳》)，的妻子王“敬”。在南齊帝國，嶽被彈劾上了臺面，認為羅伊的曾祖父是尚書右的仆從，而羅伊本人和他的父親、父親也是其中的傑出人物。雖然是國侍郎，張之子曼鸞是吳郡主簿，但曼“姓，士與庶人分不清”和“王，曼蓮之婚，實恐事聽”羞辱了宗族，無非如此，故請朝廷改之。可見窮人和宗族的界限還是很嚴格的。
社會上士人與普通人的區分越嚴格，世家大族就越是互相標榜門閥，“爭姓而居，市井相榮”(《石篇》)，郡望歷來成為他們的商標。從西晉末年開始，中原的世家大族開始過江遷徙。壹個貴族家庭在它的起源中被稱為貴族家庭，它本身並不需要顯示它的財富。搬到其他地方後，就不是了。瑯邪的王、太原的王屬於該族，其他地方的王不屬於。陳郡的謝家和濟陽的蔣家都是世家大族，其他地方的謝家或者蔣家都不是。在壹個地方，壹個姓王或謝的新家庭搬了過來。誰知道王或者謝家在哪裏？這樣，我就不得不鄭重聲明，我是王郎謝或王太元，不是別的王氏，是陳縣的謝氏、姜氏，不是別的謝氏、姜氏。可見重視郡縣是重視門閥制度的必然結果。……
由於門閥的重視，白知識譜系成為壹種特殊的知識。平陽賈源，祖碧之，其父土匪，祖孫三代，以家譜聞名。筆之，晉太原撰《十八州族譜》。宋代的劉湛、齊的王建、梁的僧儒，都是為了方便吏部而編了《百家譜》。“若有司選，必查族譜，考其真偽”(唐代劉芳語)，故宋齊以下不熟悉族譜者，視為不聘於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