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
在準確和流暢的基礎上將壹種語言的信息轉換成另壹種語言的行為。翻譯是將壹種相對陌生的表達方式轉換成壹種相對熟悉的表達方式的過程。其內容包括語言、文字、圖形、符號和視頻翻譯。其中，在A語和B語中，“翻”是指這兩種語言的轉換，即先把A語的壹句話轉換成B語的壹句話，再把B語的壹句話轉換成A語；“翻譯”是指這兩種語言的轉換過程，將A轉換成B，然後理解翻譯成當地語言的文本中B的意思。兩者都構成了壹般意義上的翻譯，讓更多的人理解其他語言的含義。
概念
1.口譯或口譯員(口譯也叫口筆譯)是壹種職業。
2.翻譯或翻譯。
3.法律術語，如:
《商標法》第十三條第壹款明確規定:“在同壹種或者類似商品上申請註冊的商標，是他人復制、模仿或者翻譯的馳名商標，容易造成混淆的，不予註冊，禁止使用。”
這個“譯文”來自《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中的“譯文”。
因為有直譯，音譯，意譯。而且同理，可能有多種譯法，以哪壹種為準，關系到如何保護馳名商標和他人的合法權益。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察:
壹是馳名商標是否有明確的含義，是否與漢字形成壹壹對應的關系；
第二，馳名商標的音譯是否習慣；
第三，翻譯方法是否得到了大眾尤其是市場的認可。
形式
這個過程在邏輯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妳必須從源語言中解碼出意義，然後將信息重新編碼成目標語言。所有這兩個步驟都需要語言語義學知識和語言使用者的文化知識。好的譯文除了保留原文的意思外，還應該像本族語者的說話或寫作壹樣流利，符合目的語的習慣(除非在特殊情況下，說話者無意像本族語者那樣說話，比如在戲劇中)。
翻譯包括口譯、筆譯、機器翻譯、同聲傳譯、影視翻譯、網站本地化、書籍翻譯等。隨著IT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和成熟，現實生活服務的“電話翻譯”終於誕生了，於是形式越來越多，服務也越來越方便。就翻譯的物質形式而言，它表現為各種符號系統的選擇和組合，可分為四類:
①語音語言符號，即自然語言的口語，表現在電話交流、內外談判、接待外賓等方面；
(2)無聲的語言符號，包括文字符號和圖像符號，表現在談判決議、社會信函、電報、通訊和各種文學作品等印刷品中；
(3)言語非言語符號，即交際過程中有聲音但無音節的所謂“類語言”符號，常用的方式有:說話時的特殊重音、語調變化、笑聲、掌聲等。這類符號沒有特定的音節，語義也不固定，其信息是在壹定的語言環境中傳播的。比如，笑聲可能裝載著積極的信息，也可能裝載著消極的信息，掌聲可以傳播歡迎、贊同和掌聲。
(4)無聲的非語言符號，即各種肢體語言符號，表現為人的動作、表情、服飾等無聲的伴隨語言符號。這樣的符號有鮮明的民族文化，比如人的壹些動作，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表達的語義信息是完全不同的。不僅如此，還可以加強口語的交流效果。例如，如果在交談中伴隨適當的肢體語言，口頭語言的表達效果會明顯增強。
這四種符號既可以表達譯出的原碼，也可以表達譯出的解碼，即可以單獨作為原碼或解碼的物質載體，也可以兩個、三個、四個* * *壹起組成。
從翻譯操作的程序性來看，其實包括理解、轉換、表達三個環節。理解是分析原代碼，準確把握原代碼所表達的信息；轉換是運用各種方法，如解釋或翻譯的形式，各種符號系統的選擇和組合，引申、濃縮等翻譯技巧的應用，將原代碼所表達的信息轉換為解碼中的等效信息；表達就是用新的語言系統準確表達。
上面提到的許多翻譯形式可以概括為:翻譯實際上是壹種特殊的信息傳播形式。實際上，整個翻譯活動是壹種社會信息傳遞，其特征是傳播者、傳播渠道和接受者之間的壹系列互動關系。與普通的交際過程不同，翻譯是在兩種文化之間進行的，操作者選擇的符號不再是原來的符號系統，而是產生文化代碼變化，但原理與普通交際相同。
分類
人工翻譯
1.根據譯者在翻譯中采取的文化態度，可以分為歸化翻譯和異化翻譯。歸化翻譯是指把在源語文化語境中自然適合的成分翻譯成在目的語文化語境中自然適合的成分，以便被翻譯的讀者能立即理解，即意譯。然而，異化翻譯是直接根據源語言文化語境的適當性進行的翻譯，即直譯。
2.根據翻譯作品在被譯語言和文化中的預期功能，它可以分為工具翻譯和文獻翻譯。
3.根據翻譯所涉及的語言的形式和意義。它分為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語義翻譯在目的語語義和句法結構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準確地再現原文語境的意義，交際翻譯則盡可能追求目的語讀者產生的效果。
4.根據譯者對原文和譯文的比較和觀察，可以分為文學翻譯和語言學翻譯。文學翻譯尋求譯文與原文文學功能的對等。其理論往往主張，在無法復制原文的文學表達的情況下，譯文只能更美而不遜色。缺點是不註重語言結構之間的比較和聯系。語言學翻譯尋求兩者之間系統轉化的規律，主張把語言學研究的成果用於翻譯，通過翻譯實踐促進語言學的發展。
5.根據翻譯目的與源語言在語言形式上的關系，可分為直譯和意譯。
6.按翻譯媒介可分為口譯、筆譯、視譯和同聲傳譯。
機器翻譯
1947年，美國數學家兼工程師沃倫·韋弗和英國物理學家兼工程師安德魯·布斯提出了機器翻譯的思想(簡稱“機器翻譯”)，機器翻譯從此登上歷史舞臺，經歷了曲折漫長的發展道路。在接下來的65年裏，這臺機器被翻譯成了國際學術界、商界甚至軍界的戰場。機器翻譯是壹門涉及語言學、數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等多學科多技術的綜合性學科，被列為21世紀世界十大科技難題之壹。同時，機器翻譯技術也有巨大的應用需求。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基於語料庫和多引擎機器翻譯方法的廣泛使用，機器翻譯系統的性能和效率得到了顯著提高，各種翻譯軟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使在線翻譯成為當今機器翻譯的亮點。機器翻譯分為文本機器翻譯和語音機器翻譯。在文本機器翻譯方面，谷歌目前處於領先地位。在語音機器翻譯方面，谷歌也處於領先地位。機器翻譯消除了不同語言和語言之間的障礙，是造福人類的高科技之舉。但是機器翻譯的質量壹直是個問題，尤其是翻譯的質量，離理想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我國數學家、語言學家周海中教授認為，在人類理解大腦如何對語言進行模糊識別和邏輯判斷之前，機器翻譯不可能達到“信達雅”的水平。這種觀點恐怕正說明了制約翻譯質量的瓶頸。
要求
主要標準
在語際交流過程中，翻譯是溝通不同語言的橋梁。壹般來說，翻譯的標準主要有兩個:忠實和通順。
忠誠的
是指忠實於原文所要傳達的信息，即完整準確地表達原文的信息，使目標讀者獲得的信息與原文讀者獲得的信息大致相同。
光滑的
是指譯文規範、清晰、易懂，不存在文理不通、結構混亂、邏輯不清的現象。
歷史
西方歷史
翻譯實踐在歐洲歷史悠久。甚至有人認為歐洲文明起源於翻譯。從羅馬帝國到今天的歐洲市場，國際貿易依賴於翻譯。有人說，如果不是先把古希伯來文的《舊約》和希臘文的《新約》翻譯成希臘文和拉丁文，再翻譯成中世紀和現代的語言，2000年以來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就不會出現，歐洲文化也不會出現。自《聖經》被翻譯以來，歐洲的翻譯活動在近2000年間壹直沒有停止過。《聖經》的翻譯是壹件大事，它為許多國家的語言奠定了基礎。在古希臘和拉丁文學中，荷馬史詩、希臘悲劇、喜劇和抒情詩，以及Te Aucry Toth(約公元前310 ~ 250)、卡圖盧斯(約公元前87 ~ 54)、普魯塔克(約公元46 ~ 120或127)的作品也被反復引用。阿拉伯翻譯家為保存古希臘文學藝術做出了巨大貢獻，至於歐洲古今其他偉大作家，如維吉爾、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安徒生、易蔔生、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裏哀等，他們的作品也被多次翻譯成其他國家的文字。在東方文學方面，天方夜譚，日本能劇，中國小說和詩歌，印度故事海，薄伽梵歌，沙恭達羅等等都被翻譯成了歐洲語言。特別值得壹提的是印度的五本書，通過中世紀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的翻譯，被反復翻譯成多種歐洲語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翻譯學校
實踐產生理論，歐美很多國家的翻譯理論五花八門。從廣義上講，可以分為兩個學派:壹個是翻譯可能性理論，壹個是翻譯不可能理論。其實沒有完全100%的可能，也沒有完全100%的可能。世界上所有的翻譯活動都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進行的。歐洲的許多著名人物，如馬丁·路德、m·阿諾德、F.W紐曼、J.B波斯·泰加、h·白洛克、Fr。諾克斯訴那巴案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譯理論。根據凱澤的世界文學百科全書，其中壹些理論是任性的。
爭論
翻譯壹部作品或壹篇演講，不可避免地涉及兩種語言:壹種是作品或演講的原語言，德國學者稱之為Ausgangssprache(源語言)，英美學者稱之為原語言或源語言；壹種是翻譯語言，德國學者稱之為Zielsprache(目標語言)，英美學者稱之為目標語言。兩者之間總會有差距。因為嚴格來說，絕對同義詞根本不存在。壹個譯者，無論多麽高級，也只能盡可能地貼近源語，不可能完全傳達出原意和神韻。譯者的任務是處理兩種語言之間的關系。
關於翻譯，普遍的看法是，邏輯的、抽象的東西，比如數學、物理、化學等著作，比較容易翻譯。但也有意義轉移的危險。註重情節的作品，比如淺薄平庸的小說，也比較容易翻譯。強調推理或煽動性的作品，如格言、辯論性文章、政治演講、有傾向性的劇本和諷刺文學，都不是很難翻譯。然而，翻譯側重於表達感情的高級文學作品是極其困難的。在這裏，翻譯只能是或多或少的再創造，只能是盡可能的接近原著。原作的神韻和意境無論如何都很難被完全復制。特別是，源語言中聲音產生的效果無法在目標語言中再現。
除了關於翻譯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爭論，還有關於直譯和意譯的爭論。這種論調在歐洲由來已久，但在中國尤為突出。
中國歷史
起源
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在世界上有著突出的地位。《詩經》講究翻譯的信、雅，《禮記》有記載翻譯。李周的“徐翔”壹詞是這四位譯者的統稱。《禮記·王制》提到“五方之民不可言”，為了“達其誌，明其欲”，各方都有專人，而“北譯”。後來佛經翻譯家在“譯”字前加了“轉”，成了“譯”字，流傳至今。
由於中國早期歷史的環境，中國文化的鄰國在很長壹段時間內沒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傳入，翻譯才廣泛存在。
歷史
宗教文獻的翻譯在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佛經的翻譯，譯者在翻譯經書的時候經常會對文獻進行修改，使譯文更加符合中國文化。他們會在譯文中加入壹些中國的傳統觀念，比如孝道。
據中國君遊會佛教文獻記載，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時期，是壹位誌向高遠、意誌堅強的僧人。二十八歲，帶著“見法悟道，歸東華傳聖”的宏願，赴印度求學。唐太宗在《唐三藏序》中對玄奘西遊的描述是這樣的:“踏險路，拄棍孤軍遠征，晨飛帶雪，途中失地，飛沙走石，迷於空中。”萬裏山河，撥嵐入影，百次寒窗，蠕霜雨而躍向前。玄奘西行印度十七年，其間歷盡艱辛，回國時約四十五歲。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裏，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翻譯經文。他翻譯了75卷佛教大乘經，1335，共1000多萬字。玄奘的翻譯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達到了中國佛經翻譯史上的高峰。印度學者白樂天認為玄奘的翻譯是中印兩國人民的偉大遺產，並指出玄奘是歷史上第壹位翻譯家。」
在中國，佛經翻譯從漢末到宋代持續了12300年，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佛教是來自實踐的最系統、最深刻的理論。
晉代道安(314 ~ 385)提倡質量，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即漢譯佛經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符。他還提出了“三難”，指的是不容易做到的三種情況。
父親的鳩摩羅什(344 ~ 413)主張除了“得其要義”之外，還要考慮“體”。他說:“天竺是民族習俗，非常重視文學制度。其宮商風格為韻，入之甚好。凡是拜見國王的，都會有贊美；見佛之儀，以歌嘆貴，以經贊也是其風格。但若改梵為秦，則失其藻。雖然漫不經心，但風格迥異，如同嚼米與人。不僅無味，而且惡心。”(《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
隋代顏琮(557 ~ 610)最推崇道安的學說。他主張直譯，提出了“八項準備”和“十條”。“八個準備”是指壹個翻譯必須具備的八個條件；“十條”指的是他對翻譯的風格和格式的十條規定。在唐代，玄奘是中國翻譯史上的大師。他對文學和質量並重，但似乎側重於質量。他沒有留下任何專門研究翻譯理論的文章。他的“五種不譯”理論在《譯名集》中有所記載，並指出五個字只能音譯。
北宋贊寧(919~1001)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了翻譯佛經的“六例”，詳細論述了翻譯的六個方面。他把翻譯定義為:“譯者如錦緞，背上有花，但他的花有不同的耳朵。”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壹門藝術(如翻錦緞)，改變形式(左右)的同時保持內容不變(背面有花)。
北宋初期(960 ~ 1127)有翻譯活動，後來逐漸衰落。其復興始於明朝永樂五年(1368 ~ 1644)(1407)。當時由於對外交通的需要，創辦了四溢館，培養翻譯人員。明末，西學東漸，翻譯更加活躍。但是這個時候，翻譯的方向就完全變了。不再是印度佛經，而是歐洲天文學、幾何學、醫學的經典。中國翻譯史已經發展到了壹個新的階段。
明代壹些著名的翻譯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翻譯觀。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 ~ 1610)說:“況且東西方是文理科，各有千秋，言意互求，但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明明知道了，還是可以接受的；會很難為文字而寫。”也就是說，中西語言的結構不同，文章的語境也不同。壹些西方術語在中國是沒有的。口頭解釋就可以了，翻譯成文字大家也不會懂。
中國當代科學家李之藻(1565 ~ 1630)這樣描述當時外國傳教士翻譯書籍的態度，說“都是借我中文之詞，翻出西文之義，不敢增長見識，因而失去了真實性。”這時候的翻譯往往采用合作的方式，類似於早期的佛教翻譯，即中國學者和外國人合作翻譯，潤色文字的責任放在中國學者身上。
升高
鴉片戰爭後，中國有識之士感到有必要向西方學習，翻譯活動逐漸興起，形成了中國翻譯史上的又壹個新階段。馬建忠(1845 ~ 1900)強調翻譯東西的難度。梁啟超(1875 ~ 1929)主張譯經高明。壹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1853 ~ 1921)在幾篇序言中陳述了他在翻譯中遵循的原則。他在《進化序》中說:“翻譯事物有三難:信、達、雅。”“信”就是忠於原著，“達”就是忠於讀者，“雅”就是忠於文學語言。信達雅只有三個字，卻反映了作品、讀者、語言之間的關系。在嚴復的翻譯中，進化論接近於意譯，而傅園接近於直譯。他說:“翻譯不同於進化論。雖然文理全段不能不融合，但文字和意義之間並沒有顛倒。”但他刪除了書中“多余和無關”的地方。在《論集團權利的邊界》的翻譯中，他說:“原書文理相當深刻，意義沈重，語句復雜。如果是照著課文翻譯的話，就很難讓人理解，只好稍微倒過來。這也是西方書籍的中文翻譯方式。”可以看出，進化論是意在達到目的的敘事翻譯，傅園是沒有字義倒置的嚴格翻譯，而群權邊界論是不遵循文本的廣義翻譯。然而，無論翻譯方法是什麽，有壹點是壹致的:避免逐字直譯，盡量使用新單詞或短語來傳達所有的意思。比如《進化漢語》裏沒有對應的詞，就用“天眼”這個詞；自由在當時的中國還不是壹個法律概念，所以我們用了“群體的權利”這個說法。嚴復在翻譯西文詞義方面做了有價值的嘗試，但這方面的研究有待開展。
五四運動後，中國歷史進入了壹個現代時代，翻譯的重要性遠遠大於以前。中國新文學的崛起離不開翻譯。第壹個關註翻譯並大力提倡翻譯的人是魯迅。魯迅提倡直譯。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引進外國的思想供參考，同時也是為了通過翻譯來改造我們的語言。19311二月二十八日，他在給瞿秋白的信中談到了嚴復。他說:“他的翻譯真是漢唐典籍翻譯史的壹個縮影。漢末中國翻譯佛經比較直白，但他沒有采取方法。六朝真是“雅”“雅”，這就是他進化論的典範。而唐則重在‘信’，乍壹看幾乎無法理解，就像他後來的譯書壹樣。”魯迅不主張完全的中國翻譯。“不完整的中國翻譯”不僅是輸入新的內容，也是輸入新的表達方式他認為中國的語法不夠精確。“這種語法的不精確證明了思維的不精確。換句話說，大腦有點混亂。”
翻譯學校
瞿秋白和魯迅同意直譯。他說:“除了向中國讀者介紹原文內容，翻譯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幫助我們創造壹種新的中國現代語言。但他也指出:“翻譯的時候，如果只是‘放入不同的句法’之類的話，不管它能不能在壹個活生生的人嘴裏說出來，那麽這些‘不同的句法’永遠不能‘據為己有’。他認為“新詞應該是大眾的語言——大眾可能理解和使用的語言”。“許多現代譯者基本上都是直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