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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壺發展史紫砂壺發展史 基於紫砂器特有的性質,它在歷史上多作茶具。紫砂茶具的發展歷程,實際上就是紫砂壺發展史的基本部分。 宋人歐陽修、梅堯臣等都寫過歌詠"紫甌"的詩詞,或認為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經誕生,而且受到上層社會的歡迎。1976年7月,在宜興丁蜀的羊角山,發現古窯址的廢片堆積,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殘片,泥色紫紅,泥質粗糙,手工技術不高,成品有明顯的火疵,復原所得大部分為壺。羊角山窯,據判斷年代上限不早於北宋中期,盛行於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這壹發現,被認為印證了紫砂始於北宋的看法。 文獻中確切記載的紫砂歷史,是從明代正德年間供春學金沙寺僧制作茗壺開始的。供春所制,據第壹部紫砂藝術的專著--周高起在開啟年間寫成的《陽羨茗壺系》中所說,當時已經極難經見。現存傳世的供春壺,見於著錄而且很著名的有兩件:壹件是"樹癭壺",傳說曾為吳大 ,後為儲南強所得,把下刻"供春"兩字,裴石民配制壺蓋,黃賓虹為之定名,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另壹件是原羅桂祥先生收藏,後藏香港茶具文物館,壺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兩行楷書銘款的"六瓣圓囊壺"。據顧景舟先生談,曾見過樹癭狀壺有十二件之多,不合文獻所載供春過的特點,似難以定為真品。不過,傳世供春壺作為明代中後期紫砂的標誌,時代賦予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 考古挖掘所見有明確紀年可考的紫砂實物,現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館的壹件藏品。這是壹件提梁壺,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於南京市中華門外馬家山的明司禮太監吳經墓,同出的有嘉靖十二年磚刻墓誌。這件壺的質地、制法,可與羊角山出土標本相比照。它的胎體近似缸胎而質地較細,壺面粘附著"缸壇釉淚",證明當時燒制紫砂還沒有另裝匣缽,是與壹般缸器同窯燒成的。吳經墓出土的這件壺,對於鑒定供春生活時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時鵬、董翰、趙良、元暢是嘉靖、萬歷時期的著名陶工,號稱"四大家"。清乾隆年間吳騫所著《陽羨名陶錄》說:董翰始創菱花式壺,趙良多制作提梁式壺。他們的作品都有傳世,當然不多,收藏家和鑒賞家們很註意鑒別考證。 時鵬之子時大彬是供春以後最著名的陶藝大師。他生活在萬歷年間,所用陶土雜有硇砂,制壺不務妍媚,樸雅堅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壺,後識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等人,接受品茶、試茶理論的啟發,壹反舊制,專做小壺。這是紫砂壺藝史上的壹件重要的事情。茶論裏說:"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淪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湯力茗香。"與時大彬同時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孟臣都迎合時代的風尚制作小壺。 時大彬的銘款,運刀成字,書法嫻雅。著錄還記載大彬壺有壹個獨特標誌,是壺蓋與壺身吻合,手抓壺蓋,能連壺並起,見《陽羨名陶錄》卷下引張燕昌《陽羨陶說》。時大彬時代的紫砂器,因原料中雜有硇砂--天然存在的氯化銨,燒成後器身呈現金色點,吳騫《陽羨名陶錄》上也註意了這壹特征:"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淡墨色,上有銀沙閃點,迨硇砂和制,谷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時大彬的作品,據同時代的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說,問世的年代已"知名海外",陳貞慧《秋園雜佩》也寫道:"即遐陬絕域猶知之";周高起更曾有"茗壺奔走天下半"的頌稱;連當時的通俗文學作品中都有描述,崇禎元年尚友堂刊本的《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回,描寫汪錫的室內陳設;"壁間紙畫周之晚,桌上砂壺時大彬。"可惜的是,這"千載壹時"(清吳騫語)的茗壺,在李景康和張虹的《陽羨砂壺圖考》著述中,也不過十六件。今天,我們能夠見到若幹實物和圖片著錄,雖有大彬名款,但確能定為真品者為數實少。所幸近年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大有助於考證鑒定,此點下文將進壹步論述。 時大彬之後最著名的制過大家是清代康、雍時期的陳遠。陳遠號鳴遠,又號壺隱。吳騫說他,"壹技之能,間世特出",甚至供春、時大彬也"無以遠為"他。他與楊中訥、曹廉讓、馬思贊等文人學士相交,制作的茶具雅玩不下幾十種,款式書法有晉唐風格。他所制作瓜果式器具,如束柴三友壺,伏蟬葉形碟,梅幹筆擱,仿竹段臂擱及清供果子六款(荸薺,茨菇、菱角、板栗、核桃、花生)等,精巧逼真,楚楚有致,當時推為絕作。在他之前有陳子畦(崇禎詩人)善制石榴、螃蟹等像生物品,或傳是陳遠的父親,但年歲不甚相當。李景康、張紅的著錄中,陳遠雖只有十件作品,但他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