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銘文，中國古漢字壹種書體的名稱。
指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鑄造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總稱，又稱“鐘鼎文”或“金文”。
在青銅器物上鑄文，也出現在商朝，因鑄刻在青銅器物上，古人稱銅為金，“銅”乃近世才有的名稱，故稱金文。
金文的字有凹凸之分，凹為刀刻，呈陰文；凸為先用刀刻模型，然後澆鑄呈陽文，又稱鐘鼎文，因青銅器最多見的乃是樂器和禮器兩大類，鐘和鼎又分別為其代表，故以此代稱銅器上的刻文。
金文多為詔錄禮典、征伐、約契等，是承甲骨文體而又有新發展的文字。
其特點是筆畫線條渾樸自然，結字壯美多姿，字體漸趨整齊雄偉純樸。
但因字體筆畫尚未完全固定，往往壹字，筆畫和寫法也各異。
目前可見到鑄造刻有銘文的青銅器較多，浩如煙海，比較有代表性的《散氏盤》、《毛公鼎》、《虢季子白盤》等。
現今發現最早鑄有文字的銅器，是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商中葉二裏崗文化期的壹件銅鬲，上面只銘刻著壹個“亙”字，當是器物作主或受器者的族氏名號。
商代後期殷墟出土的銅器，銘文已較為多見，但仍屬族氏標記或作器者私名的性質，如殷墟婦好墓所出銅器上的銘文“婦好”。
還有的出現了祖先廟號的記識，諸如父某、祖某、妣某、母某之類，“司母辛”、“司母戊”等就都屬此類。
隨後又有將族名（或私名）與致祭對象的廟號並列、表示某族（或某人）為某位祖先作祭器的文字，如“冊大父乙”、“韋父己”等等。
至殷墟時代晚期，金文有了初步發展，出現了超過十個字以上的銘文，其中字數最多的《小子卣》器，銘文合計***四十七字，為作器者立功受賞後銘器以述其事，並藉此告慰母親之作。
周代金文便是承續此類記事文字而來，不過，由於這種鑄文將記功、彰德、宣教的形式與周人崇文尚德、禮樂興國的方針大略作為了主要內容，金文在周代便獲得了空前絕後的發展。
與周器紋飾這種趨於簡潔素雅、旨在裝飾的傾向正相反，周器中的銘文卻表現出繁復恢弘。
《五祀衛鼎》、《史墻盤》、《頌壺》、《虢季子白盤》、《師簋》，幾乎全部銅器都鑄有銘文，而且字數壹再增加。
比如周初武王時的《天亡簋》有七十八字，成王時的《令彜》就達壹百八十七字，康王時的《大盂鼎》又達到了二百九十壹字，《小盂鼎》銘字已有剝蝕，估計已達三百九十余字，而西周後期，《曶（hū）鼎》達四百壹十字，《毛公鼎》更多達四百九十七字。
如此用心又如此普遍地在器物上刻鑄出動輒上百的大段文字，這是只有周代才有的奇跡。
因此，如果說周器特征，銘文才是當之無愧者。
字數增多當然是最顯見的標誌，而文字繁復意味的是內容含量的擴大。
周代金文上至改朝換代、天子祭享、先王歷史功業、今王的重大戰事以及冊命分封，下至諸侯卿大夫的受賞獲賜、訴訟官司，涉及到的歷史事件乃至上層貴族的社會生活已經相當廣泛。
《利簋》、《天亡簋》即是武王伐紂、禁絕殷祀的歷史見證。
有的是王公貴族受到冊封之後的銘刻紀念，如西周早期的《宜侯矢簋》，西周中期的《頌壺》，這些銘文對於周代分封、命官等制度，無疑是最真切的展示。
作器者在記下冊封過程的同時，有時也鄭重其事地記下王的勸勉和訓誥，《何尊》、《大盂鼎》即是此類。
《大盂鼎》本是證實康王時代繼續大舉冊命分封的壹件重器，銘文提到康王二十三年，周王在宗周冊封南公之孫盂接替榮伯之職，命其輔佐王室掌兵戎大事和貴罰訴訟，並賜予鬯壹卣、冠服、車馬以及土地、臣隸。
但銘文開始卻以大量篇幅記述了康王冊命賞賜之前對盂語重心長的訓誡、教誨，其中特別提到先王的節酒、有儀，殷商的酗酒喪國，簡直就是又壹篇“酒誥”。
而更典型的則要屬長篇名作《毛公鼎》。
該鼎銘文涉及的雖也是周王對大臣的壹次冊命和賞賜，但行文主要記述的卻是毛公在接受冊命時所聆聽的周宣王的壹大篇訓誥之詞，誥詞大意是承蒙先王受天命，建立周國，諸先大臣們盡心盡力，治理國家，使周朝延續至今，而現在天下四方“大縱不靜”，政局不穩，因此要求毛公要謹慎從事，協助自己，控制局面，免致喪國。
金文中還有壹些是作器者直接參與征戰之事的銘功之文。
如作於周宣王時代的《師簋》，西周晚期的《多友鼎》更直接反映了周人抵禦獫狁進犯的歷史事實。
戰後，多友將首級、俘虜、戰利品等獻於武公，武公轉獻於周王，周王賞賜武公土田，武公則賜給多友禮器、樂器等物。
另有《衛盉》、《五祀衛鼎》、《九年衛鼎》、《曶鼎》等，近似於法律文書和契約，涉及到了諸如土地交易、經濟賠償、贖買人質乃至刑事案件的處理等等。
由此可見，這些帶有銘文的青銅器物，大多都是為某些特殊事件所鑄的用於陳列的紀念品，其中銘文所記述的內容對於作器者來說，都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參加重大活動、受到冊命封賞、聆聽諄諄誥命是如此；出征參戰、殺敵立功是如此；增田擴土、訴訟獲勝的憑證也是如此。
它們既是當事人榮耀、自我肯定的載體，用來上告先祖、下傳子孫，更有永恒的價值。
因此，作為審美器物，這些銘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所含的內容本身，就有沈甸甸的分量。
也就是說，比起殷商饕餮形象的宗教意味，周代銅器的審美價值和意義，更多的是凝結在這些銘文上面的。
正是因為這些文字而非紋飾，成了壹篇篇刻在銅器上的“《尚書》”。
金文是今天所能見到的周代特別是西周文字及書法“大字典”，這些文字和書法，就時人而言，主要還是出於實用，遠非審美觀賞，這與殷商人的甲骨文字並無二致，其偏於內容的傾向甚至更有過之，盡管如此，作為時人親手所書的文字，金文集中體現了造字及字形結構在周代的發展及其變化，反映了周人特有的書寫風格和對線型美的追求。
與甲骨文比較而言，金文的造字方法已經開始講究規範，大多省去了甲骨文中依然存在的某些文字初創時期的原始圖畫成份，壹些象形字已由描摹事物本身的形象，演化為由筆劃交構而成的距離事物原形很遠的“字”。
比如在甲骨文中，像“犬”、“豕”、“兔”、“虎”、“象”等表現動物的文字，多數都還畫成有首有尾有肚腹的樣子，而在金文中它們都壹律減省了肚腹部分，首和尾的表現也不是十分明顯了。
甲骨文的“首”字就畫成壹個動物的頭形，而西周較晚時期的“首”字與後來小篆的字形已相當接近。
另外，較之甲骨文的壹字多形，金文的字形也已較為統壹，比如“車”字，甲骨文或畫壹只車輪，或畫兩個車輪，或配以車廂，或配以轅衡，或車廂轅衡兼有，形狀竟有十幾種之多，而金文則基本固定為兩個車輪加轅衡，後又演進為與小篆相同的車形。
再比如甲骨文中的“田”字，方框中縱橫交錯的筆劃數目不等，有的在方框外還會再加上幾塊方格田，而金文“田”字則壹律作田字格，已與今天的“田”毫無二致。
更值得註意的是，形聲字的比重在金文中迅速增大，在整個造字系統中明顯居於領導地位，這與形聲字在甲骨文中只占18％（統計數字來自郭寶鈞《中國青銅器時代》）三聯書店出版社，（1963年）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語。
形聲字的意義在於文字更加脫離了“畫”的桎梏，而越來越向純粹的線形藝術靠攏。
於是，人們的確在金文中看到了線條、字塊乃至字幅本身所體現的兩周的書體格調。
周初金文尚有甲文之風，剛勁古拙。
筆劃首尾都要出鋒，顯出波磔，人稱“波磔體”。
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異凝重、雄奇恣放，質樸平實等特征。
書寫方式也只註意大致成縱，還沒有橫排的意識。
今見周人第壹篇書法之作《利簋》就是如此，其筆畫的尖頭尖尾、纖細勁俏，更是甲骨文字的余續，但其間婉轉柔和的曲線的增多，卻又與甲骨文以橫直線為主的契刻書體有所區別，昭示著壹個新的銘刻文字時代的開始。
周康王時的大盂鼎，是現存西周青銅器中的大型器。
造型端莊穩重，渾厚雄偉，典麗堂皇，為世間瑰寶。
雖然仍屬早期作品，其中不少字兩頭尖，中間寬，呈柳葉形，似乎仍是早期“蝌蚪文”的延伸，然而又有許多字的筆法，銘文大字，筆法方圓並用，粗細富於變化，起止銳圓因勢而異，或起筆使用方筆、收筆使用捺筆，有字方之感，或呈圓筆、半圓筆，有字圓之形，體勢嚴謹，體態厚重，奇瑰雋美，流暢俊靈，行氣款形齊整，縱橫疏密相當，字體莊嚴凝重而美觀，且註意到文字的布局排列，呈現出由古樸剛健向圓柔平和過渡的形態。
大盂鼎的線條蒼勁多變，半系澆鑄，剝泐（lè）所致，時制穿插出現的粗畫和肥厚的點團形成壹種特別的節奏感。
後來西周中期的銅器銘文，這種粗畫和團塊消失，字形端莊卓偉，瑰麗奇拔，風格凝重，雄渾，敦厚，工整，顯示了西周早期樸厚的時代風貌。
大鼎具備了中國書法所追求的圓潤、飽滿、樸茂、逎勁，其成就為成康時期金文書法之冠。
故在成、康時代金文中，以書法的成就而言，當以大盂鼎居首位，堪稱西周前期金文典範。
散氏盤，又名矢人盤，西周厲王（前857—前842）時盤器。
銘文大字，筆法、結字和章法意態恣肆，奇趣橫生。
字大多取橫勢，這與大多取縱勢的銘文不同。
字的重心突左突右，給人跳躍感。
因而其章法上也出現了變幻多端的現象，給人以行止裕如，氣象飄逸之感。
周人書體風格的形成，與銅器紋飾的變化幾乎同步，也是至西周中期以後明朗起來的。
西周中期以後的字體明顯擺脫了古拙剛勁的風格，筆畫圓柔，兩端平齊，不再波磔出鋒，顯得收束得體，書家稱為“玉著體”。
《毛公鼎》就是其代表之作。
毛公鼎為西周宣王（前827—前782）時期的金文鼎。
銘文筆法嚴謹，結體勁瘦，取縱勢，行氣流暢磅礴，章法錯落自由，實為金文中的瑰寶。
由於篇幅巨大，字數繁多，該鼎銘文整體觀之確有洋洋恢弘之感，使人耳畔仿佛響起“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的贊嘆；而就其章法的疏密有致、成行成列，又可見周人的進退有節，“莫不令儀”；尤其是若細審其字體，但見轉折自如，圓融婉通，字略修長平整，靈秀自然中不失規矩嚴謹，氣色溫和，筆勢穩妥，處處顯出彬彬有禮之貌。
說到書寫的成行成列，這突出顯示了周代審美文化追求整齊、規範的特有風貌。
說起來，與甲骨文隨兆刻畫、左右“出擊”的格式不同，金文已經全部下行左轉（個別有意出新的除外），成縱向之勢，由此奠定了整個古代書法布局模式的基調，其縱成行的態勢是自然而就的。
但橫成列的追求，卻應屬愛好規整的“有意為之”。
其中文史珍品《史墻盤》的書體工整可謂臻於極致，在視覺上予人以審美意蘊，銘文原本就是壹篇以四言為主的長篇頌辭（二百八十四字），依次歷數了文、武、成、康、昭、穆和時王（***王）的功德，並講述史墻的家族發展，稱頌其先祖父考，近乎史詩之作，既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又是西周時代見於書面的文學佳作。
與之相應，銘文文字的書寫相當工整秀麗，大小如壹，特別是其排列布局，由於字數繁多，被均勻地分為前後兩半，各九列，上下左右均十分平齊，成兩個對稱的長方塊狀。
而且縱成列，橫成行，已經壹絲不茍。
《史墻盤》銘文，充分表現了銘文裝飾美、古典美。
其中，記下器主受冊命整個儀式的《頌壺》，壹如儀式的有板有眼，這篇銘文在書寫之前，竟先畫出了方格，其縱橫有章的講究更為明顯。
這些字體、格式進壹步方整化，就是所謂的籀書或大篆了。
相傳籀書出自周宣王太史籀之手，從金文西周中期以後的這些發展來看，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就這樣，周代青銅紋飾及銘文，***同組合成了壹個獨特的“文質彬彬”的藝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