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革命英烈 趙方，壹個在史冊中閃光的名字
宜川縣雲巖鎮有個村子叫二裏半，出生在這裏的趙方大概算得上是該村最早的村支書了。但村裏人並不清楚這壹點，因為在村頭遇上壹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他居然不知道趙方為何許人也。這多少叫我們有些失望。好在終於找到了趙方的侄兒趙建強，通過他的回憶和查閱有關資料才了解到：歷史不應當遺忘的趙方，居然有著如此豐富、生動和傳奇的革命經歷。
傳播革命真理，遭校方開除
趙方，原名趙正化，化名張超。1908年出生於陜西省宜川縣雲巖鎮二裏半村壹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2歲在宜川縣新市河鄉東良村小學讀書。1924年春，趙方到延長高小上學。在此期間，他認識了李遇杜、趙洪善等***產黨員。李遇杜經常向他傳播馬克思主義，講革命道理。1925年3月，延長高小的進步學生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召開了追悼孫中山先生逝世大會。在大會上，趙方上臺演講，宣講革命道理。不幾日，學校當局以“造謠惑眾，煽動鬧事”為由，開除了他的學籍。
1926年春，趙方和李遇杜壹同來到延安“四中”讀書。他們壹面學習，壹面討論社會問題。李遇杜給他找了《***產黨宣言》、《資本論》、《社會進化史》等馬克思著作。他越讀，心裏越亮堂。6月，由李遇杜介紹，加入了中國***產黨。
1929年冬，趙方受陜北特委的派遣，回到家鄉開辟工作，擔任了中央宜川縣委宣傳委員，二裏半村黨支部書記。此間，他深入到工農群眾中，秘密地成立了“紅槍會”，“藍藍會”，團結組織群眾與貪官汙吏進行鬥爭。1930年，趙方先後在宜川、雲巖鎮第三高小任教員、校長。6月，陜北特委遭敵破壞後，趙方雖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但他積極與範世昌、賀席珍、白彥博、閻誌道、白思佼等在壹起，商談決定組織武裝力量，走革命道路。
談笑間，智奪敵武裝
為了給新成立遊擊隊籌集槍支彈藥，走武裝鬥爭的道路，同年秋天的壹個早晨，趙方邀雲巖區的敵偽鄉長薛光錄在雲巖城墻上散步。行走期間，空中飛來幾只烏鴉。趙說：“薛鄉長，打壹只吧！”薛光錄回答說：“打不準”。“讓我試試。”說著趙方把薛光錄的槍要過來，子彈推上膛，退出兩步，將槍口對準薛光錄。嚇得薛面色煞白，哆哆嗦嗦地說：“這是怎麽回事？”趙方說：“命令妳的士兵將槍擱下空手操練。”薛光錄無奈，傳下命令，隱蔽在附近的高思恭、趙正興等壹擁而上，31支槍沒費功夫全部繳獲。次日，他們又到北赤鎮，繳了偽鄉公所8支槍，擊斃了呼廣線等幾個民憤大的壞蛋。
1931年，趙方發動學生集會遊行，聲討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要求清算偽縣長貪汙教育經費，欺壓人民的罪行。他率領學生將史秉貞“勤儉愛民”的大匾，擡到大街上燒掉。同時還砸了地主李國忠的四塊“歌功頌德”牌匾。迫使偽陜西省政府撤換了史秉貞縣長的職務。趙方的革命行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端仇視。他們抓不到趙方，就把他七歲的弟弟趙正傑抓走。
1933年，趙方又與賀席珍同誌二次赴西安，經黑誌德同誌介紹找到黨組織。趙方被介紹到蘇區薛家寨耀西特委擔任宣傳委員。半年之後，組織上又派他回延長、宜川壹帶開展秘密活動，不幸在甘谷驛被敵襲擊，同行的兩位同誌都犧牲了，趙方只身返回宜川。1934年，他以抗款為名，在宜川五區民團開展工作，把壹部分窮苦出身的團丁拉了過來，建立了宜川遊擊隊，後改編為宜川抗日義勇軍。黑誌德同誌任司令，楊開德任副司令，趙方任政治委員。義勇軍成立後，在宜川、延長壹帶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
收接偽投誠，入獄寫忠貞
1936年8月，陜甘晉省委抽調趙方去白區工作部工作。九月初，環縣壹帶慣匪頭子趙思忠（老五）表示願意投誠紅軍抗日。省委決定，派朱子休、趙方、吳士芳去該部接洽收編工作。不料到達匪部後，趙老五反把三同誌扣留，送往寧夏馬鴻逵部監禁，在寧夏監獄中他們受盡了種種酷刑。1937年，我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派張誌華去寧夏與馬鴻逵交涉，才將趙方和扣留的同誌營救出獄。趙方返回延安後，住進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春，趙方從黨校畢業後，被晉西南黨委分配在隰縣地委組織部工作，同年9月調到晉西南區黨委社會工作部工作。初任保安科長，後任副部長。
1940年初，晉西行政公署成立後任行署公安局局長。1944年春又調他到晉綏二分區任公安局局長，1945年他任晉綏公安總局第四科科長，做預審工作。1948年秋，趙方同誌任綏蒙行署公安局局長，1949年隨軍南下到四川成都。
蓉城老公安，人去警魂在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30日，解放軍舉行了盛大入城儀式。31日，成都市實行軍事管制，“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
成都華興東街41號“大亨裏”胡同深處，有壹座樓臺亭榭錯落的深宅大院，宅主乃國民黨第95軍副軍長刁文俊，故稱“刁公館”，新組建的成都軍管會公安處政治保衛室即坐落於此。解放初，分為川西、川東、川北、川南四個行署，實行壹套班子，兩塊牌子。“刁公館”和“大亨裏”壹度為政治保衛室的別稱而名揚天府，是川西區、成都市隱蔽戰線的情報中心和偵察實體。
1950年1月中旬的壹天上午，“刁公館”內的會議室裏，坐著3名身著解放軍軍裝、戴著“公安”字樣佩章的幹部和壹名著便裝穿皮夾克的人，秘密討論著在剛解放的成都市及川西區如何開展清匪肅特鬥爭。居於首座的成都軍管會公安處（川西公安廳前身）處長周仝。居於次席的正是公安處副處長趙方，曾擔任晉綏公安總局副局長。後來，趙方擔任了成都市公安局第壹任局長、川西公安廳、四川省公安廳副廳長和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這位壹身正氣，善待部屬，事事處處皆楷模的老公安，竟在十年動亂的“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趙方與周仝在成都工作期間，制訂了肅特鬥爭謀略，組建的偵察情報隊伍，為解放初的川西區偵察情報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裏還有個小事故。1951年初的壹天中午，趙方在機關大院與壹些幹部閑談，壹名小戰士在其對面擦槍走火，子彈從他頭頂掠過，擊中身後磚柱，在場人大驚失色，小戰士嚇得魂不附體，而趙方只說了句：“小家夥，真是冒失鬼！”即若無其事地離去，再未提及此事。
兒子回憶父親
有幸電話聯系上了趙方之子趙西南，他告訴記者：“我父親從來沒有系統的給我們講過他的經歷，宜川檔案局的同誌收集整理的材料，我們覺得是真實的。另外，宜川黨史辦也有我父親的資料。”他對本報及所有挖掘整理、宣傳他父親革命故事的人，表示感謝。
“1949年底我父親隨賀龍、李井泉到了川西後，就擔任川西公安廳副廳長，因為當時的廳長是部隊幹部，所以川西公安廳的業務工作就是我父親主持，同時他還擔任成都公安局局長，檢察院檢察長。剛剛解放的川西，百廢待舉，特別是公安工作是異常緊張、繁忙。可以想象他當時的工作是何等繁忙。1955年四川合省，他就擔任了省高院院長。之後擔任省政法黨組常務副書記，管全省政法工作，直到他去世。
我小時候覺得他非常親，他從來沒有重聲說過我們。我和弟弟學習他不過問，我們考試完了給他看成績，他也笑笑，說給妳媽媽看。我弟弟學習比較差，他也從不責罵他。小時候，他經常帶著我們散散步，看到街上有的學生，坐在家門口小凳子上就著黃昏的陽光，做作業，他總是對我們說，妳看看人家。在四川，他壹直保持著老家的習慣，愛吃面。每天晚飯，家裏給他用油炒點蔥，他就著蒜吃面，再加壹點四川泡菜。他愛聽秦腔。有了半導體收音機後，常常晚上我們睡下了，能聽到半導體收音機傳出的陜西秦腔的高昂唱腔。他不愛交際，從來沒有請過客，無論在家還是在外面飯館。
我從小到他去世前，就只有在1958年我入了少先隊，在飯館吃過壹次飯。他在家不管錢，不操心錢是怎麽花的。他幾乎不買什麽東西，我記得是他買過壹個帶嘴的茶壺。《列寧全集》出版後，他買了壹套，他給我母親說，這部全集可以留給娃娃們。我母親給他做壹身新衣服，年年國慶的時候才穿，他去世後留下了也只有3套平時舍不得穿的比較新的衣服。我父親是35年離開宜川的，我小學後，我父母就在存錢，說要接我奶奶來。我看到過當時他給西安戰友的信，麻煩他用車接我奶奶到西安，並寄去用車的錢。
我奶奶到成都後，父親專門請壹個照顧我奶奶的人，每天都要陪我奶奶說話，聊聊家裏的事。我奶奶去世後，我父親很難過，他不能回去奔喪，戴了好久的黑布。有壹次我對他說，我要取了黑布，他臉壹沈，說，不能取。記得他給我媽媽說，他小時候放過羊，出去的時候就帶個餅，中午吃。
我父親是67年1月去世的，父親去世後，他的身影壹直在我們心裏，常常做夢覺得他沒有走。在我們的眼裏，父親是個平平凡凡的人。可他是有信仰的人。正是有了他那樣千千萬萬的有信仰的人，我們國家才有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