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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評論日瓦戈醫生的個性形象意義嗎?

1955年,帕斯捷爾納克寫成了至今仍能證明他藝術生命力之恒久的著名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習慣了傳統的英雄主義作品的讀者對這部作品的主人公會有許多的失望:日瓦戈醫生不是那種力挽狂瀾、主宰歷史的偉大人物,而常常是軟弱、渺小、無能為力的,他既沒有順應革命的洪流成為前沿鬥士,更沒有與邪惡的勢力展開正面的交鋒,他既不能保護自己的家人,也不能救助自己愛的人。然而,正是這樣壹個普通人,在另壹場看不見的戰爭中--維護自己的心靈不為時代的風潮所左右的戰爭中,表現出了罕見的膽量。

小說發表之後,人們普遍認為在《戰爭與和平》之後,這壹部作品是惟壹能夠在精神上作為壹個如此廣闊和如此具有歷史意義的時期的概括與寫照。《日瓦戈醫生》是壹部不朽的史詩,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評價,但在俄國國內卻被指責為是"仇視社會主義"的作品,被稱為"世界第壹本政治禁書"。

《日瓦戈醫生》體現的是革命-歷史-生命哲學-文化戀母情結,它是人類文學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與20世紀最偉大的革命相輝映的詩化小說。

--美國評論家 威爾遜

《日瓦戈醫生》這壹偉大的著作是壹本充滿了愛的書,並不是反蘇的。它並不對任何壹方不利,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俄國只要記住這次諾貝爾獎金是授予了壹個在蘇維埃社會裏生活和工作的、偉大的俄羅斯作家這樣壹件事就行了。

--法國作家 阿爾貝·加繆

2001年1月9日這壹段時間又讀了壹遍《日瓦戈醫生》。最早讀它,是在北京魯迅文學院求學期間。那時這本書剛剛被翻譯過來,風靡壹時。我記得班級許多人在傳閱和談論它。老實說?當時讀它時並沒有像今天這般激動,也許是十幾年過去後,歲月流轉,使我多了某種滄桑感,所以對它尤為鐘愛了。

我喜歡拉拉和日瓦戈醫生之間的那種愛情。那是壹種受壓抑的、高尚的、純潔的愛情。他們之間那種內心熱烈如火而外表卻竭力克制的愛情令人同情和欽佩。其實真正的幸福總是和痛苦相依相伴,而倍受折磨的愛情就像含露的花壹樣惹人憐愛。評論家們都喜歡把這部書當做壹部"政治"書來看,因為它寫到了十月革命,寫到了壹代知識分子對革命的態度。但我今天寧願把它當做壹部辛酸的愛情小說來看待,因為哪個時代沒有哪個時代的悲劇呢?

帕斯捷爾納克因為這樣壹部書,在西方獲得了極大的榮譽。雖然瑞典文學院宣布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對俄羅斯詩歌所做的巨大貢獻,但誰都知道,他是因為《日瓦戈醫生》贏得了更廣泛的國際聲譽。這部書在給他帶來榮譽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蘇聯認為作者在書中詆毀了十月革命,稱這是壹部反動的書,帕斯捷爾納克為了表示對祖國的忠誠,他放棄了諾貝爾文學獎,即便如此,蘇聯文學界對他的排斥壹直都沒有終止,直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孤獨地死去。

事過境遷,如今的俄羅斯人誰還會對這樣壹部偉大的作品抱有敵意呢?可是在當時,高爾基文學院的學生竟然激憤地到帕氏住宅前鬧事,他們砸毀了門窗,稱作者是蘇聯的"叛徒"。其實任何的革命在其成功的同時,都存有它的弊端,應該允許人民進行反思。壹個民族只有不斷地反思自己,它的航船才能駛入更深、更廣處。

這是壹個寂寞的周末,我壹邊聽著馬勒的《大地之歌》,壹邊寫這則日記。我覺得它的旋律很適合《日瓦戈醫生》,這部音樂作品和這部文學作品在精神中是相通的,因為它們同樣地質樸,同樣地富有激情和詩意,同樣地蒼涼和悲壯。如果沒有這些偉大的文學家和音樂家不時地給我們帶來靈魂的震撼,俗世的生活將是如何令人窒息和乏味啊

日瓦戈在知識分子的環境中長大,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家道中落,靠舅舅撫養,使他養成內向的性格和對不幸者的同情。大學後讀過許多哲學歷史和文學著作,再加上宗教的影響,使他的同情心發展成強烈的博愛精神。他是外科醫生,外科手術的的實踐又養成他對人和事都過分的嚴謹,客觀冷靜的態度。他喜歡思考,對任何現象都獨立判斷,但他判斷事物的出發點往往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閱讀的著作。日瓦戈是個誠實,正直的舊知識分子。但他並不是出於資產階級本性而反對十月革命的人。相反,他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擔任軍醫期間,看到俄國社會的黑暗和腐敗,忠心歡迎十月革命。他曾說:“多麽高超的外科手術!壹下子就嫻熟的割掉腐臭的舊潰瘍!直截了當地對壹個世界以來的不義下了判決書。這是從未有過的壯舉,這是歷史上的奇跡。”

日瓦戈對革命的立場是奇怪的,包含了對革命的熱情但又像痛恨舊俄國壹樣痛恨革命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革命並不是如同進步青年們想象的那樣:能給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把舊的落後的不合理的制度丟棄。這點和現在的我以及與我壹樣的年輕人是近似的。希望世界革新充滿了對新事物的好奇和希冀。以為只要革新就是正確,革新就是希望。每個人都有對前途的思考,但很多人卻不知道怎麽思考,對未來茫然未知。

或許妳讀完這本書後並沒有太多感覺,它確實不如諸如《靜靜的頓河》等十月革命宏大的場景,也不會動不動就讓妳感動的熱淚盈眶。它只是壹本平淡無奇的小說,平凡人的生活,小人物的思考。但它就代表了每壹個平凡的小人物,在日瓦戈身上妳能發現自己的影子嗎?

今天再談論《日瓦戈醫生》,顯然是撿了壹個陳舊的話題,全然沒有了十多年前的轟動效應。我們大概不會忘記,當這部小說十幾年前在蘇聯文學的"回歸熱"中終於同故土的親人見了面,並隨後在中國這塊古老的東方鄰邦裏再度掀起熱潮時,人們是以怎樣的目光驚詫於作品中所浸透的悖世之論,又是以怎樣的壹種心情為帕斯捷爾納克的不幸遭遇掬壹把同情之淚的。如今,那種因猛然看到了神秘面紗被掀開後的壹切而產生的狂喜、驚訝乃至困惑的心情都已隨著時光的流逝而煙消雲散了。倘若這部作品對於我們依舊魅力不減當年,那只能是它的經典性的緣故了。

《日瓦戈醫生》是部經典,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留給世人的壹部經典。就其誕生的年代而言,它無疑是蘇聯文學的經典之壹,而且是壹部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經典,是無須添加任何定語的經典。不知誰是始作俑者,蘇聯文學(包括當代中國文學)中的許多所謂"主旋律"作品被冠以"紅色經典"的稱謂。恕筆者直言,當今常掛在人們嘴邊的所謂"紅色經典"(無論是蘇聯的還是中國的),就其實質而言,乃是在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文化生態環境中衍生出的壹種文學怪胎,不知率先發明出"紅色經典"這壹稱謂的人究竟是出於贊賞,還是出於譏諷。其實,真正的文學經典是不能添加任何"色素"的。那些所謂"紅色經典",那些夠不上"經典"的"紅色經典",也許恰恰是因為無法承受"經典"二字沈重的分量,才無奈地躲進了"紅色"二字的保護傘下。

經典要求作家有壹種宏大的歷史視野,人們要求經典具有史詩的風采。記得帕斯捷爾納克曾說過,"《日瓦戈醫生》是我第壹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畫出俄羅斯近45年的歷史"。不錯,1905年革命、壹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經濟政策……《日瓦戈醫生》裏所涵蓋的這壹切歷史事件似乎都可以滿足企圖領略歷史滄桑的人們的渴求。難怪美國人埃德蒙·威爾遜會喜不自禁地把它同《戰爭與和平》這部巨作相提並論。不過,對於在歷史震蕩與變遷中滋養出藝術創作靈感的蘇聯作家們,這種宏大的敘事眼光是***同的,在蘇聯文學中,幾乎每壹部卷帙浩繁的長篇巨著都包含了廣闊的歷史與現實的畫卷。然而,遠非每壹部這樣的巨作都可被視為傳世之經典。經典畢竟是寥若星辰的。能夠踏入經典之殿堂的,恐怕只有那些對現實與歷史充滿了強烈的批判意識,實現了對現實生活的超越的作品。文學的本質就是對現實的審美化的否定與超越。如果沒有了對現實生活的否定與超越精神,藝術的生命也就不復存在。這是藝術的基本價值所在,藝術的天性使然。

品讀《日瓦戈醫生》,可以發現,在其字裏行間浸透著強烈的批判意識。記得在十多年前的那場"《日瓦戈醫生》熱"中,許多人都在饒有興趣地反復琢磨:這部小說究竟是否反對十月革命?帕斯捷爾納克對蘇聯近30年的歷史變遷到底持何種態度?壹時間,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似乎也就決定了對該小說的不同的價值判斷。於是,壹種頗滑稽的局面形成了:那些實在難以割舍對《日瓦戈醫生》這部傑作的青睞的人,只好千方百計地竭力否認作家心中存有哪怕半點兒對歷史與現實的否定性。當年評論家沃茲德維任斯基說:"無論日瓦戈,還是帕斯捷爾納克本人,都談不上是反對革命的人,談不上對抗革命"。他的說法恐怕體現了大多數喜愛這部作品的人的心態。但是,筆者以為,在這個問題上,似乎45年以前反對刊登這部小說的《新世界》雜誌那五名編委的感受更實在些。他們確確實實覺察出了蘊涵在小說中的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的確,《日瓦戈醫生》充滿了批判的鋒芒,正如壹切我們時常津津樂道的那些西歐19世紀的名著、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傑作乃至後現代主義之作都充滿了對新興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社會乃至後工業化社會的尖銳而深刻的批判與否定壹樣,《日瓦戈醫生》也同樣閃爍著批判的鋒芒。倘若現在還把批判與否定的精神只賦予偉大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倘若現在還以為新生的蘇聯文學只能為新生的蘇維埃社會獻上甜美的贊歌,那就未免太滑稽了。但是,雖然當年那五個編委嗅出了小說的批判味兒,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小說的否定精神有正確的理解。

今天,我們似乎不必再去糾纏這部小說是不是否定了十月革命。毋庸置疑,帕斯捷爾納克當然是以否定的眼光來看待他所描述的那段歷史的。但倘若以此就斷言他對十月革命有著天生的反感,那就錯了。他並不是帶著壹種與生俱來的仇恨去批判歷史與現實的,他絲毫沒有存心要與十月革命過不去。他批判的鋒芒只是源自他身上那種天然的藝術家的本性,即對現實的批判眼光。誠如美國學者羅伯特·佩恩所言,"有些西方評論家把日瓦戈醫生看成是對抗蘇維埃政權的人物。這種看法並不正確,因為他們沒能夠發現,這部作品其實是對壹切存在著的政權的反抗"。這說到了點子上。雖然我們很難駁倒英國人海伍德的說法,即"帕斯捷爾納克1946年開始寫的《日瓦戈醫生》,是存心構思出來針對斯大林及其政體所維護的壹切的壹種挑戰",但我們必須把這種"挑戰"理解為對既定現實的壹種形而上的否定。"多麽出色的手術啊!拿過來就巧妙地壹下子把發臭的多年的潰瘍切掉了!既簡單又開門見山,對習慣於讓人們頂禮膜拜的幾百年來的非正義作出了判決"。出自小說主人公日瓦戈之口的這句名言不知多少次被人們引用,想以此作為主人公日瓦戈對降臨到俄國大地上的革命風暴的向往。其實,這句話與其說是表現了日瓦戈對革命風暴的贊賞,倒不如說是對他所生活過的俄國社會的批判。這句名言同主人公後來對十月革命的種種使我們心中頗存不安的反思在實質上是相通的,即都體現了小說主人公日瓦戈作為壹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所理應具有的精神獨立的氣質和批判意識。帕斯捷爾納克賦予小說主人公乃至整部作品的這種對現實與歷史的批判和超越意識,使這部作品具有了成為經典的可能。畢竟,真正的藝術怎麽能沒有對現實的批判與超越呢?

波蘭作家貢布羅維奇說得好:"我覺得任何壹個尊重自己的藝術家都應當是,而且在每壹種意義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實的流亡者"。這所謂"流亡者",在筆者看來,更多是指精神上的"流亡者",而且是"自我流亡者"。這樣的藝術家才會真正不為歷史所遺忘,因為只有這樣的"自我流亡者"才會真正獲得當年陳寅恪先生所雲的擺脫了"俗諦"的"獨立之精神";才會超越當下的社會主流意識賦予作家的,並非為他自身所擁有的所謂"政治思想"而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之思想"。

回望近70年的蘇聯文學,在這個曾自封為最有光輝的"思想"的文學裏,那些跟在時代後面"放聲歌唱",在時代吹奏的笛子下跳著優美舞步的帶"色素"的所謂經典,也能算是真正的經典嗎?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往往在於它能站在思考人的存在意義、生命價值的精神高度對歷史進程予以文化的批判。40多年前,當《日瓦戈醫生》被封殺在《新世界》雜誌編輯部裏時,包括帕斯捷爾納克及其妻子季納依達在內的許多人都納悶,為什麽杜金采夫的《不是單靠面包》盡管遭到部分人的圍攻,卻可以出版問世。在他們眼裏,似乎這部小說才是真正揭露了社會的陰暗面。倘若帕斯捷爾納克本人果真是這麽想的話,那麽顯然,這位偉大的詩人倒是由於自己天真單純的詩人氣質而沒能意識到,自己的小說雖不象杜金采夫的成名作那樣直接地針砭時弊,卻在另壹個更高的意義上觸及了當權者脆弱的神經。日瓦戈醫生身上的叛逆性,是洛巴特金所無法比擬的。這種叛逆性不是指向具體的某種官僚習氣,不是指向顯在的體制問題,而是以文化批判的高度指向了人的精神的內在層面。對於文學來說,只有這種意義上的文化批判才會真正超越時代的局限。能否站在文化批判的高度審視現實,對於壹個藝術家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當年高爾基就俄國革命所闡發的種種"不合時宜的思想",這位"革命文豪"對俄國革命的深刻反思,充分顯示了壹個堅持文化操守的文化人在激烈的政治動蕩歲月中冷靜與深遠的頭腦。對俄國革命中滋生的俄羅斯人蠻性與奴性,無論是"革命文豪"高爾基,還是"舊俄式知識分子"帕斯捷爾納克,都做出了深刻的反省。雖然帕斯捷爾納克頭上永遠也不會有"革命"二字的光環,但這種站在人類文化精神立場對歷史與現實的審視和批判,是兩位藝術家的***通之處。

在政治動蕩的年代裏,對文化操守的堅持是最可貴的,它對人類壹切功利的思維與行動都具有壹種透徹的批判意識。這種堅持文化操守的批判意識往往會被人扣上"保守"的高帽。狄更斯在《雙城記》裏對法國大革命的表現可謂是充滿了"感傷的保守主義情緒",高爾基這只呼喚暴風雨的海燕也在暴風雨真正到來之際又突然變得顧慮重重,還有我們的魯迅,亦曾被年輕壹代斥為"封建余孽"。然而,當我們後輩人經歷了歷史的荒誕性的"洗禮"之後,難道沒有理由欽佩這些文化先哲們深遠的目光嗎?對魯迅,甚至對高爾基的那些指責如今似乎都成為我們的笑談了,難道40多年前對帕斯捷爾納克的非難就不是荒唐的嗎?這種對歷史與現實的超越了普通政治層面的思考,這種克服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政治功利主義情緒,以人類最廣泛的永恒的、***同的情感為旨歸的批判與超越意識,是文學經典的重要特質。美國人威爾遜把《日瓦戈醫生》概括提煉為"革命-歷史-生命哲學-文化戀母情結"這十四個字,頗為精當。

人們常說這部小說浸透了對基督教教義的評論、關於生命和死亡的思考、關於自由與真理的思考、關於歷史與自然和藝術的聯系的思考;人們常說帕斯捷爾納克是以某種不朽的人性,以某種先驗的善和正義等宗教人本主義觀念作為參照系來審視革命運動和社會歷史變遷的。由此,人們自然將日瓦戈醫生這個高度自我中心的人物視為遠離人民大眾、遠離時代前進步伐的舊式貴族知識分子,並進而把小說視為壹個站在歷史潮流之外的知識分子對歷史進程的"病態的"感傷,從而懷疑小說的思想的"正確性"。

然而,這種以個性的、自主性的對當時的集體意識的批判性思考,這種從哲學上對社會歷史變遷的透視,正是知識分子以其獨立的理性精神審視世界的可貴方式,《日瓦戈醫生》對俄國歷史的思考的非政治性,恰恰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壹百年前政治上異常"反動"的老托爾斯泰依然作為文學經典大師永存於歷史的長河中,這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了,那麽,帕斯捷爾納克的這部以哲學與文化的反思超越了當下社會意識形態層面,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意義,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悲劇性色彩等廣泛的形而上問題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呢,這不也是壹部永恒的經典嗎?

帕斯捷爾納克曾經說過,"藝術家是與上帝交談的"。這是對藝術家提出的頗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藝術家以探尋歷史的真諦、人性的真諦,傾聽生活最深處的聲響的精神面對浮躁的現實人生,揭示出現實與歷史的洪流巨變中人的存在的悲劇性,揭示出歷史進程的荒誕性。《日瓦戈醫生》正是這樣的精神產品,難怪威爾遜稱贊它是"人類文學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與20世紀最偉大的革命相輝映的詩化小說",而帕斯捷爾納克,作為現代蘇聯文學謎壹般的巨人,正是人們"開啟俄國文化寶庫和知識分子心扉的專門鑰匙"。

20世紀發生在俄國的這場革命被歷史的實踐賦予了悲壯的色彩。蘇聯人民所經歷的從精神到肉體上的壹切痛苦,都與這場革命的矛盾的兩重性有內在的聯系。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經典,是應當能夠深刻地表現這具有悲劇性色彩的兩種精神特質的,文學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就在於能在對人的精神層面的把握中深刻地洞察時代的本質精神內涵。在《日瓦戈醫生》中,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的形象正是俄國革命深刻的矛盾性的體現。他不是壹個純粹的"政治動物",他既是"純潔的體現",又是壹個被時代和政治異化了的工具;他雖然鐵石心腸,但仍有"壹星半點不朽的東西"。精神的這種兩重性不正是預示著20世紀俄羅斯人所面臨的坎坷經歷嗎?文學經典不是無根的浮萍,經典之花是深深地紮根在文學傳統的精神土壤裏的。

《日瓦戈醫生》是20世紀的史詩,但我們顯然能於其間感受到"影響的焦慮"的:帕斯捷爾納克這位渴望描繪當代歷史的詩人卻無時不讓我們體驗到傳統的力量。也許,企圖在日瓦戈醫生身上找尋羅亭、李特維諾夫、伊凡諾夫、特裏戈林亦或特裏勃列夫的影子;在拉拉身上尋覓塔吉婭娜亦或娜斯塔西婭·菲裏波芙娜的痕跡;在冬尼婭身上尋找娜達莎·羅斯托娃亦或吉提的身影;在安季波夫身上嗅出拉赫梅托夫、巴紮洛夫甚至歷史真人涅恰耶夫的氣味,均是徒勞的,但有壹點不可否認,那就是從《日瓦戈醫生》裏我們清晰地體會到了那種只有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才具有的對世界、對生命的體悟方式。

日瓦戈也好,帕斯捷爾納克也罷,都是以俄國知識分子典型的生活方式生活著,他們思考著只有俄國知識分子才會去琢磨的問題。上帝-死亡之謎-俄羅斯母親的命運,這曾縈繞在果戈理、老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羅斯文化巨匠們心頭的永恒的疑慮,正是帕斯捷爾納克以及他所心愛的主人公日瓦戈最關切的純粹俄羅斯式的問題。日瓦戈,以及他的創造者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對生活真諦,對真理的獨立的精神探尋,抗爭對人的精神奴役,使他們成為了別爾嘉耶夫所說的俄國特有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國知識分子)中的壹員。在蘇聯,保持這種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更需要有極大的勇氣,正因為此,這種精神傳統在蘇聯文學中才顯得尤為珍貴,也只有在艱難的歲月中堅守這個精神資源的蘇聯作家,才會在歷史的長河中寫下自己的名字。帕斯捷爾納克是有這樣的資格的。不過,壹切思想與精神探尋倘若不能以詩的意蘊呈現出來,那麽就不可能誕生文學的經典。我們永遠不該忘卻別林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1847年俄國文學壹瞥》裏所闡明的樸素道理:"不管壹首詩充滿著怎樣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麽強烈地反映著現代問題,可是如果裏面沒有詩歌,那麽,它就不能夠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問題,我們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過是執行得很壞的美好的企圖而已"。

蘇聯文學中有多少"光輝思想"正因為沒有了詩性的融註而黯然失色,而《日瓦戈醫生》,這部因為涉及到十月革命而使我們不得不謹小慎微待之的小說,卻因為它首先是壹首詩,壹首愛情詩,從而使它所包含的壹切關於社會、宗教、歷史的思考真正地具有了震撼力。西班牙作家略薩稱這部小說是"抒情詩般的創作";利哈喬夫把它看作是"對現實的抒情態度",都是精辟之見。的確,《日瓦戈醫生》最大的獨特性就在於它以詩的韻味審視了俄國革命的歷史。這首"拉拉之歌"所表達的"革命-歷史-生命哲學-文化戀母情結"的主題,是那些充斥著激昂的政治說教的偽文學作品所無法替代的。作家對人生的探索,對歷史的沈思,他的壹切追求與苦悶,均是從日瓦戈與拉拉的愛情曲的閃光中折射出來的。作家幻想出了壹個只屬於日瓦戈與拉拉這兩個充滿真正人性之光芒的人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他們懂得生命之謎、死亡之謎、天才之魅力和袒露之魅力;在這個世界裏,他們可以與"象重新剪裁地球那樣卑微的世界爭吵"毫不相幹;在這個世界裏,心靈、藝術、美、大自然可以渾然壹體,人與大地和宇宙緊緊相連,"藝術為美而服務",人,充滿理性與情感的人,沈浸在藝術創造的神秘的幸福中,沈浸在愛情的甜蜜中,沈浸在寧靜的生活的溫馨中,沈浸在夜的莊嚴的寂靜中,永遠真誠地生活、思考,"不會為真理感到害羞",不必去"出賣最珍貴的東西,誇獎令人厭惡的東西,附和無法理解的東西"。然而,這個美麗的童話般的世界,日瓦戈與拉拉的世界,在詩人筆下被無情地摧毀了,這個迷人的世界無法與現實的、充滿功利色彩的世界相對抗,等待它的只能是悲劇性的毀滅。人的正直與善良在特定歷史事件面前變得軟弱無力,註定要被毀滅,這種悲劇性的歷史悖論仿佛是文學經典向我們提出的永恒的疑惑。也許,感受這份無奈與遺憾才是最"經典的"美。

人們或許會因此而珍重蘇聯文學,珍重這創造了格利戈裏·麥列霍夫的悲劇、日瓦戈的悲劇等等這些"經典之美"的蘇聯文學。立足於時代又超越那個時代;超越現實的桎梏牢籠又回歸傳統的精神家園,當這壹切發生在壹位只會以抒情詩人的眼光走進生活的藝術家身上時,我們可以說,經典的產生為期不遠了。《日瓦戈醫生》正是這樣的文學經典,它的經典性,遠不是每壹部被寫進蘇聯文學史教科書的作品所能具備的。有些作品將永遠被文學史所記憶,因為它們標誌著文學發展歷程的特定階段(如《解凍》、《壹個人的遭遇》等),或者本身就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典型代表(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但它們並不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經典。能夠跨入經典的行列的唯有那些超越了當下的狹隘政治層面和民族主義情緒,表達了人類***通的、永恒的情感的作品。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日瓦戈醫生》是能夠與《靜靜的頓河》、《大師與瑪格麗特》等屈指可數的作品壹道跨入經典之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