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這篇有關政治思想的自述，是他晚年著述中很重要的壹篇。這裏所談的雖是他青年時代的故事，但也是他晚年期的夫子自道，而且是壹篇對他幼年思想重新估價、從頭核準、初無絲毫“修正”的夫子自道。筆者二十年前為他英文自述作導言時，也就根據這幾篇而強調說，胡適思想四十年來無太大的變動。這從好處來說，是胡適思想的前後壹致性；從壞處來說，則是胡適之沒有進步。
青年期的胡適是被兩位傑出的英美思想家——安吉爾和杜威——“洗腦”了，而且洗得相當徹底，洗到他六十多歲，還對這兩位老輩稱頌不置。這也就表示胡適的政治思想，終其生沒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胡適之先生壹生反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可是在這篇自述裏，我們不也是看到那個才氣縱橫的青年胡適，壹旦碰到安吉爾、杜威二大師，便“盡棄所學而學焉”，讓他兩位“牽著鼻子走”嗎？適之當然不承認他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因為他不自覺自己的鼻子被牽了。這並不表示他老人家沒有被牽。相反的，這正表示牽人鼻子的人本事如何高強罷了。
安吉爾、杜威能在東方碰到個誠實無欺、信仰堅定、生死不渝的壹世祖，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麽就不能呢？壹個民族的智慧老大之後，被侵入的新興思想所洗腦——所謂啟蒙期——並賴之而復蘇，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壹直停留在洗腦程序之中，而不能跳出框框，那這個老大民族就腦脈硬化，沒有進步了。
記得幼年讀《左傳》，讀到壹個小故事說：“公嚼帶，使公子牛焉。公子仆，折公二齒。”在胡先生這篇自述裏，我們也看到，胡適嚼帶，使安、杜二人牛焉。安、杜仆，胡公折其二齒。
當然在近代中國啟蒙的思想家，甚至海外的宣傳家之中“折其二齒”的，正所在多有，並不只胡老師壹人。所以我們要了解胡適的政治思想，先得搜搜安、杜二公的“根”（root），看看他們怎樣能使我們那樣有才學的胡老師，來“俯首甘為孺子牛”！
大凡壹個思想家，他思想體系的建立，總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和他智慧成長期中的時代環境。這是他的根。其後枝葉茂盛，開花結果，都是從這個根裏長出來的。安、杜二氏的根是怎樣長法的呢？讓我們先來逐條解剖壹下：
第壹，他二人都是白種人。他們的文化傳統白得像壹條被單。他們的思想、觀念，是完全從歐洲白種人的文化傳統出發的。
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擴張主義極盛時代、最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上等公民。
第三，他們是上述這個社會內的“開明分子”、“社會賢達”、高級知識分子，自命為有教無類的大學者、教育家。他們的人品都是極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對戰爭，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賈寶玉同情劉姥姥的孫子板兒壹樣。
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適之先生、張君勱先生壹樣，無拳無勇無錢，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專門歡喜“談政治”的“白面書生”。現在美國的費正清先生等等的社會賢達，還是屬於這壹類。
有了這四條框框，我們就不難看出他們所討論的“力”、“能”、“和平”、“法律”等等概念的本質之所在了。
所謂“力”也者，在他們看來，就是英國的“力”碰到了德國的“力”。他們二力相銷，兩敗俱傷，所以勝者也就不能發“勝利財”了。他們就未看到壹旦英國的“力”碰到印度的“力”，俄國的“力”碰到中國的“力”，二力不相銷，則勝利者就要發“勝利財”了。他們如果不發勝利財，胡適之先生也就沒有“庚款”可以“留美”了。
所以談近三百年來的世界問題（包括今日美、蘇爭霸的問題），如果抹殺“帝國主義”這個基本概念，則壹切理論也就不值壹駁了。
再看安、杜二氏所談的“和平”罷！
他們的“和平”的定義，事實上是：“全世界在休戰狀態下，維持現狀（status quo）。”第壹次大戰（乃至第二次大戰）前後，想“維持現狀”最力的國家便是“日不沒”的大英帝國。她在“現狀”之下，已日不沒矣；不維持現狀，難道還要征服火星嗎？
那時想打破現狀，使世界大亂，好渾水摸魚的是德、意、日等幾個小強盜。大強盜要維持現狀，保護“既得利益”，小強盜要打破壟斷，向大強盜分贓，才搞起了所謂“世界大戰”，其理甚明。
在這情況之下，安、杜二大師要全世界休兵息戰，維持現狀，這不但小強盜不肯；這現狀對我們這些歷經大小強盜洗劫、弄得家破人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又發生什麽意義呢？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反對“參戰”的理論基礎（我強調的是“理論”二字），也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安吉爾、杜威這兩位白面書生，書生論政，見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適之先生這樣的從半殖民地出來的黃面書生，在國際政治上也和他們大唱其同調，不是很可笑的事嗎？！
杜威對“法律”所作的那兩條解說，事實上和我國漢朝許慎所說的“觸不直者去之”，同樣沒有太大的反駁價值，因為他忽略了“法律”的從屬性而以偏概全。
“法律”就像壹頭獵犬，它是有“主人”的。杜威用數理邏輯所推出的答案，在今日政治學派上說蓋可歸之於“數理派”（mathematical metrical）。他這個調節不同力量、使其作有組織地更經濟有效地使用這壹公式，有個大前提——使用這壹公式的人，必須全是“主人”。這樣則壹條公路上兩位駕駛員，各自靠右邊開車，各自經濟有效地使用其“力量”而不至於“浪費”。
可是就在胡適之在美國做學生的時候，也就是杜威完成這個公式之時，美國加州卻有壹條管理該州公路的“法律”。那條“法律”規定在公路駕馬車而過的小販，不收費，或收費甚輕；步行挑擔的小販，則付重稅，重於馬車數倍。何以故呢？就是“主人”家裏的人都是乘馬車的。那些“挑擔”的廣東小販，站都站“不直”，所以這匹野獸“廌”便“觸而去之”了！
筆者在50年代的中期，為著應付考試也曾熟讀杜威之書。講到“不疑處有疑”之時，我就把他壹段段地開了天窗，雖然我在三重口試的考場上不敢對這個杜家店說半個不字。
後來我訪問胡先生，我看他老人家無條件地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為然。但是胡公雖然壹輩子鼓勵人家“懷疑”，他自己卻不大願意人家對他的思想有所“懷疑”。筆者因而也就未敢過分地唐突西施。可是適之先生是絕頂聰明和極度虛心的。我們的字裏行間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筆血汗存款，托我替他買了十來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筆者敘述這段小事，並不是說其愚如余小子者，尚敢鬥膽批杜，而胡大師卻不敢說半個不字！非也。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的“輩分”問題。
適之先生求學於清末民初之際，那時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壹片空白（筆者這壹論斷，周策縱先生是壹向反對的），青年知識分子乃四出“求經”。可是這些洋“經”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新鮮、大高明了。在泰山壓頂的西風東漸之下，他們完全喪失了“學術自主”的信心（事實上也無此能力），因而新學問對他們只有“皈依”的份，哪裏談得到懷疑呢？幼年既無力懷疑，也無心懷疑，年老功成業就，已成了開山宗師，東方壹世祖，自然就更不會懷疑了。這不但是實驗主義者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如此。
我們這後壹輩就有點不同了，我們第壹個懷疑是那些“留學歸國”在大學裏教過我們的洋老師。對老師的懷疑，因而對老師的老師也就不太信任了。這就是筆者所說的“輩分問題”，倒不是後壹輩膽子大，“不知輕重”。
再者，胡適之先生原是個十分標準的傳統中國士大夫。傳統的士大夫現代化了，因而他與英美的士大夫——英國的張君勱、美國的胡適之……也就壹拍即合。後壹輩的知識分子去古已遠，他們的士大夫氣息已經很淡薄，加以他們都是抗戰、革命等空氣餵大的，對洋人也就沒有像老壹輩子那樣說壹不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