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學·清代墨學·關於墨家的評論
康熙時著名學者韓菼，作《楊墨》壹文，旨在辟佛，但從楊墨說起。他指出 ：“佛氏之初，如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固近乎墨。”“夫由楊墨之道，固未至於無君父也，由其說而推其害，直可以無君父。孟子固憂其禍之無終也。後佛學入，直敢冒不諱，使大倫幾塗地無余。”(《有懷堂文稿》卷二十二)韓菼第壹個將墨學與佛學相聯系。
乾隆時著名學者畢沅對墨學有重大貢獻，是第壹位為《墨子》全書作註者(詳後)，也是清代第壹位為墨子作公開辯護的人。其《墨子註敘》說：“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為孔子之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肯定韓愈所謂儒墨之辯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墨子所謂“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還認為《墨子》書中少數為墨翟自著，多數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這些意見，都是比較公正的。
畢沅的朋友孫星衍，為《墨子註》作後敘，進壹步論證墨家出於夏禮，節葬、節用，明鬼、兼愛皆大禹之遺教。“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於墨非之，勢則然也”。這樣說，用意是提高墨家的地位。
有清壹代，給墨學以最高評價的是汪中。汪氏有《墨子表征》，已佚，今存長篇敘文。其中提出：“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弊，其意(與荀子)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壹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為聘問吊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為墨子辜。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核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為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為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余諸子，皆非其比。” (見《述學》)
汪氏此說驚世駭俗，引起衛道者的極大憤慨。同時人翁方綱作《書墨子》，指斥汪中“敢言孟子兼愛無父之說為誣墨子，此則名教之罪人”。翁氏竟主張革掉汪中的“生員衣領”，稱之為“墨者汪中”(《復初堂文集》卷十五)。翁方綱本人也研究墨子，並參加了畢沅《墨子註》的校訂工作，畢沅對墨子評價也不低，因為官大，翁方綱不敢冒犯，只好拿窮秀才汪中發火。
同時人張惠言，也是墨子的研究者，也大批墨子。他的《書〈墨子經說解〉後》說：“墨子之言，悖於理而逆於人心者，莫如非樂、非命、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為視聽，股肱畢強，相為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於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悖於理，不安於心，皆從而和之，不以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茗柯文編》)他說自己註《墨子》是為了認識《孟子) 的偉大。
嘉慶、道光時期，爭論仍在繼續。俞正燮認為，孟子“謂兼愛即無父，是險義也。學者惡墨以繩自矯，不便私欲，為遁辭以避之。謂聖人有差等，按墨書言兼愛本之天與王者，天道王政豈有差等者? 《藝文誌》雲：蔽者為之，推兼愛之義，而不知別親疏。非墨子所謂兼愛也。”(《癸巳存稿》卷十二《墨子兼愛》)俞氏還認為墨學是宋國君臣所授之學，本於夏禹。還稱贊《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其為人太多，自為太少” 為“知言”，(《癸巳類稿》卷十四 《墨學論》)
同時人黃式三則繼續辟墨：“此書出於孟子辟墨之後，其徒潤飾而成之。《漢書·藝文誌》於墨者取貴儉，兼愛、上賢、右鬼、上同，謂此其所長。唐韓愈《讀墨子》取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謂孔墨必相為用。宋姜氏彌明作《廣原道》，言周衰，兼愛之道微，為我之道勝。兼愛之篇，前人有取之者。而汪容甫為畢氏校是書，遂謂孟子之斥兼愛為墨子之受誣則不可也。夫墨氏以泛愛兼利為急而短父母之喪，親親仁民不分次而親親之道不厚，以尚儉節用為務而薄其父母之葬，愛物親親不分次而親親之道尤薄，愛無差等固墨家之說之謬。” ( 《儆居集》卷二《為我兼愛說》)
同治、光緒年間，中國學者開始接觸西方自然科學、邏輯學和政治學說，於是對《墨子》價值有了壹些新的認識。
當代學者欒調甫曾指出：“道鹹以降，西學東來，聲光化電，皆為時務。學人征古，經傳蔑如。墨子書多論光重幾何之理，足以頡頏西學。……光宣之交，博愛之教，邏輯之學，大張於世。而孔門言語之科，不聞論辯之術。孟軻劇口之談，亦多不堅可破之論。加以儒先克己慎修為教，更無舍身救世之概。惟墨子主兼愛則殺身以利天下，出言談則持辯以立三表，事偉理園，足與相當，此其由微而得以大顯於世者也。”(見欒調甫《二十年來之墨學》)這是很精辟的分析。
我國最早以西方自然科學來解釋《墨子》的是近代著名科學家鄒伯奇(1819—1869)的《學計壹得》(1845年撰)。其中說：“西人天學……盡其伎倆不出墨子範圍。《墨子·經上》雲： ‘圓壹中同長也’，即幾何言圓面惟壹心，圓界距心皆等之意。……又雲：‘日中正南也’，又 《經下》 雲： ‘景迎日’，又雲：‘景之大小說在地’，亦即表度說測景之理。此《墨子》俱西洋數學也。西人精於制器，其所持以為巧者，數學之外有重學、視學。重學者，……其大旨亦見《墨子·經說下》，‘招負衡木’壹段升重法也，‘兩輪高’壹段轉重法也。視學者……其機要亦《墨子·經下》 ‘臨鑒而立’、‘壹小而易壹大而正’ 數語及《經說下》 ‘景光’ 至 ‘遠近臨正鑒’ 二段足以賅之。至若泰西之奉上帝，佛氏之明因果，則尊天明鬼之旨，同源異流者耳。《墨子·經上》雲： ‘此書旁行，正無非。’西國書皆旁行，亦祖其遺法。故謂西學源出墨子可也。”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陸續有這方面的著作問世。如陳澧《東塾讀書記·諸子書》(1871年撰)、殷家俊《格術補箋》(1876年撰)、張自牧《瀛海論》(1876年撰)、《蠡測危言》(1879年刊)。稍後，有王仁俊《格致古微》(1896年撰)。馮涵初《光學述墨》等等。這些著作使墨學研究耳目為之壹新，於是很快蔚為風氣。
在這種情勢之下，學界對墨子的整體評價遂大改觀。清末著名學者俞樾說：“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余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壹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認為“唐以來，韓昌黎外，無壹人能知墨子者”。並指出：“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今天下壹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壹言為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墨子詁序》，作於1895年)這可以說是新的“孔墨相用”論。
同時人孫詒讓作《墨子間詁》(詳後)，其1893年所撰序文中對墨子多有維護，說墨子“身丁戰國之初，感悕於獷 *** 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為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為乖盭。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為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遊、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誅泗龂龂，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裏，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該書所附《墨子傳略序》中又說：墨子“勞身苦誌，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跡過之”。這是對墨子人格的高度贊揚。
十九世紀末，壹些學者出使歐美日本，回國後著文談及墨子，角度與眾不同。如曾多次出任外交官的黎庶昌說：“今泰西各國，耶蘇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兼愛、尚同，其術確然本諸墨子，而立國百數千年不敗。以此見天地之道之大，非執儒之壹所能盡。昌黎韓愈謂孔墨相為用，孔必用墨墨必用孔，豈虛言哉!”(《拙尊園叢稿》卷四《讀墨子》)這比獨尊儒術者的眼界寬廣多了。
王樹枏說：“自孟子拒楊墨，其教不得行於中國，迤而遠之，以至於海西諸邦，其教遂大昌。其為我也近乎楊，其尚同也近乎墨，其造器械尚機巧尤出於墨子，特通變之以盡其利而已。孟子謂無父君為禽獸，今其徒甚有以無父無君治其國者。吾故謂其流固未嘗絕也。嗚乎!天下之變多矣，吾不敢必楊墨之道之終並聖人而立，抑或久而變，變而復之於聖，亦未可知也。” ( 《陶廬百篇》卷壹《跋〈墨子〉後》) 以“無君”治國，即實行民主***和制。
這個時期，也還有些思想保守的人仍然堅持孟子辟墨的立場，批評韓愈，批判墨子，如蔣彤《丹稜文鈔》卷壹《書墨子後》、《再書墨子後》就是其代表。胡思敬《退廬文集》卷壹《讀墨子》則專批尚同，說：“孟子辟兼愛而不及尚同，或以其言有合於天下定壹之旨而未見其書與?其書如非樂、節葬、明鬼、非命諸篇詞多鄙淺，不足以惑眾，惟尚同之說，新奇可喜，暗與西制相合。吾意後世必有貪功喜事之人，緣飾其辭，徑欲施之天下以毒吾民，因發其覆而黜之。”這是針對《尚同》中選舉制和民約論的萌芽而發的。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登上政治舞臺，他們以更新穎的眼光來看待墨子。
覺佛在《墨翟之學說》壹文中說：墨子是“我國社會學家第壹偉人。”“墨氏之主義，專重人事，不尚天道，以為國家之興，由於人智之開通與否，政治之改良與否。獨夫民賊之亡國，非天亡之，人為不善亡之也。”“非命之說，其策人進取之心乎?”“親士尚賢節用諸說，其治國之主腦乎?”“薄葬之說，其力除虛偽之風乎?”“觀其言兼愛，則社會學家也。觀其論政諸篇，則大政治家也。觀其言明鬼天誌諸篇，則宗教家兼教育家。其偉大之能力實不可思擬。”“作木鳶而能飛，造炮而能為守禦之備，則機器之發明家，當推墨子第壹人也。”“其力行也似仲尼，其不移不屈也似子輿，其知行合壹也似王陽明，其以身布施也似釋迦、基督。蓋幾幾乎有神變不測之精神。”(《覺民》7期，1904年出版)文章號召效法墨子，努力實踐，改革政治。
吳虞於1910年發表《辯孟子辟楊墨之非》，批評孟子辟楊墨是出於“門戶之私見”，“而實未窺楊墨之說”。作者認為，“墨子之兼愛，即耶穌之博愛平等也，墨子之明鬼，即蘇格拉底之信重鬼神也。墨之節用，即諳墀笛紐斯之削除情欲也。墨之修身，即柏拉圖之智德同壹也。墨之《大取》《小取》，即彌勒之名學也。墨之非攻，即俄皇弭兵之旨也。墨之以利為善，即達克之功利主義也”(《蜀報》4期)。全文主旨在於攻擊“君主之專制”和“教主之專制”，“鼓舞言論思想自由之風潮”。吳氏在“五四”時期是著名的反孔鬥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