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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資料?!@#$%^%&*()~~~~~~~~

何其芳(1912.2.5-1977.7.24)原名何永芳,四川萬縣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國公學預料,曾發表新詩。1931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在京、滬的《現代》、《文學季刊》等刊物上發表作品。其詩收入與卞之琳、李廣田合集的《漢園集》。散文集《畫夢錄》以絢麗的文采表現象征的詩意,創造出獨立的抒情散文體,因而獲1936年《大公報》的文藝獎金。1935年大學畢業後,先後在天津南開中學和山東萊陽鄉村師範學校執教。在現實影響下創作的《還鄉雜記》等。抗日戰爭爆發後,回到家鄉和成都任教員,創辦《工作》半月刊,發表了《成都,讓我把妳搖醒》等詩文。1938年與沙丁、卞之琳壹起奔赴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工作,這期間有詩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1944年後兩次被派往重慶,進行文化界的統壹戰線工作,任《新華日報》社副社長等職,寫下不少散文、雜文和評論文章。1948年調中央馬列學院。從1953年起,長期領導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並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主要致力於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的組織工作,論著有《關於現實主義》、《西苑集》、《關於寫詩和讀詩》等。

著作書目:

《漢園集》(詩集)與卞之琳、李廣田合著,1936,商務

《畫夢錄》(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說、戲劇等合集)1938,文生;增刪本.1940,文生

《還鄉日記》(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還鄉雜記》,1943,桂林工作社

《預言》(詩集)1945,文生;增刪本,1957,新文藝

《夜歌》(詩集)1945,詩文學社;增訂本,1950,文生;增刪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續編》(散文集)1949,群益

《關於現實主義》(論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論文集)1952,人文

《關於寫詩和讀詩》(論文集)1956,作家

《散文選集》1957,人文

《詩歌欣賞》(論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詩稿》1979,上海文藝

《何其芳選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壹個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詩文選讀》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選集》1986,百花

翻譯書目:

《何其芳譯詩稿》1984,外國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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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1912—1977)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生於四川萬縣割草壩。1930年以優異成績同時考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二校。先入清華外文系,後離開。1931年秋,入北大哲學系。1935年北大畢業後,何其芳先後任教於天津南開中學、山東萊陽鄉村師範、成都聯合中學。1938年8月,輾轉奔赴延安,被安排到魯迅藝術學院工作。1942年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1949年參加籌辦並出席第壹次文代會。1953年奉調創建文學研究所(原屬北大,1956年改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歷任領導小組組長、副所長、所長、壹級研究員。他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文學評論》主編、《人民文學》和《文藝報》編委。

何其芳的學術貢獻和治學精神,周揚曾作過這樣的評價:“其芳同誌在藝術上不斷進行著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論上也有自己的獨立建樹。其芳同誌治學嚴謹,刻苦勤奮。他研究了我國古典詩歌、民歌、新詩在形式上的特點,根據現代漢語的客觀規律,提出了建立現代格律詩的主張,並且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對詩歌的形式進行了新的探索。他關於我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獨到的見解,推動了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發展。他不止壹次地說過,做好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特別是總結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不僅有助於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還可以豐富我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

作為傑出的詩人,何其芳不僅寫過許多深受讀者歡迎,傳誦很廣的優美詩篇,而且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第壹位系統地探索並建立了現代格律詩的理論體系的學者。早在1953年寫的《關於寫詩和讀詩》的文章裏,他就提出了現代格律詩的問題,把新詩區分為格律詩和自由詩,主張建立現代格律詩。1954年,他專門寫了《關於現代格律詩》的長篇論文,就建立現代格律詩的必要,現代格律詩的頓和押韻,現代格律詩不能采用五、七言體等問題,進行了系統而又周詳的論證與發揮。他提出,現代格律詩除了應該具備詩的壹般特點外,以形式而論,還應每行有壹定的頓數,可分三頓、四頓、五頓幾種不同的句式。在長詩中,如有必要,頓數可以變化;同時要押大致相適的韻,不壹定非要壹韻到底,可以少到兩行壹換韻,四行壹換韻。何其芳關於現代格律詩的理論主張,是在研究了中國古典詩歌和民歌的傳統,研究了“五四”以來新詩創作的實踐經驗,並借鑒了外國詩歌的形式規律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在何其芳看來,做學問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質上是壹種思想方法,是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具體學術研究領域的應用,他壹再強調,學術研究方法其實是壹種特殊的工作方法。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視占有和掌握資料,通過占有和掌握資料,盡可能詳細和周密地了解課題的歷史和現狀。例如,前人有些什麽重要的、值得重視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鑒之處,存在著哪些局限,以及現在進展到什麽程度,水平如何,難點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他

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自己進行研究的著力點,最終獲得創造性的實績。以對屈原的研究為例,他講,這並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領域。

為盡可能詳細地占有資料,了解屈原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他閱讀了能夠找得到的古往今來的全部《楚辭》的註本,特別是文學所圖書館館藏的屈賦註本。

何其芳認為,從事文學研究必須要有廣博的學識,不僅要廣博,而且要紮實。因此,他主張讀好書,多讀書。何其芳讀書,有做批語的習慣,許多很重要的思想見解,就批在他自己的書上,它們大部分沒有被系統地整理過。整理這些批語,不僅對於何其芳研究,就是對於更廣的意義上的文學研究,也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從文化視野上來看,何其芳學術研究所關註的領域,也可以說涵蓋了古今中外。在他留下來的學術遺產中,屬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以1956年寫的長達8萬余字的《論〈紅樓夢〉》為代表。在這篇論文中,他不僅對《紅樓夢》作了全面的精細的思想分析和藝術分析,對其中壹些主要的人物給予了準確的評價,對當時與以往紅學研究中的壹系列重要問題,如“市民說”的問題,後四十回的真偽問題等,都經過縝密的研究,發表了自己的見解,而且,通過對這部封建時代社會生活百科全書式的作品的研究與評價,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與學力、學風和品格。這篇論文可以視為何其芳文學研究的壹個制高點,它代表了當時以及以後相當壹段時間內《紅樓夢》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讀來,仍不覺其陳舊,給人以藝術的和生活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