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大多政權都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牢牢地將人民綁在土地上，底層百姓只能靠幾分薄田的收成來糊口，若是風調雨順的年頭，全家人或許還能填飽肚子，若是趕大旱、洪水、蝗災的年景，大多數百姓就吃不上飯了，那時候糧食夠當年吃的就算富戶了，根本別指望能囤余糧，沒有收成的年景只能去乞討、逃荒、賣兒賣女了。
馮導的電影《1942》講河南大旱，河南人民逃荒尋活路的苦難故事，連地主都要賣女兒了，看得人心裏很不是滋味，那時候都民國了，面對天災人們還那麽無能為力，就更別提古代社會了。古代有句諺語“大災之後，必有大疫”，這是勞動人民根據歷史事實總結出來的規律，因為在大規模自然災害出現之後，百姓就沒有了食物，為了活命，顧不得尊嚴體面惡不惡心了，壹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往肚子裏塞，草根樹皮挖沒了，就吃老鼠，甚至人吃人。災荒之年，老鼠也沒有吃的，只能吃人的屍體，本來老鼠就臟，是各種病毒的宿主，還以屍體為食，身上的病毒就更多了，它們穿行在人群生活區的時候，都有將病毒傳染給人類的可能，更不要說還有人吃老鼠，還有更惡心的請自行腦補，這樣壹來，不爆發瘟疫才奇怪了。
明朝末年就爆發了壹場規模相當大的瘟疫，起因就是連續四年大旱，顆粒無收、災民逃竄，以鼠為食，爆發鼠疫，感染者身上會有血疙瘩隆起，口吐鮮血，發病快者幾刻鐘就能身亡。最可怕的是那次鼠疫傳染得極快，往往壹人病發後，全家感染，接觸者也難幸免，用十室九空來形容當時的情況是很貼切的。瘟疫很快就傳到了京城，每日出殯的隊伍就擠滿了城門，最可悲的是為親人送行的隊伍，回來就會多出幾個感染者，甚至直接陪亡者長眠在那塊墓地了。那場瘟疫也波及了朝廷大員和京城的駐軍，搞得人心惶惶，因此也有人將大明朝的滅亡歸結於這場聲勢浩大的鼠疫。那麽，在物資和技術有限的條件下，古代人是如何控制疫情的呢？其實方式和現在也差不多，主要得先隔離，切斷傳播途徑，減少蔓延。
在《漢書》中就提到，民間壹旦發生疫情，就讓患病的人與健康的人分開居住，由朝廷免費給患病的百姓提供藥物。在晉代，朝廷還規定了，官員如果家裏有人感染時疫，即使官員自身沒有感染，也要在家待著觀察，不能上朝。不過古代瘟疫壹般都是從民間興起，壹村壹縣的感染，若發現是瘟疫，官府就直接封村封縣了，只進不出，政府供應白粥和草藥，也會派大夫來察看疫情，出應對之策。瘟疫去世者的屍體，必須焚毀，這時也顧不得入土為安的觀念了，還是要先顧活人，控制瘟疫，連死者生前用的器物都要壹起銷毀，防止病毒傳播，那種全家死光的，直接就把房子壹起燒毀了，全村死光，就壹把火把村子燒了。要是情況特別嚴重，十室九空，又傳播風險較大，不排除直接燒村子的情況，這就有些殘忍了，即使說是為了更多人的安全。
古代村落距離的相對較遠，交通不便，人員流動性小，向外擴散的幾率相對較小，若是發現得早、隔離得好，瘟疫在壹村壹鎮，頂多壹省就控制住了，畢竟像明朝末年那樣席卷全國的瘟疫是不常見的。
古代針對瘟疫也沒有特效藥，不過針對壹些常見的疫情，已經產生了疫苗，比如在清朝經常盛行的天花，天花在今天是可治愈的，可在古代基本是必死無疑的病，康熙皇帝體質比較好，小時候得天花挺了過來，雖然也變成了麻子臉，但好歹保住命了，還因為身體好被選為皇位繼承人。康熙深感其害，執政期間命令用人痘接種法，有概率地預防了疫情，1796年英國琴納發明了牛痘接種法，1805年傳入了我國代替了人痘接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