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對其壹生的簡介
赫爾曼·威廉·戈林（Hermann G?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納粹德國空軍元帥，德國納粹黨的二號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紐倫堡審判中，戈林被控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並被判處死刑，但他在執行死刑前數小時在獄中自殺。
早年
戈林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羅森海姆，其父海因裏希·歐內斯特·戈林是律師和地方官僚，母親是Franziska。幼年的戈林經常與父母分居兩地，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師的教育，此後先後就讀於卡爾斯魯厄的空軍士官學校和著名的柏林Lichterfelde軍營。
第壹次世界大戰中，戈林先在陸軍服役，後成為壹名飛行員。他先後執行過偵察機和轟炸機等任務，最後成為壹名戰鬥機飛行員。戰爭結束後，戈林成為壹名著名的王牌飛行員，並擔任著名的裏希特霍芬飛行中隊的指揮官。
1915年中，戈林開始在弗萊堡參加飛行訓練，之後被分配到第5飛行中隊。不久他的座機被擊落，於是1916年的大部分時間，戈林都不得不在後方養傷。1916年11月，戈林回到空軍部隊，並來到第26飛行中隊。1917年，戈林被授予普魯士功績勛章。1918年7月7日，在著名飛行員曼弗雷德·馮·裏希特霍芬犧牲後，戈林擔任了裏希特霍芬飛行中隊（Jasta 11）的隊長。最後，他憑借擊落22架敵機的驕人戰績成為德國的王牌飛行員。順便值得壹提的是，戈林是唯壹未被邀請參加Jasta 11中隊的戰後聯誼會的隊員。
1917年6月，在壹場持久激烈的空戰中，戈林擊落了壹名經驗不足的澳大利亞飛行員弗蘭克·斯裏。這場戰鬥在後來被誇張地稱為“赫爾曼·戈林的崛起”。戈林在戰鬥結束後，與對手會面，並把自己的鐵十字勛章送給了對方。若幹年後，斯裏將這枚勛章送給了壹個朋友，而這位朋友就在諾曼底登陸戰役中死在海灘上。
壹戰後，戈林繼續在空軍服役，主要在福克飛機公司工作，是壹名特技飛行的試飛員。1920年，他進入瑞典的航空公司Svenska Lufttrafik工作。同時，他也是壹戰後德國國防部隊的壹名軍官，在1933年他被提升為少將，193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不久，德國空軍成立，戈林便成為空軍上將。
在斯德哥爾摩工作期間，戈林遇到了Karin von Kantzow (1888年-1931年)，不久兩人便正式結婚。1931年，在妻子去世後不久，戈林便與女演員Emmy Sonnemann結婚。
政治生涯
早在1922年，戈林就加入了納粹黨，並成為納粹沖鋒軍的指揮者（德語：Oberste SA-Führer）。之後，他離開這個職務後，仍然保持了沖鋒軍中將的軍銜直到1945年。
1928年，戈林成為德國國會議員，1932年至1933年間，他擔任了國會議長。他在納粹黨確立統治地位的壹體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早期，戈林還擔任了普魯士及帝國的數個部長職務，主管經濟和軍隊建設等事務。1935年，戈林擔任德國空軍總司令。1939年，他成為歷史上首位德國空軍元帥。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頒布法令，指定戈林為其繼任者，並授予其納粹德國的最高軍銜——帝國元帥。帝國元帥是專門為戈林而創制的軍銜，這使得戈林的地位超出了德國所有軍種的元帥。
根據紐倫堡審判中弗蘭茲·哈德爾上將的供述，1933年的柏林國會大廈縱火案是戈林壹手策劃的，而並非***產黨人的煽動。哈德爾的供詞稱“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午餐會上，戈林興奮地拍著自己大腿說‘只有我真正了解國會大廈，因為我放火燒過它。’”。但是戈林在紐倫堡審判中否認了這壹說法。
在紐倫堡審判中的戈林“壹聽到文化這個詞，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寧（著名手槍品牌）”這句話作為戈林的名言被世人熟知。然而事實上，不管戈林是否說過這句話，他並不是這句話的原創者。德國劇作家漢斯·約斯特在劇作《斯拉格特》第壹幕中寫道“壹聽到"文化"，我馬上伸手撥槍。”另外，除了戈林，魯道夫·赫斯也經常說這句臺詞。
戈林對奢侈的生活和華麗衣著的癖好也非常有名。戈林在與瑞典男爵遺孀Karinhall 結婚後，建造了壹座以她命名的普魯士風格的莊園。戈林對貴族風格的工藝品也非常癡迷，在納粹德國占領期間，他從各國搜刮了許多珍貴的工藝品據為己有。盡管青年時期的戈林非常英俊和健康，在啤酒館事件中受傷的戈林不得不在後半生依賴嗎啡等麻醉性止痛劑。這也是戈林後來日益肥胖的原因之壹。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二戰爆發後，戈林極力推動德國空軍與英國展開空戰。結果不列顛空戰的結果不僅沒有使得英國投降，反而大大削弱了德國空軍的力量。加之此後在蘇德戰爭中和反轟炸中德國空軍的失敗，戈林在納粹領導層的影響力大大減弱。另外戈林奢侈糜爛的個人生活習慣也使得他在德國高層中不受歡迎。
由於戈林在對法國和低地國家作戰期間成功的領導了德國空軍，戈林成為二戰中唯壹被希特勒授予大十字勛章的將領。跟僅僅佩帶在壹戰時期獲得的勛章的希特勒相反，戈林對於勛章有著超常的嗜好。
此外，戈林也是德國陸軍中赫爾曼·戈林師團的支持者，這個師團多次在前線作戰，勝負參半。戈林也是納粹地下電話和無線電通訊組織Forschungsamt的指揮官。這個組織與 黨衛隊、SD(黨衛隊)、Abwehr等諜報機構有著聯系。
戈林同時也負責開發利用蘇聯等被占領地區的工業資源，但是並不成功。許多本該被充分利用的戰爭資源並沒有對納粹的戰爭機器起到很大的作用。與此相對的是，他本人卻積極從被占的歐洲各國搜刮掠奪了大量珍貴的藝術品和財富。
戈林是在《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上簽字的納粹黨內最高級別官員。當時他向黨衛隊領導之壹的萊因哈德·海德裏希發出了組織具體行動步驟的備忘錄。
1945年4月23日，戈林從貝希特斯加登向正在柏林的希特勒發了壹封電報，希望希特勒能夠授權他掌管國家壹切事務，並建議與盟軍進行談判。希特勒惱羞成怒，將之視為最嚴重的叛國罪，於是在他自殺前的遺願中聲明，撤銷戈林和希姆萊的所有官職。4月25日，戈林便被逮捕。
紐倫堡審判和自殺
1945年5月8日，身處奧地利的戈林宣布投降。他也是參加紐倫堡審判的德國官員中級別最高的將領。盡管他竭力為自己辯護，但依然被判處死刑。法庭宣稱他的行為罪大惡極，實無可赦。宣判之後，戈林委托他的兄弟埃爾伯托·戈林照顧他的妻子和女兒。由於他不願意被他的敵人處以死刑，因此他在執行絞刑前壹晚選擇了服氰化鉀自殺。至今仍無法查明戈林是從何處獲得並且如何能夠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保藏這些致命的毒藥。1950年代，黨衛軍軍官埃裏希·馮·巴赫宣稱是他在戈林的行刑日前將毒藥交給戈林的，但是他的說法並沒有得到許多認同。現代的歷史研究推測當時戈林與看守的壹名美軍軍官結識，後者幫助其隱瞞了藏在隨身行李中的毒藥。2005年，壹位名叫Herbert Lee Stivers的美軍退役士兵宣稱他當時與壹位德國女性墜入情網，並幫助她將壹支自來水筆交給了戈林，而毒藥就藏在筆中。這位士兵當時在負責紐倫堡審判守衛工作的美軍第壹步兵師第26連隊服役。他聲稱直到戈林自殺成功後，才知道自己帶進去的鋼筆藏著毒藥。[1]
戈林的屍體後來被火化，其骨灰被撒入伊薩河中。
戈林的最後時光
在監獄中度過的最後歲月，戈林壹直與壹名懂德語的諜報人員和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在壹起，後者擔任審判人員與紐倫堡審判的戰犯的溝通。後來吉爾伯特根據他在審判過程中的觀察和回憶，出版了《紐倫堡審判》壹書。下面的文章節選自該書，記錄了吉爾伯特在1946年4月18日夜間所觀察到的戈林的表現。當時審判活動因為復活節而休庭三天。
“戈林在自己的房間裏顯得焦躁不安，他不斷地擦汗，顯得非常警惕和消沈，並且對正在進行的審判十分不滿。他曾說過自己對於納粹所作的壹切無法控制，也否認自己是個反猶太主義者，更否認自己參與了這些暴行。然而壹些猶太人提出要揭穿他的謊言。”
但是艾爾伯特·斯皮爾報告說，在匈牙利的猶太人幸存者做完證言之後，他聽到戈林說到“天吶。怎麽還會剩下猶太人？我以為我們已經清除掉他們了。看來有些人又溜走了。”
戈林的名言
“槍炮會使我們強壯，而黃油只會使我們肥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