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龍之介：人生不如壹行波德萊爾。
關鍵詞：厭世主義，懷疑主義。
芥川龍之介，這位二十五歲的東京帝國大學生的少年時期可謂輕狂——壹帆風順地完成了畢業、就職和文壇成名等人生大事，可令人唏噓感嘆的是，這個旁人眼中前程似錦、意氣風發的矚目者，在十年後的壹個夏夜自殺。只留下了壹個藝術的輝煌與人生的痛楚並行的趣味與意蘊，供現存之人細細回味。
是否自小文學出身、是不是文學專業畢業、受沒受過“專業”的文學訓練、師傅是誰、有無粉絲量和閱讀量高的已出版作品...種種條件與限制，將文學與藝術的面無限變窄了。今天的我們無法拋開流量與稿費的圈套，在燈火通明的夜間大橋上行走，望著橋下漆黑的江水，靈魂已在寂寞的雨聲中陷入長眠。
這個社會需要虛頭巴腦的東西，於是我們便“餵”給它，在餵養的過程中，我們自身明亮的光輝逐漸暗淡下去。
在芥川文學當中，有壹個詞語無法被忽略，那就是：世紀末。它所指的是19世紀末法國等歐洲國家出現的頹廢、享樂、唯美、神秘、懷疑等傾向的文藝思潮，代表作家有法國的波德萊爾、蘭波、英國的愛倫坡等人。筆者最喜愛的便是愛倫坡短文選中的頭篇《厄舍府的倒塌》，把那種愁雲密布的“荒涼式”的驚懼與恐怖通過場景等心理描寫刻畫得淋漓盡致——讓筆者在贊嘆之余也意識到自己的文學與愛倫坡之間的巨大差距。
芥川龍之介生來敏感而憂郁的氣質與世紀末的作家們不謀而合，自身身體的羸弱與身世帶來的不安更加加深了這壹傾向。這，便是他內心與文字深處的暗流。
1910年9月，芥川龍之介，18歲，進入第壹高等學校文科，同窗好友有作家久米正雄、菊池寬等人，這種朋友關系持續終生，對小說家的誕生起到重大作用。當時文壇中享樂主義傾向很強，文學青年們受到感染，常常飲酒放縱， 但另壹方面，他們又充滿求知欲，有著哲學思索的偏好。而通過讀書治療精神上的饑渴，以及充滿求知欲和讀書欲的青春，是形成芥川文學性格的壹大原因。
看到這裏，我流下了壹行熱淚——不，不能算是熱淚...身處這樣壹個世界，那種“喜極而泣式的眼淚”，我已經流幹了：我的高中自然也給我留下了重大影響，包括之後輾轉於國外、在各個國家經歷的喜泣或是痛苦，所令我最困頓的是：當今我們社會的架構已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改變是盲目科技式的與無意識的。芥川那壹代的人，具有文學性格。精神寂寞了會想到讀書，能形成特點鮮明的文學性格。請問我們這個時代呢？
文字的夕陽時代已經逼近。地獄不是虛幻，而是現實。所見之處，即是地獄。我身為作家的原因啊，不是因為圈子裏有這樣的朋友，而是因為身處孤島——壹個都沒有。
“遺傳。境遇。偶然——掌握我們命運的，終究還是這三種東西。”——《侏儒的話》
“口號，妳們盡管大喊口號！實際上妳們什麽都不做、也做不到，跟妳們聊天就不如去讀書，即使書本裏的觀點與我相沖，也至少是整體與思索過的。”——JY 《塵世的人》
《羅生門》。今日我們這些努力寫作的人再讀到這樣的作品，與其說是感同身受，不如說是境遇已處在壹種絕世的憂郁、處於現實世界心底壹處抹不去的憂傷。可憂郁總歸憂郁，每個時代、每個領域的旗手們都有義務持續創作、擔起責任。為妳誠心所做之事留下華光，這儼然不是個人的事情。我還要去創作，否則我很快就要死了。
龍之介生命中另壹個重大事件是初戀的失敗。原本對純真之戀態度非常認真的芥川遭到大姨母的堅決反對，導致姑娘嫁給了壹名海軍士官。 芥川自後痛切感受到身為養子的不自由，對親情之後含有的利己主義深感失望。
我們可以想壹想，現今我們的情親狀態是怎樣的，是利己還是真誠渴望合並為壹家人—— 年輕人們恐婚，不應怪罪。
“有壹次參加某人的葬禮，不知從哪來了那麽多人，人們聚在壹起，沒有人悲傷、沒有人落淚，就連家中的親戚都是如此。我不知道這是壹個葬禮還是借著葬禮之名而形成的酒宴。”——JY《愛的葬禮》
“周圍是醜陋的，我自己也是醜陋的。眼看著這壹切而生活，是痛苦的。”——《1915年2月28日致恒藤恭書信》
芥川不明白，現今我們這些默默無聞的三流作家們也不明白，為何醜陋得以名揚天下，而真理卻在背光的墻縫中難以見到陽光—— 人們不以讀書少沒文化為恥，反倒為榮，生活隨時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混亂感。 總結壹下，戀情的破滅促使芥川龍之介深入思索人們心底潛藏著的利己主義，這與他性格中原本就有的厭世主義和懷疑主義傾向相結合，才最終導致《羅生門》的誕生。但筆者不認為僅僅只是這壹個因素導致的。
“天色漸幕，但他依然熱心地看著書脊上的文字。擺在那裏的，與其說是書籍，莫如說是世紀末本身。”
我們，已經漸入荒漠的中心了。
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同意芥川的觀點。
註明：部分芥川龍之介原話出自於《羅生門》。作者2021年1月的最後壹天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