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帝國高等文官”為戰後日本做了什麽？

俞天任先生認為，朝鮮戰爭的確對二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推動力，但日本的“帝國高等文官”體制才是二戰後日本崛起的真正基礎。中立的、獨立於政黨政治之外的、精英化的官僚們對戰後日本經濟復蘇起到了極大的指導作用。以下為文字實錄：日本的文官體制是二戰後崛起的基礎1945年日本從壹片瘡痍出發，到開1964年東京奧運會時已經是壹個很發達的國家了。那時新幹線已經通了，在世界上也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比如家電產業，收音機、電視機都賣得挺歡，汽車產業也開始走向世界。日本是如何做到這壹點的？麥克阿瑟的《和平憲法》對日本的幫助相當大。自民黨壹直想要修改憲法，花了好大的力量，但壹直修改不成。其實日本人有過可以自然而然地把這部憲法扔掉的機會——在接受《舊金山和約》、日本獨立時，那時若日本不要這個憲法，說這個憲法是占領軍制定的，要自己重新制定壹部憲法，不會有什麽問題。因為自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美國就覺得這個憲法有點過分，對美國自己也不利。日本人沒有武裝，當時美國人要分兵到朝鮮去打仗，想叫日本人去守衛空後，壹開始吉田茂覺得和日本無關，不願意。最後麥克阿瑟逼著他們負責日本的防衛，自己的地方自己守。但憲法上沒有武裝，怎麽守呢？只能弄出壹個“警察預備隊”，名義上是以警察組織的方式維持治安，但維持治安還不夠，因為雖然中國不可能直接入侵日本，但蘇聯人從北海道過來並不是完全不可能，沒有武裝怎麽辦？於是日本設了壹個“警察預備隊”，到底怎樣用，到用的那壹天再解釋，日本在“解釋”方面很有壹套。美國在接受《舊金山和約》時，其實不會反對日本拋棄麥克阿瑟的憲法、自己再做壹套憲法。但那時的日本所想的是，既然妳美國要保衛我，那就交由妳來保衛，省下來的錢我放到經濟上。所以“和平憲法”使日本減少了壹個國家必須耗費的軍備開支，轉而將其用到了經濟上。日本開始經濟建設以後，農村問題解決了，且企業在壹定程度上可以擺脫財閥束縛，有了壹定的自由。有了壹定的自由競爭，再加上朝鮮戰爭爆發給了日本軍事上特需的機會，日本的經濟恢復得非常快。有些人有壹定的誤解，以為朝鮮戰爭是使日本經濟恢復的唯壹因素，實則不是如此。朝鮮戰爭的確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壹個很大動力，當時的日本有相當多的煤礦，日本人去挖煤煉鐵，再用鋼鐵業的收益恢復煤炭業，靠這些把國內其它產業帶動起來。當時美國國務院覺得這是壹個很大的問題，派了代表團到日本想解決這個問題，實行經濟緊縮政策。結果朝鮮戰爭爆發了，產生了堅實的需求，包括需要大量的軍火以及修理在朝鮮戰爭中毀壞的武器。朝鮮戰爭、包括以後的越南戰爭，為日本經濟恢復提供了外因條件。但恢復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日本自身。其實在朝鮮戰爭開始時，日本經濟已經恢復起來了。誰的功勞？是日本的高級文官們，那些帝國高級文官（現在叫“高級公務員”）用很古怪的方法以及美國人給的資源把經濟運轉起來。前段時間碰到香港中文大學的壹個教授，說起日本官僚，他說日本的“MITI”很厲害。“MITI”指的是日本通商產業省，後來改組為經濟產業省（METI），是日本經濟——“日本株式會社”的“總司令部”。日本人戰後很長壹段時間內幾乎全在采取計劃經濟那壹套，直至現在美國還指責日本國內缺乏競爭。不過在日本官僚看來，競爭沒有益處，只會消耗資源；最有效的是給妳安排好了，妳這邊應該幹什麽，那邊應該幹什麽，這樣可以把有效資源充分利用起來。精英化官僚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日本人不管幹什麽都特別喜歡搞精英化，幹什麽都得有資格證。比如撥號上網剛出現時，到妳家給妳裝ADSL還必須得有壹個資格，不能隨便買壹個自己插上去。日本的官僚體系也有壹套精英化的標準。什麽叫精英化的官僚？在日本有壹種高等文官考試，這套考試制度是從德國學來的，中央各部廳局級的幹部只能由通過這壹類考試的人擔任，這些人是精英官員。在日本帝國時代，這類人叫做“帝國高等文官”，戰後壹段時間叫“甲級國家公務員”，現在叫“國家高等公務員”和“國家壹級公務員”。這些人通過考試後，將來肯定會當高管，屬於很自負的壹類人，被認為是徹底的驕子。就國家而言，他們在管理和統治著這個國家，在他們看來日本是壹個很窮的國家，沒有資源，什麽都沒有。但日本也要過好日子，怎麽過？由我們這些聰明人帶妳們過，妳們只要聽我們講就行了。而日本其他人也就真的認為這些人很棒，妳們說什麽就跟著妳們幹什麽。比如在所有國家裏，財政部最重要的職能之壹是收稅，因為國家的運轉靠稅收。日本卻不壹樣，他們分兩塊，壹個是主稅局，壹個是主計局。主稅局不如主計局，主計局負責編預算，是官僚中的官僚，比其它地方的官職高壹級。他們認為日本是窮國，收不到多少稅，所以收來的每壹分錢怎麽用是最重要的，編制預算比稅收更加重要，所以日本特別講究計劃。70年代期間，日本官僚對於產業的指導作用很強。前壹段時間的電視片《官僚的夏天》講的就是日本官僚是怎麽操作的。“官僚的夏天”這個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因為夏天過完以後是秋天，秋天後面是冬天，說明彼時是官僚們的頂峰。過了那段時間後，很多企業規模做大了，官僚的指導地位受到了影響。比如豐田，別看如今它壹年凈利潤就有2萬多億日元（200多億美元），可當初剛計劃把汽車賣到美國時，東南西北都摸不清，不知道美國有什麽法律，應該怎麽賣都不知道。所以那時候都是官僚們告訴企業應該怎麽辦，由官僚們教。結果教完了、生意做開了，企業倒認為不需要官僚們管了，它們會覺得：生意是我自己的，難道我還不知道自己的生意怎麽做嗎？妳們官僚真知道我的電視機、錄音機是怎麽做的嗎？除此之外，官僚的地位受到影響，還和日本議會民主制的發展有關。戰前，議會代表的是壹些大地主、大資本家和貴族，跟軍部矛盾比較大，跟官僚們有過不少次沖突，但沒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戰前投票有財產限制，只有每年交多少稅的人可以投票。麥克阿瑟來後，這些限制全沒了，議會性質開始改變，開始普選，壹人壹票，只要是滿20歲的人都可以投票。這更好地反映了民意，但同時又帶來壹元的、先天性正確的觀念——民選出來的議員認為自己是最牛的，他們覺得自己是民選出來的，可以完全代表民意。經濟剛開始往上發展時，牽扯到如何把有限的錢在產業裏分配。隨著產業逐漸成熟，收益逐漸增加，就出現了“咱們怎麽撈取咱們那壹部分”的問題。對於官僚們而言，他們沒有自己的經濟，都是拿工資。日本有名的官僚貪汙案可以算出來，就那麽幾件。但對於議員、政治家們而言就不壹樣了。說難聽壹點，不靠貪汙很難維持競選，因為整個壹套競選流程都需要用錢來維持，得請人幫妳壹塊去喊，得印壹大堆印刷品，宣傳需要錢，而這些錢從哪兒來？靠的是“政治現金”。所謂的政治現金跟貪汙之間的區別很難說，比如壹個老板給妳錢，希望妳當上議員後想辦法搞壹個對他有利壹點的法律，這到底算哪壹類說不清楚。這導致政治家們想把官僚手中的權力盡可能地限制，由政治家來做決定。比如修壹條鐵路線，不要由官僚決定，我們是議員，我們是民選的，我們來決定。從民意上說，我們是代表民意的議員，我們來為沿線的國民們決定走A線還是B線，不是官僚們坐在辦公室裏劃壹下。但議員們實際想的其實是從A線走能收到的錢更多，還是從B線走能夠收到的政治捐款更多。於是，隨著企業逐步脫離官僚的行政指導，加上議員們的打壓，現在日本官僚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小。我認為，日本近二十幾年經濟壹直弄不起來，是因為官僚權力不如原來那麽大。那些民選議員們考慮的唯壹問題就是他們下次還能不能選上，因為選上了就是議員，可以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壹旦落選就什麽都不是，所以他們唯壹在意的就是下次能否選上，只要對選舉有利的事，什麽都幹。這點和官僚不同，對於官僚而言，不存在很緊迫的東西，從A走或者從B走，都是這麽多工資，和私利沒有關系，所以他們選出的路是最好的，他們是真為國家考慮，不謀私利。（本文依據講者現場錄音編輯整理，未經講者訂正。歡迎完整轉載，並務必註明來源：騰訊思享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