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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在古代為何被稱作饅頭?

包子:形如饅頭的“中國漢堡”

汪鶴年

《聊齋誌異》是人們熟悉的寄托作者“孤憤”之情的神怪小說。其中《花姑子》壹篇敘述的是拔貢生安幼輿與獐仙花姑子的壹段愛情故事:安幼輿因害相思而壹病不起的危急關頭,其意中人花姑子前來治好了他的病,“又於繡袪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啖之。不知所包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文中所說的“蒸餅”,是古時人們對饃饃的習慣稱呼,而在這裏卻分明是指壹種包了餡的面食,即今人所稱的包子。至今,在江南壹些地區,人們仍將包子叫做饅頭。

包子究竟“出生”於何時?

包子是壹種用發酵面包餡,通過蒸籠蒸熟而成的食品,壹般以肉、菜、麻蓉、豆沙等為餡料,蒸好的成品外形多為半球形,因此,人稱“中國漢堡”。古時,包子與饅頭常被混稱為“饅頭”。如今,大多數地區是區分包子和饅頭的,沒餡的叫饅頭,有餡的才叫包子。

明人張自烈《正字通》對“饅”字就是這樣詮釋的:“饅開首者曰‘橐駝臍’。吳下呼膪(食甾)。……言熟食之肥也。”意思很清楚,當時的饅頭分為兩種:壹種即《儒林外史》中提到的“實心饅頭”,即今之饅頭;壹種即作者所謂“開首者”,內包有餡,且在抄口處捏作花形,因蒸熟後的成品顯得松軟肥厚,整個形狀看上去絕似駱駝的肚臍,故被人們稱為“橐駝臍”,也就是今人所稱的包子。

有人說,“包子”之名始於宋代,而據唐人韋巨源《食譜》附錄史料載,當時已有伏日食“綠荷包子”的習俗,長安壹家名叫張手美的食肆,每逢伏日就專賣這種時令美食。可見,至遲在唐代就已有“包子”之名,而且包子已成為廣受人們喜愛的節令食品。

包子的制作始於何時,目前尚未發現具體的史料,但據壹些野史,其出現似乎與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有關。

宋人高承《事物紀原》“饅頭”條中引述了前人野史中的這麽壹個故事:當年諸葛亮征孟獲時,因聽說蠻地多邪術,欲得神佑,必以人首祭之。諸葛亮於心不忍,“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像人頭以祠。”後來人們就將以此方法制作的面食稱之為饅頭。明郎瑛《七修類稿》“饅頭青白團”條對此說有過這樣的詮釋:“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面包肉為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為‘饅頭’也。”然而,高承只是作為壹種傳說而已。郎瑛也只是對高說的進壹步發揮。

盡管如此,但至遲在晉代,包子已經問世,卻是無疑問的。面食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漢代人們已開始嘗試用發酵技術制作“面起餅”(即今天的饅頭),而且有餡的面食“餛飩”也已經出現。發酵技術和帶餡面食的出現,為包子的面市提供了必需的條件和借鑒。在晉人束晳的《餅賦》中出現了“於時享宴,則饅頭宜設”的吟詠(引自《全晉文》)。人們在初春時節的宴會上,拿出這種皮薄餡多,且酥松綿軟的佳肴待客,自然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

唐代的包子名品

唐代,包子的制作技術已相當成熟。唐人韋巨源開列的“燒尾宴食單”中,有壹組名叫“素蒸音聲部”的面點,註曰:“面蒸,像蓬萊仙人,凡七十事。”王子輝先生在《

中國飲食文化研究》壹書中認為,這組食品是用面粉包著餡料蒸制而成,類似今天的包子:“其餡料取材之奇,面粉之精,以及滋味要求之美,姑且不說,僅就造型而言,也是令人驚異的。它要求制作成70人組成的舞蹈場面,既有彈琵琶、鼓琴瑟、吹笙簫的樂工,又有身著羅綺、翩翩起舞的歌女,各人有各人的服飾、姿態、動作和表情。資料中,特別提到70人都要像蓬萊仙女那樣漂亮。試想,這壹組面點食品,誰能說它不是壹種高級美術作品呢!”

包子因其有肉餡,自然受到人們更多的歡迎,連錦衣玉食的帝王也對其情有獨鐘。陶穀《清異錄》“玉尖面”條曾用這樣壹段文字記述了唐德宗當年的佚事:“趙宗儒在翰林時,聞中使言:‘今日早饌玉尖面,用消熊棧鹿為內餡,上甚嗜之。’問其形制,蓋人間出尖饅頭也。”所謂出尖饅頭,即指尖頭微露餡料的包子。對於消熊、棧鹿之說,時人釋之為:“熊之極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養者曰‘棧’。”可見這是壹種用熊、鹿肉制作的包子,其名貴可想而知。

包子在唐朝還有“籠餅”之名。《太平廣記》引唐韓琬《禦史臺記》就說,唐武則天時侍禦史侯思止,“嘗命作籠餅,謂膳者曰:‘與我作籠餅,可縮蔥作。’比市籠餅,蔥多而肉少。故令縮蔥加肉也。時人號為縮蔥侍禦史。”這位嗜肉的侍禦史大人,為使廚人在制作包子時多加點肉餡,竟不惜屈尊以求。

宋代詩人陸遊所寫《巢》詩雲:“昏昏霧雨暗衡茅,兒女隨宜治酒肴。便覺此身如在蜀,壹盤籠餅是豌巢,”其自註說:“蜀中雜彘肉作巢的饅頭,佳甚,唐人止謂饅頭為‘籠餅’。”巢,即餡。由此可見,當時四川用豬肉作餡的饅頭,已經很有名了。

唐時人們還將包子稱之為“面繭”。五代後周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面繭,以官位帖子,蔔官位高下,或賭筵宴,以為戲笑。”大約是因包子面皮內有餡,故取繭內有蛹的蠶繭為喻。清厲荃《事物異名錄飲食饅頭》引宋呂原明《歲時雜記》即有這樣的詮釋:“面繭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也。”

稱包子為“饅頭”,最早見於唐末入蜀的蔣貽恭《詠安仁宰搗蒜》詩:“安仁縣令好誅求,百姓脂膏滿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腸肚作饅頭。”詩中所說的用死牛腸肚為餡的“饅頭”,顯然就是包子。

宋人對包子的推崇

包子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與宋神宗的推崇有關。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宋呂榮義《上庠錄》就有這樣壹段記述:“兩學公廚,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得之,往往轉送親識。”而之所以如此為人所重,據說是元豐初,神宗特別關註學校,常常擔心“飲食菲薄,未足以養士”。有壹天,神宗下旨要太學取學生所食以進,恰好此日學生吃的是饅頭,神宗嘗過後,覺得味道不錯,非常高興地說:“朕以此養士,可無愧矣!”於是“自是飲食稍豐潔,而饅頭遂知名。”顯然,這裏的“饅頭”指的仍是包子。

後來,嶽飛的孫子嶽珂曾在《饅頭》詩中對這種太學饅頭進行了描繪:“幾年太學飽諸儒,余伎猶傳筍蕨廚。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芳馨正可資椒實,粗澤何妨比瓠壺。老去齒牙幸大嚼,流涎聊合慰饞奴。”可見,制作這種饅頭,是將切好的肉絲拌入花椒面、鹽等作料制成餡,再用發面作皮制成。成品白亮光滑,軟嫩鮮香,詩人因有“流涎聊合慰饞奴”之嘆。

在北宋的京都,包子已是街頭常見的小吃。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就說汴梁市面上:“更有包子酒店,專賣灌漿饅頭、薄皮春繭包子、肉包子、魚兜雜合粉、灌大骨之類。”其中,“王樓山洞梅花包子”特別有名。

南宋京都臨安市面上的包子更是種種色色,但在人們的習慣上,卻是“包子”、“饅頭”並稱。如《夢粱錄》在“葷素從食店”條下,以“包子”、“包兒”相稱的有細餡大包子、水晶包兒、筍肉包兒、蝦魚包兒、江魚包兒、蟹肉包兒、鵝鴨包兒、龜兒包子、七寶包兒等;以“饅頭”相稱的則有四色饅頭、生餡饅頭、雜色煎花饅頭、糖肉饅頭、羊肉饅頭、太學饅頭、筍肉饅頭、魚肉饅頭、蟹肉饅頭、假肉饅頭、筍絲饅頭、裹蒸饅頭、菠菜果子饅頭、糖飯饅頭等。據此記述看,“包子”與“饅頭”似乎又不盡相同,否則,餡兒既同,又何以要壹稱“筍肉包兒”,壹稱“筍肉饅頭”呢?依筆者淺見,可能是在形制上有所區別。包子可能是面皮較厚,呈圓形,且不露包餡的痕跡,類似包袱狀,故以“包子”、“包兒”相稱。而饅頭則面皮較薄,其形狀不拘壹格,或圓、或長、或方,且在抄口處捏成花形,殘留著古時“以象人首”的遺意,因有“饅頭”之名。從其名稱來看,大凡豬羊牛肉、雞鴨魚鵝及各種蔬菜都可作包子餡。

不過,也有例外,如宋真宗就曾以珠寶為餡。據宋人王栐《燕翼詒謀錄》載,宋仁宗誕生之日,真宗皇帝非常高興,“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當然,這種“包子”並不在可食之列,只能作為包子史上的壹種趣聞。

為能經常吃到包子,北宋權臣蔡京家中甚至專門辟有包子廚。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中就記載這樣壹件佚事:“有士夫於京師買壹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壹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蔥絲者也。’”

據宋曾敏行《獨醒雜誌》載,還是這位蔡京,因以蟹黃包子招待議事的臣僚,所費竟達千貫以上:“蔡元長為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不貲。壹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飲,命作蟹黃饅頭。飲罷,吏略計其費,饅頭壹味為錢壹千三百余緡。”為吃壹頓蟹黃包子,竟花費銅錢1300余貫(壹般每貫壹千文)。

元人的包子情結

元代,包子仍常常被叫做“饅頭”。如《飲膳正要》中介紹的幾種或純用肉食,或葷素搭配為餡的包子,就是“包子”與“饅頭”混用。如用羊肉、羊脂為餡的“倉饅頭”,用鹿奶肪、羊尾子為餡的“鹿奶肪饅頭”等,就是純用肉食為餡。而用羊肉、羊脂、羊尾子同滾水燙熟的天花(人們壹般將玉蜀黍的雄花叫做“天花”,但當時玉米尚未被引入中國,存疑)相配的“天花包子”,用羊肉、羊脂、羊尾子同滾水燙熟的藤花相配的“藤花包子”等,則采用葷素餡制作。餡壹般用鹽、醬拌和,為增加鮮味,餡中還經常加入生姜、蔥和陳皮等。這裏,我們看看“剪花饅頭”的制作便可窺其壹斑:

用料:羊肉、羊脂、羊尾子、蔥、陳皮。

制法:將以上用料切細後,用鹽、醬拌和為餡,包入“饅頭”,再用剪子在“饅頭”上剪出諸般花樣,上籠蒸熟,並用胭脂染花。

這種色、香、味俱佳的“饅頭”制作技巧,就是與今天最優秀的烹飪大師所制作的包子相比,也絕不遜色。

元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記述的包子用餡,也大致上分為葷素兩類。素餡有酸餡、菜餡等名目,其中,豆沙餡料就有兩種:壹種是用綠豆沙加姜汁的“豆辣餡”,壹種是用熟紅豆研爛作成的“澄沙糖餡”。還有壹種用栗子黃、松仁、胡桃仁、面筋、姜米、熟菠菜、杏麻泥等入五味調和而成的“七寶餡”。葷餡,則有用羊肉作成的“打拌餡”;用豬肉、羊脂同制的“豬肉餡”;用羊肚、羊舌和羊肉制作的“羊肚餡”;用去皮熟豬肉同熟筍制作的“熟細餡”;其中,“魚包子”的制作尤有特色:餡的主料用鯉魚或鱖魚。配料則有羊脂、豬膘。調料除鹽、醬、醋外,還有橘皮、熟姜絲、川椒末、胡椒、杏仁和香油炒過的蔥絲。

書中對“平坐大饅頭”(即今包子,下同)的發酵及制作方法記述得尤為詳細:“每十分,用白面二斤半。先以酵壹盞許,於面內跑壹小窠,傾入酵汁,就和壹塊軟面,幹面覆之,放溫暖處。伺泛起,將四邊幹面加溫湯和就,再覆之。又伺泛起,再添幹面溫水和。冬用熱湯和就,不須多揉。再放片時,揉成劑則包。若揉搓,則不肥泛。其劑放軟,搟作皮,包餡子。排在無風處,以袱蓋。伺面性來,然後入籠床上,蒸熟為度。”這種發面的方法與今人的操作已相當接近。

當時,人們吃“饅頭”時,還非常註重其用料與季節性的關系,更看重其所具有的象征性色彩。《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在記述多種“饅頭”及其用處時就透露:人們在夏季時多吃“荷花饅頭”和“葵花饅頭”。喜筵中則常以“葵花饅頭”為主食,大約是取其多子之意吧。而在壽筵中則多吃“壽帶龜”和“龜蓮饅頭”,無疑這又是取其長壽的意象。

元倪瓚《雲林堂飲食制度集》記述的“糟饅頭”的制法也很有特點:“用細餡饅頭,逐個用黃草布包裹,或用全幅布。先鋪糟在大盤內,用布攤上。稀排饅頭布上,再以布覆之,用糟厚蓋布上。糟壹宿取出,香油炸之。冬日可留半月。冷則旋火上炙之。”這種用糟糟過,並用香油煎炸的包子,其味道之美可想而知。

明清時期包子成為常食

直到明代,“饅頭”仍被用作包子的專稱,明人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引《雜記》便有這樣的詮釋:“凡以面為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燒餅;水瀹而食者,呼之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為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是也。”足見,當時的包子仍是或稱“饅頭”,或稱“籠餅”。

據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載,明初京城壹帶百姓還每以“饅頭”作為供奉功臣的祭品:“祭功臣廟,用饅頭壹藏[五千四十八枚也]。江寧、上元二縣供面二十擔,祭畢送工部匠人作飯。”

“饅頭”在帝王的膳食中亦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明黃壹正《事物紺珠》“國朝禦膳米面品略”條記載禦膳中的米面食品中,就有撚尖饅頭、八寶饅頭、攢餡饅頭等3種。

由於“饅頭”已成為人們的常食,明清小說中也每每出現“饅頭”的描述。施耐庵《水滸傳》第二十七回就寫到:武松在孫二娘開的黑店中,看到她從竈上取來的壹籠饅頭後,曾取壹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而孫大娘卻說他是在取笑,稱自家的饅頭,從祖上以來就是用黃牛肉作的。結果,武松還是憑自己的機靈,躲過了壹劫,總算沒使自己成了這母夜叉制作“人肉饅頭”的餡料。

直到清代,包子才算取得了自己專有的“姓名權”。清林蘇門《邗江三百吟》在詠及壹種“灌湯肉包”時就留下這樣的註解:“春秋冬日,肉湯易凝。以凝者灌於羅磨細面之內,以為包子。蒸熟則湯融而不泄。揚州茶肆多以此擅長。”

《紅樓夢》第八回在敘述寶玉與晴雯的對話時還提到壹種“豆腐皮的包子”:“今兒我在那府裏吃早飯,有壹碟豆腐皮的包子,我想著妳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著晚上吃,叫人送過來,妳可吃了?”這種包子可能是指豆腐衣裹餡的包子,清宮禦膳檔案中就有此物。

不過,其稱謂卻常因南北地區之差異而絕然相反:壹般來說,北方將無餡者稱為饅頭,有餡者則叫作包子;而南方卻稱有餡者為饅頭,無餡者也有稱作“大包子”的。《清稗類鈔》就有這樣壹段辨析:“南方之所謂饅頭者,亦屑面發酵蒸熟,隆起成圓形,然實為包子。”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包子”與“饅頭”總算有了屬於各自的不同稱呼,而其區別便是有餡、無餡。如今的包子已是五花八門:根據餡料的不同,包子有豬肉包、羊肉包、牛肉包、麻蓉包、豆沙包、棗泥包、蟹黃包等;按制作方法的不同,又有醬肉包、水晶包、生煎包、小籠包之分;依形狀而論,則有和尚頭包、桃子包、荷花包、鴨蛋包、石榴包、梅花包、燈籠包、蘋果包、松果包等品種。至於名品,則有天津狗不理包、靖江湯包、揚州小籠湯包等,其中的狗不理包更以膾炙人口而名聞遐邇。

參考文獻(略)

《花色餐點的前世今生》(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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