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描述:
什麽是文化立場？《白鹿原》的文化立場是什麽？小說如何體現它的文化立場？
解析:
陳忠實的《白鹿原》，是上壹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之壹，能夠反映那壹時期小說藝術所達到的最高水平。把這部作品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格局裏考量，無論就其思想容量還是就其審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獨特的、無可取代的地位。即使與當代世界小說創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應該說是獨標壹幟的。因此，早就該有壹本關於它的評論專集出版了。
壹
好的作品，是經得起反復閱讀，反復評論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評。早在1993年《白鹿原》問世之初，就好評如潮，不僅評論界以壹種顯然久違了的熱情表示了肯定與稱贊，而且廣大讀者爭相購買、傳閱、議論，新聞媒體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題目，壹時間形成了所謂“陜軍東征”的熱門話題。當然，也存在著爭議，有些不同看法，這本來是很正常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壹本《白鹿原》評論集，我以為無論對讀者領略這部作品的深層意蘊，對研究者作進壹步的探討，抑或對作家本人，都是壹件功德無量的事，我舉雙手贊成。因此，當這本評論集經過先後幾位論者多方搜求並最終由李建軍編定時，何啟治先生打電話給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諾，雖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剛剛刊行問世時就仔細讀過這部作品的，作者的筆力和作品的凝重、蒼茫，令我折服，讓我震驚，壹時思緒浪湧，興感雲屯。直覺告訴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鵬程這些當代小說大師之後，陳忠實攀上了壹個新的制高點，他同時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輩作家。然而我至今沒有寫過壹篇《白鹿原》的評論，只在北京關於這部作品的研討會上做過壹次不長的發言，另外在壹篇關於文學鑒賞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論文和壹篇叫做《“陜軍東征”之我見》的文章裏作為個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壹是我想讓自己初讀後的紛繁思絮和激越情懷沈澱沈澱；二是在稍長壹點的時段裏印證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覺，它們也同樣需要接受時間的檢驗與磨洗。新近，為了寫這篇序言，我又重讀了《白鹿原》，感覺依舊新穎。那厚重而又極具表現力的語言，那細致而又洗練到讓人難以忘懷的細節，那壹個個命運獨特而又個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們的命運，那整體的渾厚、蒼涼而又深邃得頗帶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還有那血淚交流、悲劇交疊的沈重的歷史氛圍，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讓我感喟。我堅信它有恒久的藝術魅力，雖然已經有了那麽多的評論，我仍然覺得有話可說，我應該相信自己初讀時的直覺。
二
收在這本評論集中的文章，有許多在初發表時我就在有關報刊上讀過，還有相當壹些，過去不曾讀過。無論以前是否曾經寓目，這次寫序，我都把入選的文字，從頭到尾，逐篇讀過，並且做了筆記。讀完這些評論之後，我有這樣壹些突出感受：其壹，《白鹿原》以其豐厚的內蘊，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倫理的、社會歷史的，民俗風習的、人情人性的等等，還有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包括結構、敘述、語言運用等等，為批評家們提供了評說的對象，供他們開掘、闡釋、發揮。評說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層次、多側面的，同時也是深入肌理的。這說明《白鹿原》是經得起批評的，它沒有被有分量的批評壓碎，而是在這些批評中更見光華。其二，這本評論集中所收的文章，並非《白鹿原》評論的全部，而是選收。盡管水平互見參差，但多數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備壹家之說，能夠從中見出九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具體作品的評論上所可能達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顯看出，雖然評論對象是同壹個《白鹿原》，但批評家的個性差異是相當大的，各人的才性、氣質、行文風格自不必說，就是批評觀念，批評方法，批評標準也相當不同，因而就在總體上形成了壹種的多元互補的評論格局。這種格局，恰好是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多元大格局在壹部具體作品評論中的縮微展示，可以以小見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難說盡的，盡管這個集子選收了四十余篇評論和闡釋文章，但還有壹些重要的方面，沒有涉及到，或雖有涉及卻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這說明，對《白鹿原》的研究，還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間。其五，《白鹿原》的接受過程並非壹帆風順，它的藝術審美價值，文化歷史價值和思想認知價值的基本上被承認，它的終於能在上壹世紀中國長篇藝術精品長廊裏占有壹個公認的位置，廣大讀者的歡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薦，評論界的卓有見地的闡釋與評價，則尤其功不可沒。
收在本書中的首篇評論是雷達的《廢墟上的精魂》。這篇文字，理路沈雄勁銳，穿透力極好，寫得華滋勃郁，情文並茂，且論證分析，多有獨到見地，能夠發人所未發，見人所難見，可以說是第壹篇給了《白鹿原》以系統全面的準確評價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僅以其準確的評價，對於壹般讀者的閱讀，起了很好的引導作用，許多見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當真實地記錄了批評主體在欣賞作品時所體驗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評論文章，當然能夠從中見出對批評對象的準確把握，但這也同時未始不可以從中見出批評家本人的學力，閱歷，眼光和識斷。《廢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職業的評論家，固然有壹雙特別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總會有壹種難以抑制的興奮，並且會在這壹興奮中迅速建立起與作家作品的交流關系，激活自己相對應的知識積累和人生體驗，形成***鳴和***振，於是萬途競萌，靈感紛至沓來，秉筆而書，便有了好的批評文字。我敢斷言，雷達的《白鹿原》論正是在類似於這樣的昂奮狀態下形諸筆墨的。評論的水平，不是評論對象的水平，而是評論家的水平，也就是說敏銳地捕捉對象和準確地把握對象的能力，正足以見出評論家的實力。在我所讀過的雷達的作家品論中，這篇《廢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屬於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現，為如雷達這樣頗具實力的評論家們提供了對象，提供了馳騁才思的空間。這樣，我們便在《白鹿原》的評論中，看到了當代中國幾代批評家的壹次小小的匯集，壹次實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如果說，《白鹿原》能夠反映九十年代我國文學創作所達到的水平，那麽，圍繞《白鹿原》而形成的這道評論的風景線，也能夠反映我國當代文學批評所達到的水平。
三
朱寨稱《白鹿原》為“扛鼎之作”。鼎乃國之重器，扛鼎，譽其舉重的神力。朱寨是當代文學批評界公認為德高望重的前輩，他有開闊的視野和廣博的參照，因而，他的這個評價就頗具權威性。其實，絕大多數有關《白鹿原》的精彩評論，只要說到點子上，觸及要害處，都無不證明了他的上述論斷。
世紀之末，中國的文化思想有壹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對象以中華民族的百年歷史行程為主，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軍事、道德、學術等幾乎所有社會生活的領域，但反思的主體始終是以知識界，即我們這個民族專司思考的群體，為骨幹，為中堅的。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於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不久。就是說，它是被壹場持續十年的人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當其初起之時，是以接續傷痕文學並很快漫卷文壇的“反思文學”為先導的。到八十年代中期，這種反思開始突破純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與扣問，甚至出現了相當自覺的文化傳統的溯源，這就在文 *** 流上衍變出了名噪壹時的“文化尋根”小說。進入九十年代，由於歷史發展的某些特殊的條件，再加上新舊世紀之交面臨的種種機遇和挑戰，以及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回顧與前瞻的心理趨向，知識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廣闊的學術領域擴展，而文學的反思，也仿佛是總結了、綜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學和八十年代“文化尋根”小說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歷史生活的層面突進了。《白鹿原》就是這壹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壹。單以小說而論，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動變人形》，張煒的《古船》，在它之後面世的王蒙的“季節系列”，劉心武的《四牌樓》，趙德發的《繾綣與決絕》，李佩甫的《羊的門》等，都具有明顯的反思性質。反思，必然要變換角度，變換評價的觀念和標準，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發生的當時的立場上。就時間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發生在上壹世紀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數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類似的題材，《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暴風驟雨》、《紅旗譜》等，都涉及過。但《白鹿原》寫出了新意。它雖然仍有政治的視角，但卻不再拘泥於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觀念，而且超越了事件發生當時狹隘的黨派意識。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為開闊的大文化的視野，在這樣的視野之下，許多過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的東西，充實到藝術的畫卷中來了，許多過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隱的，乃至多少顯得神秘的層面、因素和意義，終於開掘出來了。在我看來，這就是《白鹿原》能夠給人以震撼，讓人耳目壹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議，首先與此有關。因此，許多有眼光的評論家，都註意到了《白鹿原》的這種變換角度的反思的特點。雷達為了說明這壹點，還專門把《白鹿原》和《艷陽天》作了對照的分析和評論。指出浩然因為事事、處處與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掛鉤，而“不知遺漏了多少文化意蘊和精神空間”。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詢和構築》，洋洋萬言，更是把反思作為自己展開全部論述的壹個基本支點。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來對待，他就不能不首先著眼於創作主體的分析。他認為，作家是站在壹個現代的立足點上來進行反思的，處於這壹反思的中心的，始終是人的命運。這樣，他就從《白鹿原》敘事中捕捉到了更為根本、更為要害的民族生存問題。在他看來，民族生存問題的思考與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歸宿點。而王仲生也正是從“民族生存的歷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這樣三個不同的角度，支撐起他解讀《白鹿原》的理性架構。評論家在這裏既評價著作家的反思，同時也是伴隨作家而進行著他自己的反思。評論家的這種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雖說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長線上，卻相互發明，起著壹種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關於反思，王仲生還說，陳忠實不是聽從既定的結論，並從這結論出發，預設框架，而是立足於自己對生活的解讀和反思。其實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評家都是從反思的角度，讀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興奮點的。李星的評論文章題為《世紀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學的反思，當然離不開理性之光的透析與燭照，但它是審美的，而非論理的。它體現在作家所創造的有血有肉的歷史畫卷中，滲透於活動在這幅畫卷裏的壹個壹個非常具體的人物的命運中，性格中，心理活動和外部行動中。因此，批評家也像壹般讀者壹樣，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筆下的人物及其命運，而反思的性質及意義，則是從對人物性格及其命運的解析中讀出的。比如李星就從陳忠實的同時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的“世紀回眸”中讀出了“白嘉軒就是幾千年中國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壹個人格的典型”；讀出了“白嘉軒是陳忠實貢獻於中國和世界的中國家族文化的最後壹位族長，也是最後壹個男子漢。在他身上包容了偉大的中國文化傳統全部的價值——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確實，白嘉軒是讀者翻開《白鹿原》所碰到的第壹個人物，也很可能是讀完《白鹿原》給他留下難忘印象的第壹個人物。雷達的感受與李星接近，他說白嘉軒實際上是作者要寫的人格神，他看出了這個人物身上傳統文化的積澱，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劇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軒性格和命運在百年歷史行程中的深層矛盾，就會很自然地觸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場，所以雷達說：“我始終認為，陳忠實《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是充滿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贊賞；既在鞭撻，又在挽悼；他既看到傳統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戀不舍。”這是壹個表述得很深刻的見解，用這樣的眼光分析與評價除白嘉軒以外的其他寫得有特色、見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無不切合。
但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矛盾呢？我以為，作家文化價值取向上的這壹矛盾不是憑空產生的，既有其歷史的根據，更有其現實的根據。從歷史的根據來看，陳忠實在《白鹿原》裏面對的是二十世紀前半世紀的歷史生活，而他的立足點卻站在世紀之末。這就是說，實寫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後五十年歷史生活的參照和文化觀念的演進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個世紀剛結束時，《白鹿原》這樣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整個二十世紀，都是中華民族從宗法的封建專制的農耕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轉折期，過渡期。在這段時間內，社會現實中充滿了新與舊的沖突。壹方面是產生於農耕社會的傳統文化在外來的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不可避免的解體，另壹方面又是這種文化作為壹種歷史的遺產的頑強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沒落的命運，卻也是註定了的，無法挽回的。不過，壹種古老文明的走向沒落和解體，是因為它在總體上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並不是說它已經沒有了任何帶有某種恒久性的可供後來者吸收與借鑒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體的沖突中，對立的雙方都容易取壹種極端的、絕對的態度。以傳統文化中的道德為例，它既有如“五四”運動的主將們所判定的“禮教吃人”的壹面，也有如在“仁義白鹿村”的族長白嘉軒身上表現出來的被朱寨稱為“忠誠剛烈堅毅直樸的靈光神韻”。以個人品格而論，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許多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仍然應該被肯定的東西。文學的反思，是從歷史實際出發的，不是從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發的，而歷史本身就充滿了矛盾，怎麽能指望作家的觀念變成單壹的無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於它非常真實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壹樣充滿了矛盾的歷史畫卷，它的這種矛盾性和復雜性，就使得不同的讀者，不同的批評家，可以對它進行多方面的解讀。
四
在陳忠實的《白鹿原》裏，這道億萬斯年就壹直聳立於灞水水濱，展延於終南山下的古原，既是壹個地理的概念，是白、鹿兩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壹個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種象征性意蘊的載體，或者說，它本身就是壹個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敘述過關於白鹿的渺遠的傳說。傳說是美麗的，迷人的，有幾分神秘，甚至與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裏，貫穿於作品之中。李建軍在《壹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專門對白鹿意象的象征意義進行了解讀，認為這個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詩意。他還把陳忠實的白鹿意象與艾特瑪托夫筆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對照，並且聯想到歷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謂“中原逐鹿”之類進行了發揮，是很能見出壹種學術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為壹個具體的地理存在，有其臨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漸次擡升以至終南山麓，這個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傳說，白鹿原的得名，都要遠為長久得多。但白鹿的傳說是壹種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為名，也就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的性質了。當然，作為地域文化的載體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這壹點，更重要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們在其全部活動中所形成的傳統、習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等等。
現在看來，有關《白鹿原》的評論，絕大多數都采取了文化的視角，著重於開掘這部作品所包蘊的民族傳統文化的質素，在這方面也確有不少相當精到的見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並非壹種泛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的畫卷，而是有非常具體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傳統的畫卷。相當壹批評論家的評論，都註意到了這壹點，因而有所論列。
那麽，濃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樣體現出來的呢？首先，來自作家處理的這個特殊的題材，來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寫的物象。以環境而論，包括自然景觀、人文景觀，也包括風聲習氣、歌謠禮俗等，這些，評論家們顯然都註意到了。但是，對於如小說這樣的長篇敘事性作品來說，更重要的是與人物的性格有關，而這壹點，如果不說是空白，至少評論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註與闡釋。不少評論只是壹般地說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實到具體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語焉不詳了。其實，在《白鹿原》的人物畫廊裏，如主要人物白嘉軒，智者朱先生，長工鹿三和他的兒子土匪黑娃，醫人冷先生，甚至剛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無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從地域文化角度闡釋的人物了。壹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軒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導師，在人們心目中扮演著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確提出了他作為關學傳人的學者素養和知識背景。王仲生在分析這個人物形象的典型意義和文化價值時，除了對其作為從封建時代末世轉入半封建時代的鄉村知識分子的壹般情況作了必要的論說外，還對這位半是智者，半是聖人的老夫子的關學背景提了幾筆。王仲生追溯到宋代關學鼻祖張載，強調了關學重實踐，重經世致用的傳統，這是很對的，增加了解讀這壹人物的文化維度和學術維度。但問題在於，為什麽關學重實學，而未沈溺於後來理學家空談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釋，需要說明。以張載而論，他固然重實學，重經世致用，但也有明顯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復古傾向。從重實學、重經世致用上看，其道統乃儒者的積極人世觀念。然而，關學作為壹個產生於周秦故地的儒學學派來說，傳統儒者的道統，並不是它的唯壹的思想資源。白鹿原地處周秦故地的腹部，這壹帶地方是華夏輝煌的農耕文明的主要發祥地和搖籃，同時，也是這壹文明在其發展的鼎盛期的中心。這壹帶地處北國，水深土厚，屬大陸型氣候，雨量並不豐沛，生產條件相對艱苦，因而自古以來民風淳厚、尚實，這壹點在文學上也表現得非常明顯，這只要對比壹下《詩經》中的秦風、豳風與產生南國的《楚辭》，就看得相當清楚了。正因為這種尚實的文化傳統的源遠流長，所以不僅張載如此，而且在始於張載的關學學統中，這壹特點可以說是壹以貫之的。以明清之際被康熙帝玄燁譽為“關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為例，他也是以重實學、重經世致用而流譽當世的。早年頗為重視各項實際學問，著述甚豐。晚年閉門謝客，反身自修，主“悔過自新”之說，僅與流寓關中的大學者顧炎武過從密切，而顧的學問，也以尚實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來的尚實的傳統，不僅在關學中獲得了它的輝煌的學術體現，而且通過關學的傳統，強化著這壹地域本來就有的民間的尚實文化傳統。自金入元的大學者、詩人元好問說：“關中風土完厚，民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其著眼點就不只是關學，而更看重的是“秦漢之舊”，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說這種尚實的特點，由於作者對他的理想化的，有時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藝術處理，而不無飄逸之處的話，那麽，白嘉軒則表現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別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壹但形成壹種傳統，其對於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學術的影響與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僅能從生長於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見出，而且在這裏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藝術家的身上也有相當典型的表現。單就創作方法來說，始自柳青，到路遙、陳忠實兩位茅盾文學獎得主的深厚的現實主義血脈，其形成和傳續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誰也無法否認尚實的地域文化要素承傳的事實。不僅如此，從更廣的學術文化的歷史承傳來看，昆山顧炎武，西遊秦中，晚年定居關中華陰，他的學問當然不能簡單地以關學概括，但他借鑒關學以形成其經世致用的特點，也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風貌更來自於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自身。小說，作為作家審美創造的產物，虛構的產物，必然會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記。陳忠實像他筆下的人物壹樣，生於白鹿原，長於白鹿原，幾十年工作在這裏，學習在這裏，連《白鹿原》的寫作，也躲開了喧囂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農村家裏幹的。退壹步講，即使這作品在西安市區建國路71號的作協大院裏寫，也還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內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帶。直到作品寫出時的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時段裏，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體形態下進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響，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參照下，或以三秦文化為框架、為視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對他的習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軒、乃至朱先生之下。為了寫這部小說，陳忠實甚至非常認真地研究過分割轄管白鹿原的三縣縣誌。而縣誌，在中國傳統的史誌類圖書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評論《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點，如果不對創作主體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許多問題都很難最終說清楚，現在看來，這壹點恰恰在《白鹿原》的評論中幾近於空白。劉勰《文心雕龍》上有“覘文輒見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話。這裏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創作主體的主觀方面。在這本評論集中，除了陳忠實談到他自己創作《白鹿原》的體會時所作的壹部分說明，除了李下叔《撿幾片歲月的葉子》提供的少量情況，很少有人通過作品的分析與論證，細致地剖析過作家的心靈歷程。批評家們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歷史，即使沿著作者摘引於卷首的巴爾紮克“小說被認為是壹個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尋繹、發揮，也多著眼於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藝術畫卷，而很少論及這幀所謂“民族的秘史”，其實也同時就是壹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靈的秘史。照我看來，這也許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開拓的壹個領域。
五
盡管《白鹿原》的評論還存在著壹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讀完這些評論，我們仍然不能不驚嘆於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豐富的內容和如此大的藝術空間，供給操各種槍法的批評家們去評說，去發揮，去馳騁他們的才思。同時許多批評家也能夠把他們的批評方法發揮到相當高的水平。
不少批評家談到了《白鹿原》的史詩特點。史詩作為壹種類型的長篇小說的質素和特點，至少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壹個是史，壹個是詩。評論家們論評《白鹿原》的史詩品格，其實更多的是著眼於史，而在詩的方面則開掘和發揮得很不夠。例如白燁的《史誌意蘊·史詩風格》，在抓住史詩壹點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壹是講“史”多，而基本未涉及“誌”，講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糾葛，至於“史詩”之“詩”，則作為風格，壹筆帶過，其實在這裏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暢廣元在與屈雅君、李淩澤的對話《負重的民族秘史》裏很贊賞作家“秉筆直書的史家心態”，說“陳忠實放膽寫了白靈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產者為主要構成因子的革命所帶來的歷史局限，作為歷史的真實活脫脫地呈現給作為讀者的後來人，令其品味昨日，審度今朝，透析明天”。應該說這是壹個相當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斷。然而陳忠實《白鹿原》的重史，自覺地追求詩史效應，就關中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傳統來說，其實是淵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華夏民族的搖籃，不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遺址，半坡文化遺址，而且有更早的“藍田猿人”頭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頭骨化石出土。在漢民族的早期歷史上，雖然沒有出現類似於荷馬史詩那樣的文學形態，但並非沒有自己的史詩，《詩經》中的《公劉》、《綿》等敘述周祖先的傳說和歷史的篇什，至少是帶有史詩性質的。而這些詩的產生地，正好在關中壹帶。重視史，是華夏民族的重要傳統，顧準把這種文化稱為“史官文化”，雖更多地著眼於它的負面，但卻抓住了重史這個不爭的事實。先秦典籍中的《尚書》，在唐劉知幾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中，被列為“記言”之史。它的被韓愈在《進學解》裏形容為“佶屈聱牙”的“周誥殷盤”，顯然早於孔子因魯史而作的編年《春秋》。周《誥》之類，就產生在以關中為中心的周地。史的傳統，到兩漢達到了它的輝煌期。它的兩個代表人物，西漢的司馬遷和東漢的班固，都是關中人。壹在左馮羽，壹在右扶風。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的《史記》（《太史公書》），還有他的偉岸人格，而給後世文學和史學以巨大的影響，開百代之軌則。班固的《漢書》以其嚴謹而稱著。司馬遷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氣橫溢的妹妹班昭則是中國歷史上第壹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為有了這個妹妹，《漢書》才最終劃上了完滿的句號。司馬遷曾在《屈原賈生列傳》裏給屈原以可“與日光爭光”的崇高評價，而他的《史記》也被後人目為“無韻之《離騷》”。就是說，以審美的眼光讀史，人們在司馬遷身上到了詩與史的結合，從史中讀出了詩。這在關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絕對是壹個不可忽視的傳統。準此，則我以為，在當代秦地的小說家中，始於柳青、杜鵬程，迄於陳忠實的史詩效應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壹直可以上溯到周秦、兩漢的，壹如白鹿原的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