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早些年《The Lawyer》雜誌就致力於為《亞太地區150強（the Asia Pacific 150）》及《中國頂級律所報告（China Elite reports）》收集律所收入及盈利的數據，但壹些律所拒絕公開他們的財務數據。
雖然各律所的盈利數據仍然被嚴格保密，但就今年的調查而言，我們仍能觀察到壹定的透明化趨勢。在被調研的50所律所中，僅有10%的律所沒有提供收入數據。但在這5家律所大多數律師的協助下，《中國頂級律所報告》已能夠粗略地估計並篩選出中國收入最多的30強律所，並通過兩項重要的指標（“律所年收入”及“律師人均年收入”）對它們的實力、市場表現及市場地位進行評估。
律所財務數據的進壹步透明是中國法律行業不斷成熟的反映。律所不僅更樂意公開它們的收入數據，而且還對其法律執業的效益以及如何精化管理等方面投以更多的關註。而更為精通商務的客戶則是使律所思維模式發生變化的另壹關鍵動因。據壹位30強律所的管理合夥人所言：“在競爭業務時，律所越來越頻繁地被客戶問及有關收入及其他財務數據方面的問題。”
截至2014年底，本年度30強律所***擁有律師18,938名，而它們的年收入總和達到了158億人民幣（16億英鎊）。相比較而言，根據北京律師協會的數據，截至2013年，北京***有1,800家律師事務所及23,776名律師，而北京地區2013年的律所年收入總和為98億人民幣，較2014年度的30強律所的年收入總和要少38%。
雖然如此，158億人民幣的收入仍然低於英國的四所“魔圈律所（magic circle firms，指英國的頂級律所）”在2013/14財政年度的19億英鎊的收入。
2014年度中國30強律所的律師人均年收入為833,000元人民幣，是2013年度北京地區律師人均年收入410,000元人民幣的兩倍，以及該年全國律師人均年收入200,000元人民幣的四倍。
擁有3,113名律師以及45所辦公室的中國大成律師事務所，以總計22.5億人民幣的營業額斬獲年度最高營業額內所。但這所不久就與Dentons合並的律所，律師人均年收入僅排第28位。
而擁有國內最多律師人數的盈科律師事務所，去年以9億人民幣的年收入位居去年年收入最高律所排行榜第六。但就律師人均年收入而言，盈科的排名則降到了排行榜的最底部。
據悉，幾乎所有30強律所的2014年年度營業額都得到了增長，而只有壹個例外。總部位於北京的國楓律師事務所的年收入急劇下降了28%，這主要歸因於它的壹個上百人的團隊在去年跳槽到了中倫律師事務所。盡管年收入有所下降，國楓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合夥人張利國律師仍十分看好律所的發展，他稱將帶領瘦身後的律所在同質競爭中迎頭而上，未來增長勢頭不可小覷。
在所有被調查的律所中，位於北京的漢坤律師事務所的年收入獲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長，其2014年的收入躍升了78%，達到了2億人民幣。位於成都的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二，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了50%。而在“紅圈”（red circle，中國頂級律所）律所之中，中倫以43%的年收入增幅位居第壹，從2013年的10.3億人民幣漲至2014年的14.7億人民幣。而10所增幅最大的中國律所的平均年收入漲幅為25%，這樣的增速在全球法律市場都是極為稀少的。
然而，在所有提供了年度營業額數據的律所中，約有1/3都表示要想收集能真實反映律所運營情況的數據是很困難的。原因有二，其壹是稅收規則的變化，其二是松散的分支機構管理模式。
普遍的做法是，律所會制作兩份數據，壹份是真實的收入狀況統計，另壹份則是出於納稅的需要。在壹些極端的案例中，兩份數據的差額達到40%之多。
壹位北京律所的負責人表示：“中國的稅收制度改革對律所的利潤率有很大影響，比如增值稅取代了營業稅，不再采用定額稅率，而是基於自審計的財務報表進行浮動征稅。”
“律所通常會采取手段進行合理避稅，這樣就會導致公布的財務報表中營業額數據往往低於實際所得”，他補充道，“大型的全國性律所因為各地辦公室基於稅收政策采取的統計措施不同，在這方面往往會更加復雜和混亂。”
從國家的財政稅收管理的角度，統壹的全國會計準則、稅收規則和行為準則的缺位是導致律所營業額數據不真實的原因之壹。但中倫律師事務所的高級管理合夥人喬文駿指出了另壹個更為根本的原因。
“中國的法律服務行業已經有了深刻的變化，但律師事務所的地位仍然非常尷尬”，喬律師解釋說，“律師事務所至今仍然無法向國家工商總局註冊成為企業，因此也不能獲得企業法人的法律資格。壹直以來，律師事務所在征稅時都被歸為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個體工商戶，現在中國律所的主要監管機構仍然是司法部。”
“相比會計師事務所等其他專業服務公司，企業地位的缺乏給律所的發展帶來更多不便，哪怕只是從事最基礎的商業活動，比如開立銀行帳戶，申請貸款，開設海外分支機構或建立其他咨詢子公司。”
“就像有出生證明卻沒有辦法註冊身份證的人，很尷尬。”
最後他總結道：“只有當這個這個最根本的地位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律師事務所才有可能與國際律所趨同發展，否則中國律所在采取壹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行公司化改革的道路上將始終缺乏動力。”
變化二：法律服務需求空前增長
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逐漸放緩，中國市場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卻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
發展法律市場的推動力量有二：壹是國家法律監管的日益完善，二是政府依靠國內消費和私企發展來平衡經濟的決心。
今年的報告證實了這壹點，中國的頂級律所都受益於這種持續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排名前30的律所中有29所都達到了收入增長率的最高點，其中增長率最高最快的前10所平均增長率實現了25%。中倫以收入增長率43%成為領頭羊，從2013年的10.3億元到如今14.7億元人民幣。中倫從國楓收購的大型團隊以及去年在重慶和青島設立的新辦公室都對大幅飆升的營業額有極大貢獻。管理合夥人吳鵬也承認2014年是中倫在若幹領域實現破紀錄發展的壹年。
這是中倫近十年來發展最快的壹年，吳鵬的團隊今年貢獻了兩千多萬人民幣，並列成為歷史之最。平均每位股東合夥人的收入也首次突破了七百萬人民幣。方達、天元、立方三家律所也在2014年有顯著的員工和收入增長。在橫向招聘方面，方達最引人註目的舉動是為它的北京辦公室招募了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的中國反壟斷主管Michael Han。
除了從新興領域探索新的業務，如反壟斷、知識產權、證券和稅，許多公司的增長是抓住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機遇，比如目前新三板市場就是非常關鍵的機遇。
2014年，中國有1,232家中小企業在新三板上市，這片市場被279家律所分享。國浩律師事務所，在中小企業融資的法律服務中壹直表現出色，它在2014年幫助77家企業在新三板上市，這壹業務量在國內無可匹敵。但僅僅在2015年上半年，大成就以81家企業成功上市的業務量實現了新的突破，也使大成成為新三板市場上最活躍的律所。
雖然新三板業務的利潤率較低，但這是收入和客戶增長的新途徑，尤其是對於北京和上海的律所而言。
資本市場和並購交易壹直是頂級律所的主要業務。中國激增的企業並購活動是積極的指向標，企業交易的發展和復雜使國內律所大大受益。
與資本市場情況類似，企業並購交易仍是30家頂級律所的最主要的壹塊業務收入。日益增多的並購活動使得這些律所在該領域的業務日臻成熟，中國公司間日益復雜的交易極大地裨益了已經建立起來的國內法律顧問市場。
根據路透社2014年的數據報道，RPL評級靠前的中國律所在資本和並購市場非常活躍。業務量上，方達以72排名第壹，中倫56排名第二，國浩以52排名第三。業務標的總額方面，北京嘉源以28個業務***668億美元的標的額雄踞榜首，其次是海問和方達。
國內律所在資本和並購市場超越了外所，比如Freshfields，它在中國市場只有14個並購業務，總計500億美元。
2014年中國市場上最大的並購交易是中石化出售價值175億美元的國內零售業務給由25個中外企業組成的大型投資集團。這些零售業務包括壹個批發鏈，超過30000個加油站和便利店，以及成品油管道和存儲設施。
這種規模的交易只是來自國家推動的國企私有化，被稱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項目。
總部位於北京的海問在中石化交易中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服務，覆蓋交易的整個過程：包括對投資者投標、談判和與潛在投資者相關所有文件的起草和執行。投資者團隊的法律服務由錦天城，方達和天元負責。
30家頂級律所整體情況
變化三：更為合理的合夥制度
頂尖的中國律所專註於建立自己的業務領域並擴大在全國範圍的業務覆蓋，壹些律所通過合並與補強收購迅速實現了目標。
在這些頂級律所中，壹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對合夥人盈利能力和更合理的合夥制度的強調。其中比如君合和海問，已經著手改革合夥薪酬制度。另外如中倫和全球，為律所管理層合夥人提供更高的優待。
君合在今年年初啟動了為期三年的修整計劃，這是自1989年成立以來最大的內部調整。在此之前，它的薪酬體系幾乎完全以業績為基礎。
君合的管理合夥人之壹華曉軍表示，為了新制度的改革君合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準備，包括向諸如Slaughters and May和Mayer Brown等國際律所取經。
全球律師事務所壹直以業績為基礎的薪酬結構，現在也感受到了壓力，正在嘗試改革更高效優質的財務管理結構。
相比之下，在2009年海問已經建立了壹個西方式的薪酬分配結構，它最近的改革則是要加入業績評估元素，合夥人將根據業務表現而級別變動，同時資歷也是重要的評估因素。
今年年初，海問就調整措施來鼓勵和穩定傑出的年輕合夥人並且積極地橫向招攬。過去的結構在保持合夥人之間的協同壹致以及管理質量上有壹定優勢，但海問需要不斷調整來適應市場的快速變化並保持它的領先地位。
管理合夥人劉蘇表示，“我們去年利潤增長的壹個因素是強調合夥人與團隊在優勢領域的專註和專業，以此提高收費標準與競爭能力。雖然律所經營的成本因為租金和工資上漲等原因不斷飆升，我們通過提高每項業務的效率和收費，仍然能實現高利潤率。”
“上壹年度我們的利潤有增長。這主要是我們要求所有合夥人和律師在他們所擅長的領域將能力發揮到極致，如此即使在激烈的競爭中他們也能提高代理費用，” 劉蘇說到。
“因為租金和工資持續見長，在中國經營壹家大所的開銷越來越大了，但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執業能力來收取更高的代理費，同時高效地完成每樁交易和項目，這樣壹來我們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盈利，”他說。
變化四：在合並中迅速擴張
對於大型全國性律所和勵誌躋身前三十強的律所來說，如果他們已經意識到律所合並是國內法律市場的重頭戲，那麽應當看到2014年仍然是各家律所進行擴張的壹年。
在北京，天達律師事務所和***和律師事務所的合並是眾多值得關註的合並案中的壹樁，它們的合並鑄成了天達***和律師事務所。該所在本調查進行時有1.4億的資本，擁有220名律師和63名合夥人，在中國四地設有辦公室。天達***和的管理合夥人李大進將最近這場合並稱作是“兩個具有遠見且優勢互補的律所的結合”。
“這家合並後的律所可以圍繞客戶的需要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它通過這次關鍵性的變革彌補了原來兩家律所在執業團隊業務領域廣度和深度上的不足，”李大進說。
“由於壯大後的合夥人團隊提升了我們在市場中抵禦風險的能力，也更經受得住日益激烈的行業競爭的考驗，原來兩家所的客戶都會從這次合並中受益，”他說，希望此次合並能夠引領這家新生律所躋身頂級大所的行列。
最近的壹場合並案例是北京君泰律師事務所和天馳洪範律師事務所的合並，在這次7月間完成的合並中誕生的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擁有400名員工和9處辦公室。
在上海，本土的邦信陽律師事務所和中建中匯律師事務所在2014年初的合並是法律市場中又壹個值得註意的案例。
除了同城之間的律所合並，也有地區性的律所加入全國性律所業務鏈的案例。
國浩律師事務所在2013年擁有超過100名律師和15處辦公室，去年在國內又增開了兩處辦公室，這兩處辦公室都是在與當地律所合並的助力下增設的。國浩在重慶新設的辦公室是在並購天之合律師事務所及和華利勝律師事務所駐重慶分辦公室的基礎上進行的。德義君達律師事務所加入了國浩律師事務並作為其在濟南新設的辦公室。在南京，國浩在吸納擁有40位律師的江蘇金鼎英傑律師事務所後增設了壹倍數量的辦公室。
國浩律師事務所上海辦事處的管理合夥人管建軍說：“我們的策略就是在中國的每壹個重要的城市以及國外核心地點建立起壹個廣泛而有力的業務網”。
管建軍說，拿重慶的辦公室的增設為例，在中國西南地區建立壹個除成都外的辦事處是十分有必要的，由於地理位置及市場需求差異的限制，僅依靠成都壹處是不能完全開展律所業務的，而重慶作為壹個類省級的法律服務市場在這方面具有優勢。
“全國性律所為地處北京及上海外的區域性律所提供了壹個極具吸引力的平臺。通過加入其業務鏈，地區性律所就能為其客戶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服務，也可以接觸到由其他合夥人分享的眾多資源和知識經驗，”管建軍補充道。
變化五：海外市場的驕人業績
如今越來越多的客戶具備全球視野，而國內貿易沾帶涉外因素也逐漸成為常態。再這樣的形勢下，律所必須通過提出全球化的發展戰略來滿足客戶國際化的需求。
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到資本輸出國的角色轉換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壹個標誌。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過去十年有了充分的增長。2014年，中國的海外投資量達到了1,029億美元的超高記錄。中國海外投資的進程還將在人民幣貶值及政府諸多幹預政策的影響下進壹步加快。據預測，海外投資量終將超過境內投資量，中國將逐漸變為壹個純資本輸出國。
歐洲成為壹個接受中國資本流向的至關重要的地區。據榮鼎咨詢公司的調查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有價值180億美元的總***153項投資流向歐洲，這比去年的數量翻了壹番。
涉足海外業務的律所已經獲得了回報。2013年金杜律師事務所與英國律所SJ Berwin合並，坐穩了海外企業並購領域法律服務提供商的交椅。據湯森路透2014的交易數據顯示，金杜所累計為18樁海外企業並購案中的中方企業們提供了法律服務，其交易額使得金杜成為該領域最活躍的法律服務提供商。這也使得它在這場競爭中擊敗了對手英國歐華律師事務所（DLA Piper），該所完成了17樁案子的法律服務。
金杜律師事務所海外法律服務交易的戰績包括它在國有企業廣東省廣晟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欲以報價11億澳元（5億英鎊）收購澳洲上市銅金礦開采商PanAust案件中的代理，濰柴動力以1.87億歐元（1.36億英鎊）取得德國上市公司凱傲集團壹部分股權的法律咨詢以及為中國的私募股權公司厚樸基金（HOPU）對帕拉丁能源（Paladin Energy）投資中的代理。
然而，將金杜所的收入累加後情形就不容樂觀了。它所完成的這18個交易***計42億美元，每樁交易取得的代理費為2.33億美元。相比而言， Freshfields完成了價值202億美元的13樁交易--每樁交易額在15億美元。
“中資所的國際化拓展計劃是在客戶的現實需求下展開的，”金杜律師事務所的張律師說道。他說金杜所處理的案子中越來越多地牽扯到涉外因素，由此便需要其提供涉及多元管轄權的法律意見。“壹家中國公司的海外並購案件很容易就牽涉到三四個管轄權問題。如今壹家中國公司要通過其在香港的分公司取得壹家英國上市公司在非洲的資產作為其涵蓋英國資本成分的資本構成是很常見的。
“對我們來說，在歐洲擁有壹家成員所是很重要的，在這張全球法律服務網絡的剩余市場中，中歐雙向投資的機遇給了我們很強的指示性信息。”張律師說。上海辦事處的合夥人王良華最近已經去往倫敦協助處理中國客戶在英國和歐洲的諸多事項。
大成律師事務所與Dentons的合並以及Baker & McKenzie與小型律師事務所奮迅於上海自由貿易區（SFTZ）設立聯營辦公室是去年廣泛報道的兩宗頭條事件。雖然這兩宗合並案例在組合結構和規模類型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無壹不顯示了中資律所擴展海外市場的決心和外所對進壹步發掘中國市場的濃厚興趣。
就在最近，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以壹種與眾不同的模式進行了新的探索。在八月份，它於香港開設了壹處辦公室，並與美亞博國際律師事務所進行了合並。
“合並後我們最想從我們的國際合作夥伴那裏學到的就是在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以及通過他們先進的科技知識使我們的業務範圍擴展至新的領域，”競天公誠的管理合夥人高翔說道，他也認識到了利用美亞博的國際優勢為有涉外因素的中國客戶服務的重要性。
四個具有示範作用的國際律所合並為中資律所如何進行國際性拓展打開了新的路徑。多家頂級律所的管理合夥人表示他們對於國際間的律所合並持開明態度，但是他們並沒有遇到合適的合作對象，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具有啟發性的會談。
盡管有眾多理由誘使中資所與國際律所進行合並，還是有壹些律所堅定地捍衛其獨立性。打比方說，在國有控股企業和能源公司海外項目尤其是其在新興市場的法律服務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的德恒律師事務所。
目前，它正在為中國三峽南亞投資計劃對巴基斯坦境內卡洛特水電站的合作開發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在中國“壹帶壹路”政策指引下首先推行的項目之壹。與此同時，它處理著幾個中國水電在東南亞的並購項目。在這些案子裏，德恒在眾多法律服務提供商中無疑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它會根據客戶利益指導那些地區性律所如何執業。
“和國際律所合並不是中資律所拓展國際業務的唯壹出路。保持獨立性的中資所在未來走向方面有著更高的靈活性，同時也能鑄造自己的品牌。與那些同國際律所合並的同行相比，保持獨立性的中資所顯得與眾不同，”德恒律所的管理合夥人孫鋼宏說。
中國的律所面臨著壹個變革的時代，律所的透明度，組織上的管領力，良好的盈利性和穩健的外貿增長值成為壹家律所在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的主要因素。
變化六：國際律所在中國：勢力縮減、挑戰加劇
就如世界基金組織（IMF）在2014年將中國列為世界排名第壹的經濟大國所顯示出的信號壹樣，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增長有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毫無疑問，成為國際律所進軍的核心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的18個月中，陸續有新的律所進入中國市場--美國的Alston & Bird，Curtis Mallet-Prevost Colt & Mosle, Duane Morris Selvam 和 Fenwick & West只是其中幾例。同時，Quinn Emanuel Urquhart & Sullivan為入駐上海市場展開了合並行動。
根據中國司法部最近發布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中國有170家外所***計225處辦公室（參見下面的圖表）。上海仍然是外資所最集中的流入地，這壹點從它擁有124處辦公室就可以看出，而北京只有87處。這170家外所裏有54家在北京和上海兩地擁有2處辦公室，115家在中國有1處辦公室。只有總部在巴黎的德尚律師事務所(DS Avocats)在北京、上海和廣州擁有三處辦事處。
美資律所是中國外資所中最大的構成部分，這87家美資所占170家外所的51%。歐洲大陸律所有31家進駐中國，排名第二。英資律所有19家排名第三。
然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對外資所打開國門以後，外資所辦公室的數量第壹次縮減了。相比2013年有記錄的232家辦公室，到2014年已經減少到了178家。
這些數字中略有下降的部分是由於近年來全球兼並和某些跨國所的倒閉。例如，澳大利亞的Allens 與 legacy Mallesons Stephen Jaquesduo兩家所都關閉了在中國的辦公室，就是因為這兩家所分別同Linklaters 和金杜達成聯盟進行合並。現在，defunctBingham McCutchen 的北京辦公室也在去年關閉。
然而，其他的壹些外所決定退出中國，比如美國的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 和Chadbourne Parke， 巴西的Duarte Garcia Caselli Guimar?es e Terra Advogados 以及瑞典的 Advokatfirman Vinge。
也有壹些律所決定減少其在中國的“存在感”，英國的Stephenson Harwood 近期關閉了它在廣州的辦公室，轉而同廣州的偉途律師事務所聯盟，以便繼續在那兒服務他們的客戶。在關閉之前，該所是極少數在中國大陸設有三個辦公室的外所之壹。
盡管中國市場越來越重要，但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掙錢卻是公認的艱難。其中壹個關鍵的原因是對其執業範圍的諸多限制。此外，外所往往沒有認識到他們可能面臨的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以及他們在英國或美國的大企業客戶可能不會自動追隨成為其在華客戶的現實。
所有的這些挑戰，再加上來自那些快速成長的頂級內所的激烈競爭，意味著跨國所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在中國的策略，在壹些地區裁員，在其他壹些地區擴張，以及進行壹般的調整，都是為了在這樣壹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更加精簡和更有利可圖。
盡管因為本國市場的利潤更高，壹些跨國所已經完全撤出了中國市場，但越來越多的外所決定通過與國內所進行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
英國壹家從事保險業務的律師事務所 Kennedys就是壹個很好的例子，在2015年1月，該所同壹家主要從事保險業務的中國所安傑達成了合作協議，而沒有在大陸開設自己的辦公室。
今年四月份，意大利的壹家律所 Gianni Origoni Grippo Cappelli & Partners 采取了相類似的方式，同中國的漢坤所組成正式的聯盟，而漢坤憑借其高營收已成為中國成長最快的內所。
壹些進入中國市場已久的跨國所也都決定去聯系壹個國內盟友，以便增強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Baker & McKenzie與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本地所奮迅組成的合資所就是很好的例證。
在更大規模上，Dentons與大成運用“瑞士法律下社團組織結構（a Swiss Verein model）”模式進行聯盟反映了類似的動機。Joe Andrew主席解釋說，相較於找壹個“紅圈”合作夥伴，Dentons更想找個把國內的重點放在二線城市的大所。道理在於，這些所雖然沒有做到專註於國際業務，卻與國內的客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而這些客戶大部分立足於北京、上海之外，盡管迄今為止北京與上海是聚集著眾多跨國所的地方。
除了能在北京、上海給律所更多資源外，Dentons考慮的是合並能讓它占領目前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還不被跨國所知悉的城市的市場份額，而這些城市預計在2025年前將成為全球超級城市中的壹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