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來說說道德。由於不透明和新發現的復雜性，人們可以隱藏風險和傷害他人，但同時他們可以逃脫懲罰。醫源性損傷往往帶來滯後和無形的後果。我們很難看出因果關系，所以很難理解發生了什麽。
只有眼前利益才能真正緩解脆弱性。大約3700年前，漢謨拉比法典提供了壹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到了現代，這種解法已經越來越被拋棄，因為我們染上了新事物的狂熱，拋棄了對古代簡單解法的欣賞。現在，我們需要知道為什麽這個解決方案可以永遠存在。
另壹種三元結構:壹類人什麽都不付出？，卻能從別人身上獲益；壹類人既不受益於他人，也不傷害他人；最後壹種人，願意受傷，願意為別人做出犧牲。
我們什麽時候？幸福是建立在經濟上還是其他無關緊要的東西上？在定義條件的時候，妳要停下來想壹想。妳可以想象，每壹次？當有人宣揚與英雄主義無關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時，我感到極其厭煩。由於全球化和互聯網，這種所謂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已經傳遞到英國航空公司可以輕松到達的任何地區。被貴族階級所憎恨的東西現在受到了極大的推崇:
技術鼓勵怯懦.....這些是相互關聯的:社會變得脆弱是因為有壹些沒骨氣的政客，壹些害怕輿論的逃避者，還有只會編故事的記者。這些人導致了爆炸性的赤字，並使代理問題進壹步復雜化，只是因為他們想粉飾自己的短期業績。
很多人堅持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與邪惡作鬥爭，但這並不能讓他們看起來像英雄；他們甚至更加感受到社會的忘恩負義——對媒體更加友好的偽英雄在社會上大行其道。殊不知，這樣的人不可能長生不老。
我從這種古老的文化中學到的是寬容的概念(亞裏士多德倫理學中的壹個術語)，壹種莊重感，後來被基督教中稱為“謙虛”的價值觀所取代。在羅馬語中沒有相應的詞；在阿拉伯語裏，這叫不要低估自己。如果妳敢於冒險，有尊嚴地面對命運，那麽妳所做的壹切都不會貶低妳所做的壹切；如果妳不冒險，妳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會讓妳變得偉大。如果妳冒險，那些不冒險的人只會像牲畜的叫聲壹樣侮辱妳:妳不能因為狗對著妳叫而感到被侮辱。
漢謨拉比法典已有3800年的歷史，但有必要重建脆弱性的對稱性。其中壹段是這樣寫的:如果建築師建了壹座房子，房子塌了，主人死了，那麽建造房子的建築師就應該被處死。如果業主的兒子死了，建築師的兒子應該賠償。如果主人的奴隸死亡，建築師應該賠償主人壹個同等價值的奴隸。這個代碼的整體思想是建築師比安檢人員更了解房子，尤其是在地基的隱形問題上。因此，最好的風險管理規則是讓建築師自己控制風險，因為如果房子建成後倒塌，地基是隱藏風險的最佳場所。漢謨拉比和他的顧問們非常熟悉小概率風險的特征。
守則的目的不是追溯性的懲罰，而是從壹開始就設置反激勵，防止壹個人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傷害他人，從而挽救他人的生命。如果依賴他的信息或意見的人可能受到傷害(不要讓促成邪惡入侵伊拉克的人自己毫發無損)，每個決策者都應該“在遊戲中下註”。此外，任何做預測或經濟分析的人都應該拿某樣東西當賭註，因為其他人的利益取決於這些預測的準確性(還是那句話，應該指示預測者承擔風險；因為它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為汙染對我們更有害。
我們需要把企業家和冒險家放在金字塔的頂端，不管他們是否“失敗”，除非他們在承擔個人風險時讓他人處於危險之中；學者、空談家、政治家都應該被放在金字塔的底層。但問題是現在社會做的恰恰相反，給了空談者自由的選擇。
不冒險就不要發表意見。當然，沒有人在冒險的時候不期待回報。
我在這裏想說的是，如果妳只是信口開河，不按妳說的做，不要冒損失的風險，不要在遊戲中下註，不要拿自己的利益冒任何風險，這是極其不道德的。如果妳發表意見，可能會傷害到別人(依賴他們的人)，但妳自己不承擔任何責任。這公平嗎？
在過去，負責任的人享有特權——除了少數知識分子，他們為封建領主服務，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為國家服務。想當封建主，有事第壹個死。要打，得先上戰場。喬治·華盛頓也親自上過戰場。不像羅納德·裏根和喬治·w·布什，他們只在計劃如何威脅他人生命的時候玩遊戲。就連拿破侖自己也要冒這個險，他出現在戰場上就相當於又派了壹個。
壹支25000人的軍隊。丘吉爾也表現出驚人的戰鬥勇氣。他們致力於為自己的信仰而戰:妳的立場決定了妳要承擔的風險。
雷蒙德·阿隆的壹生平淡無奇:盡管他有著先知般的洞察力，但他活得像個稅務師，而他的敵人，例如讓-保羅·薩特，卻過著奢華的生活，盡管幾乎每壹次預測都出錯，甚至以極其懦弱的方式容忍德國的占領。懦弱的薩特看起來風度翩翩，引人入勝，他的書流傳至今(請不要叫他伏爾泰，他是有根的？不是伏爾泰學派的成員)。
當我看到托馬斯·l·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這個記者是壹個脆弱的推動者時，我感到厭惡。是他有影響力的報紙專欄煽動了伊拉克戰爭，他沒有為此付出任何代價。
壹個議論文作家比壹個連環殺手能傷害更多的人。我以他為例是因為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他普及了復雜系統中醫源性損傷的誤區。他提出了“地球是平的”的觀點，卻沒有意識到全球化帶來了脆弱性，導致了更多的極端事件，需要大量的冗余來保證有效運行。入侵伊拉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如此復雜的系統中，結果的可預測性很低，所以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入侵伊拉克是極不負責任的。
自然和我們祖先的系統都是基於懲罰:沒有人有永恒的自由選擇。社會也是如此，很多事情都會有明顯的影響。
言辭是危險的:事後預測者總是在事情發生後解釋——因為他們的工作是說話——讓自己看起來總是比預測者聰明。那些狂妄自大、自吹自擂的輿論制造者最終會贏得辯論，因為他們才是寫文章的人，而那些因為看了他們的文章而陷入困境的愚蠢的人，為了以後的指導，會在以後再讀這些文章，然後再陷入困境。
過去是流動的，充滿了選擇偏差和不斷修正的記憶。愚蠢的人有壹個核心特征，就是永遠不會因為思維有限而知道自己容易上當。因為脆弱的推手有選擇權，他們個人是反脆弱的，波動通常對他們有利:波動越強，他們顯得越聰明。
壹個人傻不傻，要看實際的記錄和行動。動作是對稱的，不允許過濾選擇，這樣就排除了自由選擇。通過人們自己的投資來判斷他們的決定。妳會發現，很多人聲稱已經預測到了金融體系的崩潰，但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有很多金融公司。
美國的長處在於敢於冒險，庇護冒險家(正確的風險，比如失敗率高的泰勒斯式風險，長期可選的風險)。
斯蒂格利茨綜合征=(可能是出於好意)脆弱的推動器+過濾後的選擇
人們免受懲罰帶來的問題是，他們可以通過過濾選擇的方式，從自己過去眾多矛盾的說法中選擇壹個，最終說服自己，自己很高明，所以可以成為世界達沃斯經濟論壇的嘉賓。
？倫理問題的解決，其實是解決斯蒂格利茨綜合癥的好辦法。該解決方案是:
不要向任何人征求意見、預測或建議。問問他們的投資組合裏有什麽或者沒有什麽。
Gerard Gegrizer揭露了Harry markowitz更嚴重的絕緣問題。後者開創了所謂的“投資組合選擇”方法，獲得了瑞典央行獎(素有“諾貝爾經濟學獎”之稱)，就像默頓、斯蒂格利茨等其他脆弱的推動者壹樣。有壹段時間我稱之為騙人的噱頭，因為除了學術認可之外沒有任何作用，只會招致災難。當然，馬科維茨教授，這個脆弱的推動者，並沒有把他的方法應用到他的投資組合中。他不得不依賴於更成熟(更容易實現)的出租車司機使用的方法，這種方法更接近於Mandelbrot和我提出的方法。
千萬不要聽信壹個從不放棄財富，也不踐行自己希望別人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左派”。法國人所說的“魚子醬左派”，或者盎格魯撒克遜人所說的香檳社會主義者，就是那些崇尚社會主義，有時甚至是* * *意識形態的人，或者壹些崇尚節儉，卻公開過著奢靡生活的政治制度。他們常常靠繼承的豐厚財產生活，從來沒有意識到這種矛盾——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他們希望別人避免的。
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能避免最後的矛盾，陷入事後預測的錯誤。
波動性對管理者來說是好的，因為他們得到了結果的積極壹面——收入。我想說的是(唉，幾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他們註定要從波動中受益，波動越強，不對稱越好。因此，它們是抗易碎的。
為了理解抗脆弱性是如何轉移的，我們可以看兩個場景。在這兩種情景下，股市波動的平均水平保持不變，但路徑不同。
路徑1:股市上漲50%後回落，抵消了之前的所有漲幅。
路徑二:股市保持橫盤。
顯然，在路徑1的情況下，波動比較大，對管理者來說更有利可圖，可以兌現自己的股票期權。因此，股市趨勢越陡，對管理者越有利。社會群體——這裏是退休人員——只能得到結果的另壹面——虧損，因為他們的資金流入了銀行和銀行家的口袋。
建議實行“追償條款”作為補救措施，即在後續未果的情況下，責令當事人償還過去領取的獎金。具體操作如下:管理者不能馬上兌現獎金，只能在不造成任何損失的情況下，在3~5年後兌現。然而，這並沒有解決問題:管理者仍然享有凈收入，沒有凈虧損。他們自己的凈資產從未受到威脅。因此，該系統還包括？很大程度的選擇性和脆弱性轉移。
在《國富論》第四卷中，亞當·斯密對只給壹部分人好處而不讓他們承擔損失的觀點非常謹慎，並對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現代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提出了質疑。他不懂反漏洞轉移的概念，但已經很接近了。而他(幾乎)意識到，把企業交給別人，就相當於飛機上缺少飛行員導致的風險管理缺陷:
如何讓管理者盡力去管理別人的錢而不是自己的錢？我相信公司的董事們也想過這個問題，但是妳不能指望這些董事們用壹種焦慮和警惕的心態去監控職業經理人，就像私人合夥公司的創始人監控合夥人壹樣。
無論在“資本主義”體系還是妳想要的任何經濟體系中，妳所需要做的就是將三元結構最左欄的人數保持在最小。沒有人意識到，蘇聯體制的核心問題在於，它把所有負責經濟生活的人都放到了極其脆弱的左翼陣營。
商界的問題是只能用加法(肯定法)運算，不能用減法(否定法)運算。除了藥品，小公司和手工藝人也經常賣給我們健康的食品，這些食品看似天然，是我們自發需要的(廠商以自己的產品問心無愧為榮)；大公司(包括制藥巨頭)可能在從事醫源性傷害的批發業務，賺我們的錢，給我們帶來傷害，但是因為壹大群說客，他們劫持了這個國家的輿論。另外，任何需要營銷的東西似乎都有副作用。當然妳需要廣告公司讓人們相信可樂能給他們帶來“快樂”——真的有效。
羅漢·席爾瓦(Lohan Silva)曾經提到，喬布斯甚至希望蘋果產品的內部結構看起來和外觀壹樣漂亮，雖然這部分客戶看不到。只有真正的工匠才會這麽做——壹個有自尊心的木匠會認為內外做工不同的櫥櫃根本就是贗品。
經常自吹自擂的人很惡心。公司呢？為什麽我們不反感那些標榜自己有多偉大的公司？這種冒犯我們感官的行為往往分為三個層次:第壹層次，輕度冒犯:公司無恥地推銷自己，比如英航飛機上的那個家夥，只會傷害自己。第二個層次，更嚴重的冒犯:公司試圖把最光輝的光環放在自己身上，隱藏自己產品的缺陷——它仍然是無害的，因為我們經常會預料到這壹點，仍然依賴其他用戶的意見。第三級，更嚴重的罪行:
公司試圖利用我們的認知偏見和我們無意識的聯想，為他們銷售的產品制造壹種假象，這是非常隱蔽的。
例如，它呈現了壹幅牛仔在夕陽下悠閑地抽著煙的詩意畫面，迫使妳將某個特定的產品與壹些浪漫的時刻聯系起來。其實從邏輯上來說，這兩個根源？不可能聯系起來。妳追求的是浪漫時刻，得到的卻是癌癥。
壹個公司沒有自然倫理，它只服從資產負債表。問題在於，它的唯壹使命是達到證券分析師的標準，而這些分析師本身大多是江湖騙子。所有這些缺陷都是缺乏眼前利益(無論是文化還是生物系統)的結果——這種不對稱會損人利己。
？只有榮譽感才能促進事業的發展。任何企業都是如此。
接下來，我們將看看選擇性的另壹種形式:人們如何通過過濾選擇來選擇某些道德規範，以使他們的行為合理化。或者他們如何利用公職來滿足個人的貪婪。
經過壹段時間的知識灌輸，人可以很快成為職業奴隸，甚至對任何問題的看法都變得自私自利，對集體不再可靠。這就是為什麽希臘人對專業人士有意見。
我脫口而出:“那不是不道德嗎？”我得到的回應是“這是完全合法的”，然後他加了壹句更罪惡的話，“我們很多員工以前都是監管官員”。這意味著(1)合法的就是道德的，(2)前監察官員比普通公民更有優勢。
進壹步想壹想:法律條文越復雜，社會網絡越官僚，深諳制度漏洞和缺陷的稱職官員就越能從中受益，因為他的監督優勢將是他專業知識的凸函數。這是壹種特權，壹種以犧牲他人為代價獲得的不對稱。
事後妳總能找到論據或道德理由來捍衛妳的觀點。這種觀點很不靠譜。為了避免過濾器選擇，妳應該在行動之前提出倫理原則，而不是在行動之後。
如果有人有壹個觀點，比如說銀行體系很脆弱，應該崩潰，我希望他能按照他的觀點去投資，這樣當他的受眾受損的時候，他也會受損——這就像壹個表明他不是不負責任的信用證明。但如果是關於集體福利的籠統說法，就不需要這樣的投入。這是否定的方法。
我要的只是消除選擇性，消除犧牲他人利益來獲得反脆弱的行為。這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否定方法。剩下的就讓它去吧。
我們需要回顧歷史來尋找解決辦法。歷史很清楚責任分散的問題。古人認為隨大流，做偽證來迎合大家，是不容置疑的罪行。
所有的宗教法律都可以歸結為對黃金法則的提煉、應用和解釋，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漢謨拉比法典背後的邏輯。
教育，在塑造性格和個性、獲取真知的意義上，喜歡無序；貼上標簽的教育和教育者討厭無序。有些事情會因為失誤而失敗，有些不會。有些理論會失敗，而有些則不會。創新正是受益於不確定性；而有些人會等待不確定性，並把它作為原材料，就像我們的獵人祖先壹樣。
由於凸度或加速度和高階效應，我們可以識別什麽喜歡波動，因為凸度是壹種偏好無序的反應。因為能識別凸性，所以建立了反黑天鵝體系。知道了傷害的凸性和自由探索自然的邏輯，我們就可以對我們面對的是哪方面的不透明，可能會犯什麽錯誤做出決定。倫理很大程度上是關於被盜的凸性和選擇性。
沒有經歷過痛苦，就不會懂得快樂；沒有苦難，信仰不會堅強；被剝奪了個人風險，倫理生活自然是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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