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違法性失真
違法性失真是指有關企業或個人故意違反法律或規章制度而導致的會計信息失真。
根據契約經濟學的解釋，企業是由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組合而成的契約聯結體。非人力資本的作用在於黏結企業各要素，從而具有了抵押功能，使其壹旦被投入企業就處於壹種鎖定狀態，成為天生的風險承擔者。人力資本的作用在於做出決策並更有效地利用非人力資本，但人力資本與其所有者不能分離，可以隨時抽回，相比之下其承擔的風險要小得多（在不考慮資產專用性的前提下）。這樣，企業組織上的決策功能便與風險承擔功能產生了背離。人力資本所有者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稱，加上其行為無法觀察，使其完全可以通過濫用非人力資本使自己受益，其結果往往是使超標準的數據進入會計系統，造成會計信息失真。
為避免上述弊端，人力資本所有者被賦予了具有激勵功能的剩余索取權，但這只是部分地緩解了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稱問題，由此帶來的另壹個問題是，人力資本所有者可以通過操縱會計收益，虛增其所得的剩余，再將其賣出並從中獲利。後者造成的損失以及會計信息失真程度要遠甚於前者。
以上的分析將經理（人力資本所有者）和股東（非人力資本所有者）放在了截然不同的對立面上，其實經理本著把企業搞好（客觀上與股東利益壹致），以提升其在經理人市場上價值的目的，也同樣有動機去披露不實會計信息。例如，虛增企業盈利能力，以降低企業的債券發行成本。如果再考慮到大股東與中小股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及利益沖突，出於轉移利潤、獲取配股資格和提高配股價格等目的，不僅是經理，甚至大股東也會存在披露不實會計信息的動機。
（二）規範性失真
規範性失真是指由於會計規範不完善而導致的會計信息失真。它可分為兩個部分：壹是會計規範下生成的會計信息能否絕對真實地反映企業經濟活動；二是會計規範對會計信息真實性的要求是否達到了目前供給能力的頂點。
就第壹種規範性失真來看，由於會計理論固有的局限性以及外界環境的復雜與多變，絕對真實地反映企業經濟活動往往只是壹種理論上的追求。雖然隨著理論研究的深人，對信息的揭示會逐漸趨向絕對真實，但從短期來看，這種信息失真是無法消除的，況且絕對真實的會計信息並不壹定是相關信息使用者所必需的，獲得絕對真實信息的成本往往要大於其收益。
就第二種規範性失真來看，由於會計規範是經過社會各利益集團充分博奔後所形成的壹種公***契約，需同時兼顧信息供需雙方的利益，為了在利益相關方之間取得平衡，以保證各方都能接受博奔的結果和降低交易費用，減輕規範執行的阻力，規範的要求壹般都要稍低於現實的供給能力。另外，由於會計信息供給者的自我保護傾向以及規範制訂者有限理性的限制，制訂出來的規範也總會存在著種種不足。這就造成了會計規範的不完全性，即便會計人員完全遵循了規範要求，他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可能完全達到目前供給能力的要求，存在著失真情況。
（三）技術性失真
技術性失真是指會計人員素質不能滿足會計工作需要而導致的會計信息失真。
技術性失真發生的情況依各國實際情況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由於會計從業人員的素質相對較高，因技術性原因而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的概率壹般較低。在我國，由於會計從業人員整體素質相對較低，很多人難以達到準則要求，不能適應會計工作的需要，因而由技術性原因導致的會計信息失真也普遍存在。
從上述三類會計信息失真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規範性和技術性失真主要是由客觀因素造成的，短期內無法消除，且這類信息失真由於沒有明確的利益導向，所造成的危害相對較小。違法性失真主要是由會計信息披露者主觀因素造成的，有通過操縱會計信息從中牟利的利益導向目的，其結果是誤導了相關利益人的投資決策，所造成的危害極大。違法性失真也是目前會計信息失真的最主要原因。下文關於我國情況的分析就主要是針對違法性失真而言的。
二、我國會計信息披露的現狀及特有的原因分析
總體上看，目前我國會計信息披露中存在著質量低下，虛假會計信息層出不窮的問題。從已查明的情況看，1985－1994年的十年間，累計查出的違紀金額為1383億元，1998年更是達到了268878．68億元（估計數）。從未完全查明的情況看，自從中國證監會規定了有關配股和摘牌的凈資產收益率（ROE）標準後，每年便有大量的ROE落在10％－11％和0％－1％等剛好達標的區域之間。顯然，這是會計操縱導致信息失真的結果。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於會計信息供需雙方效用函數不壹致、信息不對稱以及會計信息天生具有經濟後果等原因，違法性失真在世界各國都不可避免。在我國特有的制度背景下，會計造假已成為經理人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壹種理性選擇，會計信息失真愈演愈烈也表現出了明顯的中國特色。
造成我國會計信息失真的制度性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壹）國企經理制度
有學者的研究表明，國企經理制度中，對經理行為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收入制度和組織制度。
從收人制度來看，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經理人員的目標函數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包括貨幣收入、在職消費和精神報酬。從現有的制度安排看，國有企業經理的貨幣收入普遍偏低，且與企業經營效益不掛鉤，在職消費模糊（如形式的實物化、消費成本化、對象不明確等），精神報酬不合理。這樣，理性的經理人必然會傾向於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並通過高額在職消費與資源轉讓來謀取額外好處。這些事項最終會進入會計系統，由此造成信息失真。
從組織制度來看，首先，經理人員的任命是由上級主管部門決定的，由於其掌握了這種缺乏彈性要素的控制權，尋租行為難以避免，而這些租金支出最終會通過費用類項目進入會計系統。其次，國企經理作為政府官員，職務調動比較普遍，工作缺乏穩定性，容易產生短期行為。再次，經理人員的考核是由上級主管部門進行的，為證明自己的眼力，主管部門對下屬企業虛報業績的行為往往不聞不問，間接縱容了會計造假行為。最後，退休制度使國企經理在離職時面臨著巨大的控制權收益損失，加上在職期間較低的收入水平，使經理人員產生不平衡心理，通過會計造假謀取最後壹筆個人收人的"59歲現象"便隨之出現。
可見，經理人員的制度性缺陷（報酬制度、選拔考核與獎懲制度）引發的會計信息造假動機，客觀上造成了國有企業會計信息披露的質量低下。
（二）上市公司治理結構
上市公司外部所面臨的產品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而資本市場與經理人市場的競爭則不充分，因此說，外部治理結構是不健全的。在內部治理結構方面，何峻（1998）和周清傑（1999）的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存在著嚴重缺陷，主要表現為國有股權"壹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
國有股權"壹股獨大"，加上流通上的限制，促成了壹種僵化、低效的產權結構。壹方面，占有絕對控股地位的國有股權產權主體缺位，使其產生不了對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需求，另壹方面，社會公眾股東受制於持股比例的限制，不僅存在著"搭便車"的心理，而且即便有高質量的信息需求，其影響力也十分有限。其實，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社會公眾股東已成為謀取短期收益的投機者，他們有時並不需要有關公司投資價值的信息，而是需要那種虛報公司業績的失真會計信息。
"內部人控制"問題在我國同樣十分突出，許多企業不僅董事會與經理層高度重合，甚至連董事長和總經理也會二為壹，為"內部人控制"大開方便之門。董事會不能起到監督經理層的作用，這在壹定程度上也說明了為何在新股發行及衡量配股資格時會計造假行為的盛行。在西方發達國家，為消除內部人的超級信息地位以及由此引發的道德風險，公司治理結構中壹般要求董事會下設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而我國在這壹方面尚未做出明確規定，導致了會計信息質量內部保障機制的不健全。
（三）外部監管制度
既然制度性因素決定了我國各類企業內部都存在著披露不實會計信息的動機和可能，那麽，外部監督應該是提高信息質量保證的另壹條路徑選擇。可是從實際運行過程來看，監管效果也十分有限。
從監督有效性來看，由於我國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監督大多是通過會計師事務所來進行的，而這種監督權的授予卻掌握在作為被監督者的經理人手中，權力安排錯位的結果必然是監督不力。與《財政部會計信息抽查公告》所揭示的高達80％以上的企業會計信息失真相比，註冊會計師出具的非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比率卻低於20％，監督缺乏有效性由此可見壹斑。
從處罰有效性來看，我國監管部門對會計信息失真的處罰目前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的運用少之又少，基本上構不成對造假者的威懾作用。經理人市場的缺乏，也使得聲譽機制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
有關統計資料表明，過去的十年中，我國上市公司對外披露的各類財務報告總數超過10000份，而受到證監會處罰的卻不足100起，如此低的處罰比例，必然會使會計信息披露者的機會主義傾向大量帶入其行為模式中。
三、可行的治理對頗：壹個暫行框架
我國目前會計信息失真的泛濫已嚴重影響到社會經濟秩序，因此，端正經理人行為動機，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已成為當務之急。根據行為科學理論，端正行為主體的動機可從其內部需要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著手。當內部需要決定了經理人逐利的本性時，外部環境便成了調節的重點。結合我國實際來看，要治理會計信息失真，必須做好兩方面的工作。
（壹）合理配置公司治理結構
公司治理結構是企業制度安排問題，是指出資人和利益相關人如何通過制度安排，監督和控制高層經理人員的活動。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壹方面可以通過激勵機制的安排，同化出資人與經理人的效用函數，以降低道德風險；另壹方面，又可通過權利制衡機制安排，瓦解經理人的超級信息地位，以阻止其逆向選擇，因此，它是會計信息如實披露的內部保障機制。從我國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經理制度以及上市公司國有股權"壹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來看，不合理的治理結構對經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力顯然是相當薄弱的。要治理會計信息失真，首先就要從這種內部保障機制上著手。
1．激勵機制。激勵機制設計是假定已知代理人偏好與委托人選擇而設計的壹種機制，以同化二者的效用函數，激勵代理人為委托人的利益盡力工作，並如實披露信息，減少代理成本。
為達到這壹目的，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讓經理人擁有壹定量的股權。這樣，壹方面可以通過讓經理人分享企業剩余從而激發出其積極性，另壹方面，這部分股權也成了經理人不損害股東利益的物質擔保。Andtrei Shelfer的研究表明，經理人持股比率在5％－20％之間，可較好地避免道德風險行為，從而也就消除了經理人披露不實會計信息的動機。從我國目前經理人的實際收入水平來看，短期內達到5％的水平顯然是不現實的。另外，即便經理人內部持股達到壹定比例，也並不能完全消除因其道德風險行為而引發的會計信息失真。下面通過壹個簡單的對比模型進行分析。
首先，假定經理人擁有企業100％的股權，Ct為企業第t年的預期成本，Pt為企業第t年的預期收益，年利率為i，則企業價值為＊。
再假定經理人對企業的持股比率為a（0＜a＜1），（1－a）的股權為外部股東所持有。在這種情況下，精明的經理人必然會提高在職消費水平△C（因為他只需承擔其中a△c的成本），而尋找新收益△P的努力也會因此下降（因為他只能得到其中a△P部分的收益），企業價值隨之降為＊。其中，經理人擁有的企業價值為aV，股東擁有的企業價值為（1－a）V。
Jensen和Meckling證明，如果股市完全有效，股東將不會支付（1－a）V*，而只會支付預期企業價值（1－a）V，V*－V部分構成的剩余損失將完全由經理人承擔。但現實的情況是，完全有效的資本市場並不存在，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經理人對外披露的企業價值只會是V*，由此造成了會計信息失真，且股市越無效，經理人持股比率越低，會計信息失真的程度越高，這正好驗證了我國的情況。
可見，激勵機制並不能保證經理人披露完全真實的會計信息，因而內部保障機制不得不求助於第二條途徑?監督機制。
2．監督機制。監督機制是指通過以董事會和監事會等為主體的內部監控機制來約束經理人的行為。我國的上市公司中雖然都設有董事會、監事會，但由於上市公司本身大多是經股份制改造後的國有企業，不僅國有股權缺位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而且董事會和經理層往往高度重合，董事會形同虛設，監控職能嚴重弱化。監事會亦是如此。
為達到有效監控的目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治理結構中壹般都在董事會下設立審計委員會，負責公司內部審計工作和外部審計師選聘工作。如果將這壹制度引入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應該可以起到防止會計造假的作用。理由如下：（1）審計委員會由外部獨立董事組成，與企業績效沒有直接利益關系，因此不可能存在會計造假動機；（2）審計委員會成員的會計專業知識水平較高，洞察力強，容易發現造假行為；（3）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內部審計工作，保證了內部審計的獨立性；（4）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外部審計師選聘工作，有效防止了經理人的"意見采購"。
目前，我國已有壹部分上市公司引入了審計委員會制度，但實施效果並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我國的獨立董事制度不規範和不健全，從而制約了其效力的發揮。
（二）完善外部監督管理體系
設計合理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能有效防止失真會計信息的生成，但這種保障機制由於缺乏對造假者的實際懲罰，其效力往往是有限的。當造假能夠帶來預期收益時，造假者還是會毫無顧慮地生產虛假會計信息。當這種內部保障機制存在缺陷時，虛假會計信息便得以對外披露。因此，要杜絕會計信息失真，外部懲罰機制的威懾力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會計信息生產者的造假成本超過其造假收益，會計操縱的剩余收益小於零，才能從源頭上阻止失真會計信息的生成。下面通過壹個簡單的博奔模型進行分析。
博弈雙方分別為會計信息披露者和監管者，會計信息披露者有兩種戰略選擇，即造假與不造假，監管者也有兩種戰略選擇，即監管與不監管。具體倏設如下：會計信息披露者造假的概率為P，造假若不被查出，給其帶來的收益為A，造假若被發現，給其帶來的損失為-B。監管者監管有效（查出所有造假行為並進行處罰）的概率為Q，查出造假行為給其帶來的收益（或避免的損失）為C，監管成本為D。A、B、C．D均大於0，P、Q為大於0小於1的參數。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混合戰略博弈模型（見表1）。
表1 信息監管者與造假者的戰略博弈模型
┌─────────┬─────┬─────┐
│信息披露者行為空間│ 造假P │不造假1－P│
│/監管者行為空間 │ │ │
├─────────┼─────┼─────┤
│監管有效Q │－B，D－C │0，－C │
├─────────┼─────┼─────┤
│監管無效1－Q │A，0 │0，0 │
└─────────┴─────┴─────┘
由以上模型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其壹，監管機構監管有效的預期收益為：（D－C）XP＋（－C）×（1－P）＝P×D－C。
監管機構不監管或監管無效的預期收益為：0×P＋0×1－P）＝0。
顯然，只要會計信息披露者造假概率P與造假造成損失D的乘積大於監管成本C，監管便有了必要。結合我國實際來看，根據《財政部會計信息抽查公告》的調查數據，造假概率已達80％以上，造假造成的損失通過市盈率的擴大效應更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相比之下，監管成本簡直微不足道。因此，監管絕對是必要的，而且監管力度（成本）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其二，會計信息披露者造假的預期收益為：（－B）×Q＋A×（1－Q）＝A－Q×A－Q×B。
會計信息披露者不造假的預期收益為：0×Q＋0×（1－Q）＝0。
顯然，要從源頭上杜絕造假，使造假者無利可圖，A－Q×A－Q×B必須小於0，即A＜，因此，提高監督有效性和懲罰有效性勢在必行。
從提高監督有效性方面來說，監督覆蓋面的加大和監督能力的提高都是必不可少的。考慮到實際的監管（非註冊會計師審計）大多采用抽查方式，不可能壹次全面覆蓋到所有企業，為避免企業的機會主義動機，通過合理的抽查制度安排，使若幹次抽查可以覆蓋到全部企業，並在這壹周期內規定追溯處罰時效，應該是壹個好辦法。至於監督能力方面，則取決於監督人員素質的提高。
從提高懲罰有效性方面來說，首先，由於利用會計信息系統舞弊並做出披露虛假會計信息決策的是經理人，因此，具體懲罰也必須落實到具體責任人，避免發生對企業的懲罰最終造成股東代經理人受過的問題。其次，懲罰力度必須大到產生足夠的威懾力，否則客觀上就形成對造假行為的縱容。再次，懲罰方式的選擇上也應避免單壹化的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可以調動起受害人起訴的積極性，刑事手段可以體現出法律的嚴肅性，這些都是不錯的選擇。最後，要建立完善的經理人市場，使有效的聲譽機制和代理權競爭機制發揮強大的威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