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經濟發展越深入，對信用的需求就越高。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增加市場透明度，信用評級應運而生。所謂信用評級，是指專業機構對特定債務的債務人按時還本付息的能力和意願的評價，分為資本市場、商業市場和消費者三類，其中資本市場評級占據核心地位。長期以來，穆迪(美資)、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標普和惠譽評級在國際資本評級市場上位列前三，但惠譽的市場份額、盈利能力和國際影響力遠不如前兩者，在國際資本評級市場的話語權實際上是“兩強壟斷”。三大評級公司在壹定程度和壹定範圍內，增加了市場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為政府監管部門提供了管理依據和參考資料。同時，它們也成為壹些西方勢力繼續推行美國價值觀和權力的新工具，從而威脅主權國家的經濟安全。
三大評級公司的獨立性、公正性、客觀性、科學性受到廣泛質疑。
美國信用評級系統已經運行了近壹個世紀。根據美國商法，評級公司屬於壹般的股份公司，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為了保證評級的公正性和客觀性，評級公司應該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主要是不受政府機構的影響。雖然評級公司對股東負責，但當股東與公眾利益發生沖突時，必須以公眾利益為重。因此，獨立、公正、客觀、科學是信用評級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礎，但正是在這方面，三大評級公司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獨立性存疑。第壹，政府給予特權。1975年，SEC認定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為“國家評級機構”(NRSRO)，並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NRSRO評級公司的評估，從而確立了三家公司的壟斷地位。今年3月，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理查·謝爾比在參議院關於評級公司的聽證會上指出，穆迪和標準普爾幾乎沒有遇到任何競爭，它們的財力主要來自“受控特許經營”。二是長期庇護。為了防止那些“不道德”的評級公司隨意出售AAA評級，SEC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安然、世通等壹系列金融醜聞之後，在諸多壓力下，SEC只在Dominion增加了壹家名為NRSRO的評級公司。名義上信用評級由SEC監管，但實際上三大公司很少向SEC提交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平均每五年才壹次。所以長期以來，三大公司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管。
可疑的公正性。第壹種是基於美國的標準。國家因為國債的發行而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主體。鑒於國家巨大的償債能力和主權的敏感性，壹般評級公司不涉及主權國家的信用評級，但三大評級公司的壹個重要評價對象是主權國家的信用評級，市場自由化是評價的重要依據。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馬來西亞為了穩定經濟，采取了關閉外匯市場的嚴厲措施，遭到了三大公司的壹致譴責。但事後證明馬來西亞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其次，我們長期以來奉行雙重標準。美國三大公司的評級主要依據被評估公司自己或美國會計公司出具的報告。而對於美國以外的企業，除了少數“自願評估”(需要付費)，大部分都是所謂的“獨立評估”。問題在於，三大公司往往對美國國內市場存在的問題視而不見，而他們卻常常“觀察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的金融市場動態”。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破產。當時美國銀行金融衍生品的不良投資高達23萬億美元，但這三家公司都沒有降低美國銀行的信用評級。從“9.11”事件，到安然等巨頭企業的財務醜聞，摩根大通等知名銀行的財務造假，再到伊拉克戰爭和持續恐怖襲擊的威脅，美國金融市場遭受持續震蕩，國際資本壹度接連逃離美國。三大公司也沒有也不打算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
可疑的客觀性。很長壹段時間，三大公司都堅持用美國價值觀來看待亞洲文化和市場環境，所以總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亞洲。2002年，三大公司將日本國債排在七大工業國的末位，信用等級排在博茨瓦納之後，與拉脫維亞和波蘭平起平坐。日本國際金融中心(JCIF)認為，外國評級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獨特的商業慣例，評級結果無法表達真實情況。當時，時任財務省國際事務副大臣的黑田東彥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詳細的評估標準，認為日本個人儲蓄率高，海外資產龐大，完全可以還清對國內投資者的債務，沒有理由繼續下調日本國債評級。中國多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和良好的發展預期舉世矚目，但直到2003年底，S&P對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仍保持10年不變，即“適宜投資”的下限——BBB級。華爾街日報評論說，標準普爾將中國大陸的所有銀行都評為垃圾級。許多國際知名投資機構認為，S&P的這壹評級“有些荒謬”。這不僅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了中國的投資環境，還造成了數百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因為中資機構和企業在境外融資時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可疑的科學性。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發表文章指出，評級公司缺乏信息發布的規則，信息發布的不規範讓人懷疑其預測能力。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黃敬之認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和模型已經過時，模型使用的數據對於美國本土公司來說壹般每個季度才更新壹次，而海外公司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公司的數據更新周期往往超過壹年甚至更長，遠遠不能滿足快速發展的金融市場的需求。長期以來，三大公司收集和發布信息的活動都是灰色的，甚至是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嚴重問題。英國《金融時報》今年3月13日對此評論道:以大多數標準來看，信用評級行業是世界上最缺乏競爭、最透明的市場。當被問及為何對安然財務報告中的重大疑點視而不見時，這位評級者承認自己無法把握安然的業務和財務結構，也沒有仔細閱讀這些財務報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壟斷地位，在向客戶提供信用評級時，往往會變相要求提供其他服務。1996穆迪因涉嫌變相捆綁客戶，強迫客戶購買其全套服務，被美國司法部進行反壟斷調查。
不僅難以發揮預警功能，而且往往會加劇金融市場動蕩。
三大公司因為已經存在而合理，因為美國政府而具有壟斷地位和強大影響力。但由於缺乏獨立性、公正性、客觀性和科學性，不僅難以及時準確地發揮其預警功能，而且往往會加劇金融市場的動蕩。
預警功能難以發揮，在美國受到質疑。三大公司要麽根據被評估企業公布的信息進行評估，要麽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進行所謂的獨立評估。然而，實踐表明，這兩種評估的科學性值得懷疑。在1992中，加州保險總監投訴稱，穆迪此前對已關閉的高管人壽保險公司給予了虛假且過高的評級，導致投資者遭受損失。從65438到0996，加州奧蘭治縣指控標準普爾未能正確評估該縣投入的資金的風險，導致債務擴大和破產。2001年末以來，巨頭公司發生了壹系列財務造假醜聞，導致美國金融市場出現了嚴重的信用危機。評級公司反應滯後，未能起到預期的預警作用，自身公信力受到質疑:要麽是刻意隱瞞，意味著失去了應有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或者真的沒發現，說明它失去了客觀性和科學性。就連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人員也指責評級公司失職，未能在“大樓將倒塌”之前發出警告。在內外壓力下，SEC發布的報告列舉了信用評級行業12種問題和缺陷，使得三大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境地。
總是跟著市場的腳步走，在國際上屢屢失信。1997東亞金融危機醞釀時，三大公司未能發出任何預警；危機爆發時，我們驚慌應對，過度降級，加劇了市場恐慌。1996年9月，穆迪和標普對韓國開發銀行長期信用的評級分別為“A1”和“A+”，均屬於投資級；韓國危機後迅速降為“Ba1”和“B+”，已經是垃圾級了。泰銖危機的6月1997，穆迪和標普依然給了泰國國債“A”級，直到6月10才調整。在1998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機中，三大公司都沒能預測到危機的來臨，只是在危機成型後才遲遲沒有降低信用評級。因此，國際清算銀行(BIS)認為“評級公司往往會跟隨市場的腳步”。
加劇國際金融動蕩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三大公司幾乎壟斷了整個國際資本市場的話語權，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監管者。通常，壹份商業聲明會引發金融市場的震蕩。在1997之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外匯儲備、外貿順差、制造業競爭力、居民儲蓄等指標都好於美國等很多發達國家。但由於話語權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東南亞國家的評級低於美歐，引發了相關國家的資本外逃，惡化了地區金融形勢。1997 165438+10月28日至11 2月，穆迪大幅下調韓國外匯債券和票據評級，由原來的A1下調至“Baa2”，導致韓元對美元匯率大幅下跌，股市大跌，中型企業相繼倒閉。德國經濟周刊1998年2月5日評論稱，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對亞洲危機毫無預感。他們對金融市場壹無所知，根本不工作，但現在他們卻火上澆油。法國《世界報》2003年5月6日的壹篇文章認為，信用評級公司提供的信息(尤其是關於可能出現的危機情況的信息)是無用的。人們將責任歸咎於信用評級公司，認為它們要麽未能提前預測到危機，直到危機已經到來，然後推遲了相關信用評級的下調(例如，在1998的俄羅斯危機和2000年的土耳其危機中)，要麽相反，過早地下調了相關信用評級，從而加速了危機局面的到來(例如，在1999的巴西危機和2001的阿根廷危機中)。
又壹個“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的新勢力
評級公司的“神奇”形成路徑是“建立信譽——建立地位——產生依賴——實施影響”。穆迪和標普“兩強公司”不僅通過大力宣傳、積極公關等各種手段樹立市場聲譽、影響和操縱市場、謀取壟斷利益，還充分利用其壟斷利潤，通過秘密利益輸送、直接從當地評級公司購買、聘請政府官員講課或擔任顧問、與高校和研究機構進行學術合作等各種渠道獲取各類商業和非商業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獲取不正當利益。更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幫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紐約時報》曾在壹篇社論中聲稱，評級機構是冷戰結束後的又壹股新的國際力量。
配合美國公司的業務拓展。穆迪和標準普爾的評級直接決定了融資成本，制約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變相掌握了生殺大權，正在悄然應用於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和經營戰略。日本的證券市場相對封閉，長期被當地四家券商壟斷，美國投行也覬覦已久。東亞金融危機使日本金融業陷入動蕩，四大券商之壹的伊山證券成為金融鏈條中最薄弱的壹環。1994-1996期間，山壹的股價壹直在600-1000日元之間波動。但自從6月穆迪1997宣布下調山壹的評級後，山壹的股價就壹路下跌，8月份滑落至200日元。穆迪在6月5438+065438+10月宣布正式降級後，美國證券公司立即拋售股票，不僅導致山市股價暴跌，最終跌至1日元，也切斷了其從短期資本市場籌集資金以起死回生的途徑。伊山倒閉後，美國最大的經紀公司美林公司趁機接管了伊山證券公司。原本屬於伊山的50家商店、2000名能幹的員工和管理技能都歸美林所有。
擾亂主權國家的經濟秩序。評級公司作為公共服務機構，應該只具有引導資本市場的服務功能。然而，穆迪和標準普爾的權力正在擴大，他們幾乎充當了金融市場監管的大師。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銀行業積累了巨額壞賬。按照傳統習慣，日本官方、非政府組織和媒體都不會輕易觸及積累了巨額壞賬的國內銀行和金融公司，而是會由銀行和金融公司以日本特有的方式，悄悄地、逐步地進行處理，以避免出現大的金融動蕩。然而，穆迪和標準普爾“毫無保留地”重新評估日本企業的投資安全性，打破了日本的傳統遊戲規則，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續動蕩。日本媒體將穆迪和標普對日本企業和經濟的影響描述為:不僅像歷史上用大炮打開日本大門的“黑船”，也像赫爾最終全面占領日本的“最後通牒”，破壞力之大，以至於工商界普遍出現“評級恐懼癥”。
直接為美國的政治利益服務。有研究認為，東亞金融危機是美國對東盟接納緬甸表示不滿的政治報復，穆迪和標準普爾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65438+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將泰國政府長期貸款評級由A2下調至A3，並於4月25日宣布下調泰國三大銀行大成、京都和泰國軍人的信用評級，從而加劇市場恐慌，誘發資本外逃，導致金融危機爆發。在1998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上，馬來西亞總理嚴厲批評穆迪和標準普爾缺乏客觀性，助長了濫用行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壹直反對，兩國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公司相繼被S&P降級，導致包括最大鋼鐵制造商蒂森克虜伯在內的相關公司股價跌至最低點。德國社會民主黨經濟委員會領導人溫德爾表示，“最近的降級引起了我們的極大關註。我不排除德國和美國緊張的外交關系間接影響了評級結果的可能性。”無獨有偶，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國對伊戰爭，標準普爾將澳大利亞外匯債務評級上調至AAA。德國政府對此感到憤怒，明確表示要對美國評級領域的霸主地位發起反擊，並要求歐洲信用機構聯合起來對抗美國評級公司。德國財政部表示，將對標準普爾和穆迪進行更嚴格的審查，並宣稱德國將通過立法“保證評級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前兩大”的壟斷性和危害性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信用評級視為壹個非常特殊的行業，在壹國資本市場中扮演著“看門人”的角色，涉及國家主權，關系到壹國的經濟、金融和信息安全。因此，采取措施消除對三大公司的迷信和盲目追捧，限制與三大公司的接觸，加強對三大公司的監管，減少甚至消除對三大公司的依賴，促進地方評級公司的發展。
(轉帖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蔣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