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龍
嚴復提出的“信、達、雅”被翻譯界公認為對翻譯的基本要求，這沒有異議，但他本人的譯作又被許多人視為過於雅訓以致於不易為壹般讀者理解——由於太“雅”而失去了“達”和“信”。對此梁啟超的批評最有代表性。梁啟超在評論嚴譯《原富》時，在肯定其巨大意義的同時也提出了他認為不足之處：“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摩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壹翻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況此等學理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童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與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人結習，吾不能為賢者諱矣。”
對於梁的批評，嚴復頗不以為然。他認為研究精深學理之書，必定不能以通俗之詞表達之：“竊以為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俗之氣。”如果為了使那些學識淺薄的庸眾都能理解，而力求通俗，這是對文學的淩遲，決不是革命。而他譯書的目的決不是為了這些人，而是為了思考者和研究者，是為了多讀古書之人，“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
從實際情況來看，嚴譯西著中的壹些觀點和表達（如“天演”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當時的中國確實起過巨大的震撼和啟蒙作用，嚴復本人從他對西學的了解中所形成的壹些觀點也是近代中國人的文化思考中有重要意義的篇章，但這壹切，卻逐漸與他的譯著本身脫離了關系，以致於這些譯著現在基本上只作為探究嚴復思想的材料而被關註，不再能作為該學科的學術史料或該著作的典範譯本。人們不但需要通過新的譯著去了解這些著作，甚至於也基本上完全放棄了嚴復“踟躕旬月”所苦心推敲的那些他自己認為極其準確的譯名，而代之以大量來自東洋的日譯術語。
如果嚴譯著作不能作為他提倡的翻譯原則的典範，那麽或者是他的原則不對，或者是他沒有達到自己提出的要求。然而嚴復的情況卻不是這樣。那麽問題在哪兒呢？
應該說，嚴復的三原則是對的，他自己也成功、出色地實踐了這三個要求，問題在於，他是在文言文的範疇內這麽要求、這麽實踐的，這與近代以來越來越發展成熟，而今人也越來越習慣的思考和表達工具——白話文相去越來越遠。由此，我們就能明白，他的譯文為什麽要堅持那讓人無奈、為人詬病的“雅”，為什麽要極力強調並付出艱苦的努力才能實現“信”、“達”——這本是中等水平的翻譯就自然而然能夠做到、應該做到的，何勞大師如此費心？
我們先從幾個譯名上來看看嚴譯是否較之日譯更為“信”：
壹，“economics”，今天無疑都譯為“經濟學”，在初期則根據日譯譯為“理財學”和“經濟學”。嚴復看來兩者都不恰當，他認為只有譯為“計學”才切合傳統漢語的本意：“顧必求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過狹，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為義，不止於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為有合。”（嚴復：《嚴氏〈計學〉例言》，《嚴復集》第1冊，第97頁。）他也不同意梁啟超把它譯為“平準學”，說：“即如執事今易平準之名，然平準之名決不足以當此學。蓋平準者，因以名官職，斂賤糶貴，猶均輸常平諸政制。計學之書，所論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固吾重思之，以為此學義茍欲適俗，則莫若徑用理財，若患義界不清，必求雅，而用之處處無扞格者，則仆計學之名，似尚有壹日之長，要之以後來人當自知所去取耳。”（《與梁啟超書》，《嚴復集》第3冊，第518頁）“經濟”在古漢語中的意思是“經邦濟世”，故“嫌太廓”，理財、平準又失之過於狹隘，西人的“economics”，在文言中確實倒是“計學”比較接近。
二，“logic”，今譯邏輯，基本上屬於音譯，而嚴復譯為“名學”。他在《穆勒名學·按語》中談到“logic”的譯法時作了詳細的考論：“邏輯此翻名學。其名義始於希臘，為邏各斯壹轉之根。邏各斯壹名兼二義，在心之意、出口之詞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則為論、為學。故今日泰西諸學，其西名多以羅支結響，羅支即邏輯也……羅各斯名義最為奧衍。而本學之所稱邏輯者，以如貝根言，是學為壹切法之法，壹切學之學；明其為體之尊，為用之廣，則變邏各斯為邏輯以名之。學者可以知其學之精深廣大矣。邏輯最初譯本為固陋所及見者，有明季之《明理探》，乃李之藻所譯，今日稅務司譯有《辨學啟蒙》。曰探，曰辨，皆不足與本學之深廣相副。必求其近，故以名學譯之。蓋中文惟‘名’所涵，其奧衍精博與邏各斯字差相若，而學問思辨皆所以求誠、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嚴復集》第4冊，第1027～1028頁。）
三，“Philosophy”，嚴認為日人譯“Philosophy”為“哲學”也不恰當，應譯為“理學”或“愛智學”，他說：“理學，其西文本名，謂之出形氣學，與格物諸形氣學為對，故亦翻神學、智學、愛智學。日人謂之哲學。顧晚近科學，獨有愛智以名其全，而壹切性靈則歸於心學，哲學之名似尚未安也。”（《穆勒名學》按語，《嚴復集》第4冊，第1029頁）
四，再如，譯“sociology”為“群學”而不是“社會學”——因為在嚴復所習慣的語言環境中，“社”與“會”是各有其含義的，都與sociology、society無涉——唯“群”近之。就像“革命”在中文的固有表達“武王革命”中是“革”掉壹個王朝的“天命”，是與“Revolution”全然無關的，因而“Revolution”應該譯為“改革”或者“變革”更為恰當。從嚴復對這幾個名詞的推敲厘定來看，他所確定的譯名更符合傳統的漢語文言文的字義，因此更為可“信”，當屬無疑。而我們今天所習慣的，卻恰恰是外來的、後起的詞義和用法。
嚴復對自己確定的譯名是頗有自信的，他相信他的譯名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他給張元濟的信中，表白了他的這種自信：“《叢報》於拙作《原富》，頗有微詞，然甚佩其語；又於計學、名學諸名義皆不阿附，顧言者日久當自知吾說之無以易耳。”（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51頁）然而日久之後，他自認為“無以易”的用法，卻完全被他認為不準確的日譯所取代，為什麽？因為我們的語言規範變了。
選詞如此，謀篇亦然。故嚴譯的“信”、“達”，是要把西文改鑄為文言的表達範式——這是直接與後來風行壹時的“硬譯”完全不同的壹種翻譯觀點。這是因為嚴復認為，“歐洲學術之盛”，但卻與中國“古人之學”異曲同工，因此自己要翻譯和轉達西方學術，所應該看重和追隨的，就是《易》《春秋》式的“壹幹眾枝”的表達方式，即先訂主旨命意，而後揮灑為文，枝葉扶陳，暢達其旨。而且，嚴復進而還認定，西方的歸納、推理方法與《易》《春秋》相通，可稱之為“外籀”、“內籀”之學，甚至如牛頓力學、斯賓塞理論，甚至熱寂說，也都能夠在精神實質上與《易》相通。那麽融會（而不是附會）兩種思想資源，並以先秦文風表述之，這才是“信”、“達”。最體現嚴譯這種“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文風的是嚴譯《天演論》開篇的這壹段話：
赫胥黎獨處壹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壹抔壤土。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蝝之嚙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菀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強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偏有遺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茍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並，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
這壹段，讀起來確實有壹點秦漢文章的味道，至少不在提倡古文的歐陽修的《秋聲賦》和《醉翁亭記》之下。王佐良對照原文分析後指出，“嚴復是把整段原文拆開而照漢語習見的方式重新組句的：原文裏的復合長句在譯文裏變成了若幹平列短句，主從關系不見了，讀起來反而更加流暢。”此外，原文裏的第壹人稱變成了譯文裏的第三人稱——以便“使譯文讀起來像中國古代的說部與史書”。而且，毫無疑問，使得譯文更顯得雅馴。如此行文，“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瀹矣”——這種期待果然沒有落空。它真是影響、啟蒙了壹大批青年學子。魯迅這麽說嚴譯：“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以至於他在自己發蒙之初，在學校生活中所得到的最大樂趣就是“壹有閑空，就照例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確實，嚴復是以桐城氣派的文言文作為自己的追求的。因此他才把自己的每壹篇譯作都送請作為“曾門四弟子”之壹的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斧正。在桐城派大師中，方苞要求文章的“清通、質實、雅馴”，姚鼐要求“義理、詞章、考據”，嚴復的“信、達、雅”雖不與此壹壹對應，但顯然有他們的影子。或者可以這麽說，嚴復是力圖以桐城風格和範式的古文來表達、轉述西學，因此他定下了“信、達、雅”三條標準來自我要求。為了合乎信、達、雅，嚴譯實際上是在領悟西學原著的基礎上做自己的桐城古文，或者說在用桐城古文陳述著西學的義理。“信、達、雅”的意義和甘苦，也許盡在其中。他的譯作會那麽少，竟然至於遠不能與不懂外文的林紓相比，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雅”作為桐城文章的基本要求延續和繼承下來之後，嚴復之所以要不畏其難地把它貫徹到自己的譯作中去，我想，在抽象意義上，當然是中國傳統士大夫對學養和文格的看重與執著，在具體意義上，則是為了提升新譯西學的地位，其中不無爭奪話語霸權的意味。這也就是本文開頭所提到的嚴、梁之爭的又壹層含義。當梁啟超批評嚴譯“太務淵雅……壹翻殆難索解”，而希望他“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使學童受其益”，“以播文明思想與國民”時，嚴復斷然宣稱：“不佞之所以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後人以不夠通俗化批評嚴復，實際上，這正是嚴復的清醒和明智之處。啟蒙大眾還不是他的任務，他要做的是在傳統的文化心態和文章模式都還占據主流的情況下爭取自己的話語權，先對精英分子進行啟蒙。後來，從梁啟超到魯迅、胡適，到毛澤東，幾代人在回憶中都把讀《天演論》作為自己難忘的人生經歷，這壹事實本身就表明，嚴復是對的。
/c?word=%D1%CF%3B%B8%B4%3B%B5%C4%2C%D0%C5%2C%B4%EF%2C%D1%C5%2C%C0%ED%C2%DB&url=/xueshu/others/guoxue/200605/200605160010%2Ehtm&b=7&a=0&user=bai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