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沙上人究竟從何而來？這可是壹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有人說，沙上人都是外來的移民。這話不錯，但是同屬沙地的人，其方言和習欲卻也有些不同。可見，沙地居民的由來也是有區別的。
要曉得沙地居民的由來，先得搞清沙地的成因。
滾滾長江，浩浩蕩蕩，從上遊帶來了大量的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寬闊江口，沈積下來，年復壹年，就逐漸形成了壹塊又壹塊的沙洲。沙洲與沙洲、沙洲和大陸相連，大陸不斷向外延伸，就逐漸形成廣袤肥活的沙地。如今的南通就是大約在南北朝時候形成的沙洲。根據宋代《太平寰宇記》記載，這塊沙洲叫“湖逗洲”，後來“湖逗洲”和附近的南布洲等小沙洲連成壹體。從海安青墩新石器遺址考古發現，沙地歷史悠久。
如今的啟東是最年輕的沙地，是近200多年內由沙洲之間的泓道封淤而聯並成陸的。啟東這壹帶，古稱“東勝瀛洲”。晉人王嘉《拾遺記》對啟東壹帶洋面作了描述：“瀛洲，壹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尺，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群戲。遠視，水間有五彩雲；近視，乃此魚噴水為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此文雖語出不經，但對啟東成陸以前，沙嶼不時出沒於大海波濤之中，並有群鯨嬉戲，噴水若五彩雲的景象，作了生動的描述，留給了我們彌足珍貴的歷史記載。另外，名著《浮生六記》對啟東作了珍貴的記載。
據考，瀛洲的幾經滄桑歸根結底則是跟長江主泓道的幾度變遷有直接關系的。唐時的瀛洲，是在今日南通市往東那條長150公裏，南北寬約40公裏的通呂水脊北側，即古稱東布洲的地方。故而呂四有“西連通泰，東及扶桑，北負滄海，南襟長江”之說。清朝嘉慶年間，長江主流重入南泓道，在南蒿枝港以北便漲出了呂復新沙，竈界沙，日照沙等幾塊沙洲，南部長江口上更出現了成群的江心沙洲。這些沙洲便是啟東壹帶成陸的雛形。它們遍身堆積著層層疊疊的海貝和海藻的殘骸，後來更長出了草萊萋萋的灌木，遂成綠洲。 啟東歷史上曾分屬三個縣管轄。南部為新漲的沙地，只有的壹百二十年歷史，史稱“外沙”，1928年設縣分治前隸屬上海市崇明縣；中部地區為“下沙”，在1941年前隸屬海門；北部呂四壹帶，成陸時間最長，有千余年歷史，在宋、元、明、清時歸屬海門，1942年前由南通縣管轄。馬相伯的《啟東設治匯牘》對啟東設縣過程有著詳細的記載。
在啟東，北部呂四壹帶稱為“北沙”，南部和中部地區叫“南沙”。“南沙”“北沙”語言迥異，習欲有別。南沙人講的是啟海方言，與海門話完全壹致，和崇明話相似，跟上海話相近，同屬吳語，而“北沙”人說的則是“呂四話”。
對於“南沙”居民的由來，比較主流的看法是“句容遷崇明，崇明搬啟東。”這是有史可稽的。據明正德《崇明縣誌》記載，崇明島初漲時，人煙稀少。696年（唐萬歲通天年），有黃、顧、董、施、陸、宋六姓在島上“辟草墾土，易而為田”，人口大我來自江蘇句容壹帶，也有來自江北的。1025年（宋天聖三年），崇明新漲壹沙有姚、劉二姓來居，名姚劉沙。1101年（宋建中靖國元年），三沙漲成，因“有魚鹽之利，民樂居焉。”句容人朱、陳、張三姓來此定居。
清光緒以後，崇明島東北江中相繼漲出十來個大小不等的沙洲，於是外地特別是臨過的崇明、海門居民便陸續遷來開沙墾荒，繁衍生息。這些沙上人，便是啟東南部最早的居民，他們大多是崇明地主的佃戶。由此可以推斷“南沙”居民源於江南句容、遷自崇明的說法是極為可信的。
有意思的是，啟東南部沙地的居民潛意識裏還常以江南人自居，自己分明居住在江北，卻還固守著江南的不少習欲。居然噱稱外地人為“江北人”，把聽不懂的話叫作“江北話”。這也正好從壹個側面印證了“南沙”居民源自江南。
至於啟東北部呂四壹帶的“北沙”居民，更是由來已久的復雜移民。“北沙”是啟東最早成熟的沙地，為長江入海口出漲的“東布洲”。唐朝時，呂四辟為鹽場。根據史料記載，這裏的早期居民為流放於“胡逗洲”上以“煮鹽為業”的各地“流人”，當然也不乏從外洋漂來的各地漁民。其居民究竟源於何地，如今很難考證。南通方言人稱“方言孤島”，外地人很難聽懂，其實其內部語音也很復雜。就從呂四方言看，“北沙”人說的“呂四活”，是壹種極為罕見的方言，在我國方言史上絕無僅有，與“南沙”啟海話“風馬牛不相及”，與其他沙地方言也有別。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斷：當年這些“流人”，來自全國各地，在沙洲與大陸有天然間隔，對外交通和交流不便的情況下，各地方言長期相互融合，就形成了壹種獨特的方言。而這也有力地佐證了沙地居民為外來移民的論斷。
從人類遷徙規律看，大凡人口流徙，總是與自然地理、行政命令、區別設置、社會經濟密不可分。在呂四，民間曾有這樣壹種傳說：明朝洪武八年八月十三日，呂四地區發生海嘯，3萬人淹死。於是朝廷下旨，從白卯（今常熟）抽杜、盧、季、周、毛、彭等姓，連同祖宗枯骨，舉家遷往呂四，永不回原籍。因此，傳說呂四地區本籍就有這麽幾個大姓，其余都為後來遷來的客籍戶。
另外，從沙地姓氏分布及其來源看，啟東移民特征也十分顯著。姓氏呈現大雜居小聚居、多而雜、大姓姓氏少而人口多，小姓姓氏多而人口少的特點。譬如，呂四西寧周街村、袁家竈村、彭家套村就分別有周姓、袁姓、彭姓聚族而居。據1985年的統計，沙地***有390個姓，其中黃、陳、張、施、陸、顧、朱、沈、楊、徐、周、袁、倪等13個為大姓，人數均超2萬，散居沙地各地。
到了清末民初，隨著沙地接漲成熟，自然優勢不斷顯現，經濟、文化日益發展，人口流徙更趨頻繁，沙地居民逐漸由少到多，趨向穩定增長。那些從事旱煙業的寧波、紹興商人和從事典當、衣莊的安徽商人，也紛紛來到沙地定居生活。到了現當代，人口流徙更加頻繁，居民身份更為豐富，外籍幹部、學生、外來務工經商者等紛紛來啟工作定居。目前，沙地啟東居民就達到113萬，僅少數民族就有28個之多，沙地居民可謂來源廣泛，人丁興旺。
沈復《浮生六記》對啟東的記述
《浮生六記》是清朝長洲人沈復（字三白，號梅逸）著於嘉慶十三年（1808年）的自傳體小說。清朝王韜的妻兄楊引傳在蘇州的冷攤上發現《浮生六記》的殘稿，只有四卷，交給當時在上海主持申報聞尊閣的王韜，以活字板刊行於1877年。《浮生六記》是壹部水平極高影響頗大的自傳體隨筆，在清代筆記體文學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該書的特點在於真純率真，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富有創造性。
沈復在其《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有壹段記述他當年來到啟東的精彩文字，生動地再現了啟東早年的地理歷史、世欲民風：嘉慶甲子春（1804年），痛遭先君之變，行將棄家遠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今久隆鎮壹帶）勘收花息（欲稱議棉花）。沙隸崇明。出劉河口，航海百余裏。新漲初辟，尚無街市。茫茫蘆荻，絕少人煙，僅有同業丁氏倉庫數十椽，四面掘溝河，築堤栽柳繞於外。丁字實初，家於崇，為壹沙之首戶；司會計者姓王。俱家爽好客，不拘禮節，與余乍見即同故交。宰豬為餉，傾甕為飲。令則拇戰，不知詩文；歌則號呶，不講音律。酒酣，揮工人舞拳相撲為戲。蓄牯牛百余頭，皆露宿堤上。養鵝為號，以防海盜。日則驅鷹犬獵於蘆叢沙渚間，所獲多飛禽。余亦從之馳逐，倦則臥。引至園田成熟處，每壹字號圈築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竇，用閘啟閉，旱則長潮時啟閘灌之，潦則落潮時開閘泄之。佃人皆散處如列星，壹呼俱集，稱業戶曰“產主”，唯唯聽命，樸誠可愛。而激之非義，則野橫過於狼虎；幸壹言公平，率然拜服。風雨晦明，恍同太古。臥床外矚即睹洪濤，枕畔潮聲如鳴金鼓。壹夜，忽見數十裏外有紅燈大如栲栳，浮於海中，又見紅光燭天，勢同失火，實初日：“此處起現神燈神火，不久又將漲出沙田矣。”揖山興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無忌憚，牛背狂歌，沙頭醉舞，隨其興之所至，真生平無拘之快遊也。
啟東成陸時間不長，歷史典籍對啟東的記錄幾乎沒有。因此，沈復在《浮生六記》中對啟東的這段記述就顯得尤為可貴。這也是迄今炎上發現的最早壹篇記載啟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