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力：美國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屬於「白手起家」類。的確，如今的頂級富豪幾乎不會生來就窮困潦倒，以至於與機遇完全不沾邊——良好的早期教育是壹大先決條件，有壹個富裕的任專職的父親也幫了大忙——但他們的巨大財富通常來自辛勤工作、聰明才智和很大的運氣成分。總體來說，他們不是貴族，而是經濟精英；他們不僅專註於消費財富，而且壹心創造財富
教育背景：昆士蘭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奎金在最近的壹篇論文中談到，根據他的統計，常春藤盟校壹年級新生總數（約27000人）僅占美國大學適齡人口（約300萬人）的近1%。在由教育驅動、贏家通吃的經濟體中，這群1%的18歲青年在躋身未來1%的成年富豪群體方面具有極大優勢。
奎金寫道，「精英學校的入學競爭如此激烈也就見怪不怪了。盡管學費壹直穩定上漲，比壹代人以前貴得多，家長和學生還是認為進入壹所『正確的』的大學是勝負攸關的人生大事。」
超級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學校裏就開始了。要通往頂級富豪圈並不需要專屬護照，但確實有個途徑，那就是母校——美國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以及世界頂尖商學院。
在這個世界，妳在哪兒獲得MBA比妳是哪國人更重要。許多頂級富豪都在他們的祖國接受教育——記住，這是壹個基本靠白手起家的群體——但是他們的子女幾乎全在這些全球頂尖學校上學。
當今，每5個中國企業家中有4個會考慮送小孩到國外念書。」中國億萬富豪更喜歡送孩子去國外讀中學，英國的私立寄宿中學是熱門之選。中國的百萬富豪則把孩子送到國外的大學，以便孩子融入頂級富豪經濟（plutonomy），美國常春藤盟校則匯聚了最多的精英。
和優秀的人為伍。社會學家羅伯特·莫頓在1968年的壹項關於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中發現，諾貝爾獎得主的壹個顯著的***同特點是：他們在年輕時就天賦異稟，並且專註於壹個領域，而後能夠進入他們研究領域中聲名顯赫的科學家的實驗室——「55位美國獲獎者中，有34位年輕時曾有資格在46位諾貝爾獎得主手下工作。」
二、頂級富豪的圈子，趨於全球化、同質化
頂級富豪正形成壹個跨國社團，他們互相之間的***同點比他們和家鄉同胞的***同點還要多。無論他們定居在紐約還是香港，莫斯科還是孟買，當代的這些頂級富豪正在抱團形成壹個新的世界。
超高凈值人士（具有至少5000萬美元的可投資收入）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生活方式更趨相似。即便是零散分布在其他地區的高凈值人士也會參與同樣的世界市場、購買高收益的消費產品。他們的財富組合也極為相似，主要為金融資產，尤其是在國際市場交易的上市公司的持有股權。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創始人王輝耀主任對我說，「我們經歷了貿易全球化，我們經歷了資本全球化，現在，我們正經歷人才全球化。」
「土地的所有者壹定是這塊地產所在的某個國家的公民。但股東實際上是世界的公民，不壹定屬於某個國家。」
三、當代慈善資本家的訴求：改變世界
馬克思有句名言：之前幾代的哲學家試圖描述世界，而他意圖改變世界。蓋茨和其他頂級富豪正在對慈善世界產生著類似的巨大影響。他們不想資助社會部門，而是想改變它們。他們對美國教育產生的影響即是壹例。
這些慈善資本家創立企業的方式是通過最小的努力產生最大的影響力（資本家運用杠桿，技術專家運用規模），他們認為慈善也應該用同樣的方式。
改變教育：蓋茨和其他關註教育的億萬富豪將焦點放在可以衡量的結果上，引領了壹場數據驅動的改革。第壹步，將考試放在教育的中心，學生學習的產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壹步，使教學工作更多地由數據或獎勵驅動。
改變國家的資助方向。基金會往往更多地資助前沿研究工作，我們在物資分發方面充當合作夥伴，但是政府的資助還是占了最大部分，這是對世界經濟中頂級富豪的金融和才智力量的衡量，他們的目標是引導整個國家
改變意識形態：壹些有遠見的頂級富豪不僅試圖利用財富當上政府官員，而且要用財富轉變地區、國家乃至世界現有的意識形態。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對於民主的出現以及東歐和蘇聯多元化的出現產生了強大的影響。
四、巨富圈的不平等現象
納稅低：2009年，在前1%富豪群體中，妳越是富有，實際稅率就越低。前1%富豪群體的收入稅率為23%，前0.1%富豪的收入稅率僅為21%，納稅最多的前400名納稅人的繳稅額占不到總稅收的17%。資本收益對於頂級富豪而言是重要的收入來源，而妳在收入分布圖上的位置越低，資本收益就越不重要——2012年的資本收益稅率僅為15%。 溫特斯認為，美國的寡頭之所以能享有如此低的實際稅率，是因為壹群職業的律師、會計師和說客正為他們提供服務。他將這壹「侍臣」群體稱為「收入保衛從業者」。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他們待在壹些由頂級富豪資助的智庫中，絞盡腦汁地精心策劃反對稅收的方案，他們肯定從中撈到了不少好處。
女性占比低：2012年《福布斯》億萬富豪榜。1226名億萬富豪中僅有104名女性，再剔除億萬富豪的妻子、女兒和遺孀，人數就更少了。最值得註意的是，女性富豪的空缺同社會其他階層的趨勢極不吻合。在前1%之外的99%群體中，女性掙的錢越來越多，接受的教育越來越高，獲得的權力越來越大。
雖然99%群體中的女性人數穩定增長，前1%富豪群體仍舊是男人的俱樂部。可以這樣來理解其他人同前1%富豪群體的差距：世界分為由女性主宰的中產階層和由男性精英統治的富豪階層。
哈佛女生壹旦畢業後，進入頂級富豪圈的概率就變小了，原因在於她們所選擇的工作。金融和管理是最有利可圖的行業，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金融家賺取了上文提到的195%的超高工資溢價。2007年，壹畢業就從事金融或管理工作的女性比例升至43%，而令人吃驚的是做出同樣選擇的男性比例高達58%。妳可以看看他們的收入差距：2005年，哈佛畢業的8%的男性收入超過100萬美元，而僅有2%的女性越過這壹門坎。
越富有的家庭就越可能由男性當家。2005年，前0.1%富豪群體中納稅人的配偶僅1/4有工作，頂級富豪的家庭主婦大多是耶魯法學院等頂級學校的畢業生。超級精英階層中雄心勃勃的極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學而不是秘書，而他們同樣受過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會放棄工作。
問題不在於女性沒有男性聰明，或數學能力沒有男性強：她們沒有殺手的本能，她們不想鬥爭，她們不想攻擊對方的要害。」
四、新技術下超級明星效應
經濟學家所謂的「超級明星」效應——技術革命和全球化往往在許多領域和公司裏產生了壹個成王敗寇的經濟競賽，妳若在自己所處的領域內成為最拔尖的人會帶來豐厚的回報，但要是得到第二名，經濟價值就會大幅縮水，
1、科技領域的超級極客：技術人才為主的超級極客不僅統治了華爾街、矽谷、班加羅爾和北京，他們也在華盛頓掌權——不論哪壹黨派贏得選舉。
2、新技術淘汰了舊技術，也擴大了市場的整體規模。
現場表演——比林頓夫人的終身職業卓別麟的最初職業——只占到娛樂大蛋糕的很小壹塊。由於電影和無線電的誕生，人們花更多的時間參加商業娛樂活動，這為頂尖的演員創造了更大的市場。?
壹旦互聯網成為大眾傳播媒介，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壹新技術將為「超級明星經濟現象」畫上句號。
網絡時代的超級明星同其他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我們發現，在全美總收入分布圖中，前1%高收入者擁有總收入的17%左右；
為什麽Lady Gaga的身價相當於4個比林頓夫人？其實答案並沒那麽神秘。她們都是各自時代的頂尖歌後，享譽全球。但是能聽到比林頓夫人歌聲的唯壹方式就是親自去看她的現場演出，而如今只需通過互聯網就能聽到並看到Lady Gaga的表演。全球化和技術革命使得Lady Gaga的音樂傳播給了更廣泛的觀眾，因而她成了更耀眼的明星。
雖然電影制片廠也元氣大傷，但電影明星還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雖然球隊變得壹文不值，但體育明星還是能賺得幾百萬美元。
我們也發現在特定行業中——銀行業、法律行業、體育界、娛樂界，甚至在例如牙醫之類的普通行業中，那些頂端的富豪在不斷拉大與其他人的差距。這種「超級明星經濟現象」是全球超級精英出現的原因之壹。
3、頂級富豪經濟體的內部形成了壹個舒適的全球村莊。
頂級富豪經濟體是如何在馬歇爾效應的影響下成為自我維系的全球經濟，從而將其他人全都隔絕在外。
對奢侈服務的需求超過了對低收益服務的需求。應當記得，這也是花旗集團「頂級富豪經濟」的提出者精心刻畫的理論：古馳比沃爾瑪的業績好，卓越的油畫比那些畫得還算可以的油畫升值得更快，對戴維·博伊斯的需求超過了對助理律師的需求。
俄羅斯寡頭成就了法國超級明星牙醫，華爾街銀行家和阿拉伯酋長成就了超級明星室內設計師。不論妳善於補牙還是織布，壹旦妳融入了超級明星聯盟，就能從少數全球商業精英積攢的大量財富中獲利。反之，不論妳在西西伯利亞地區還是美國中西部開始妳的事業，只要妳是超級精英的壹員，妳將和其他超級精英成為同壹名牙醫、室內設計師和藝術館館長的老主顧。這就是為什麽頂級富豪經濟體的內部形成了壹個舒適的全球村莊。
馬歇爾效應、羅森效應和馬丁效應都涉及超級明星因他們所創造的價值獲得更高回報的方式——更富裕的客戶（馬歇爾效應）、更多的客戶（羅森效應），以及同資金支持者之間更好的交易條件（馬丁效應）。而聖人馬太觀察到的積聚效應使以上促成超級明星誕生的因素變得如此強大：超級明星現象能夠自我強化。
最能體現「名氣」這種自我強化力量的科學家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是位真正具有開創精神的物理學家，他的相對論引領了核時代，轉變了我們對物質世界的思考方式。然而，為什麽對量子力學做出重要貢獻並提出至今有效的原子結構模型的尼爾斯·博爾和脫氧核糖酸（CDNA）雙螺旋結構發現者詹姆斯·沃森沒有像愛因斯坦那樣家喻戶曉呢？
二戰後，美國人對外國人產生了強烈的恐懼，反猶情緒不斷高漲。 在這種政治氣候下，美國的輿論控制者斷定，愛因斯坦博士和他的相對論不僅邪惡而且具有破壞性。舉世公認的壹個事實是，全世界只有「12個人」能理解相對論。專家們擔心這個外國秘密小集團能運用知識使時空彎曲，從而進入「第四維度」達到「統治全球」的目的。《紐約時報》甚至警告說，愛因斯坦的發現具有「反民主的意味」：「地球上或星際空間中的某種斷言只能被選中的少數人所理解，這樣的斷言踐踏了《獨立宣言》。」
?魏茨曼的代表團到達了美國。當時猶太復國主義逐漸受到紐約猶太人的歡迎，數千人來到碼頭迎接訪問團。但是媒體認為，這群人是愛因斯坦的狂熱追隨者。《華盛頓郵報》報道，「數千人等在碼頭迎接愛因斯坦。」《紐約時報》寫道，「數千人為迎接愛因斯坦和他率領的團隊，等候了4個小時。」愛因斯坦激起了新聞記者的興趣，他們把目光全都聚焦在他的身上。記者們先前預想愛因斯坦是位桀驁不馴、高高在上的歐洲人，會看不起有點兒粗野的美國人，但恰恰相反，他竟然是位謙遜的、討人喜愛的家夥。「給他照相時他笑容盈盈，對於記者提出的無理問題，他的回答也充滿幽默，妙語連珠。」愛因斯坦不再對《獨立宣言》構成威脅，《紐約時報》宣稱，「越熟悉愛因斯坦，對他的印象就越好。」隨筆作家也喜愛愛因斯坦，他們喜歡顛覆讀者的期待，體驗激動的戰栗。壹位科學界傳奇人物由此誕生。
四、巨富如何誕生。
1、經濟轉型，舊體制變革
蘇聯推翻舊體制的變革，或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在那些地區，對變革的響應帶來了尤為可觀的利潤。最驚人的變革——以及獲得意外之財的最大機會——發生在俄羅斯，那裏20年的資本主義造就了約100位億萬富豪，占全球億萬富豪總數的8%。這群俄羅斯富翁的個人財富相當於俄羅斯全年經濟產出的20%。
索羅斯之所以能取得顯赫戰績，是因為他用於探測變革的「雷達」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傻瓜算法。這是新興市場真正的秘密。如果妳不懼怕世事無常或者背井離鄉，那麽在這些未開拓的經濟領域賺錢比在發達國家拚命多爭取1%的市場份額要容易得多。
世界上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公司——如通用電氣、谷歌、高盛——正在尋找從當代巨大的經濟轉型中獲利的方式。然而，最大的贏家是個人，而不是機構：全球化和技術革命正大幅降低進入的門坎，受益者是那些足夠聰明、足夠幸運並且能獨立實現目標的人。
「貸款換股份」私有化改革的最大贏家、2003年俄羅斯首富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10年來壹直被關在監獄（因欺詐、逃稅等多項罪名），其中大部分時間被關在西伯利亞的勞動營裏。 頂級富豪階層的這種動蕩不安是新生頂級富豪圈的重要特點，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頂級富豪雖然有大量的銀行存款，但他們的現狀其實沒有那麽安定，互相之間的差異也很大。當前經濟的最大贏家是擅長響應變革的那些人，但這也意味著他們生活在——恰如壹位匈牙利人（安迪·格魯夫）說過的至理名言——「只有偏執狂才能幸存的世界中」。
2012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1226名億萬富豪中，111名是來自蘇聯的寡頭，90名是技術專家，77名是金融家。相對於經濟規模而言的億萬富豪數量，以及億萬富豪與其他人的差距更為驚人：俄羅斯億萬富豪的總財富相當於俄羅斯年經濟產出的1/5。而在美國，424名億萬富豪的財富僅相當於美國年經濟產出的10%，
莫斯科是全球億萬富豪最多的城市，以78位傲居榜首，紐約僅有58位，而倫敦只有莫斯科的壹半，俄羅斯寡頭的成績斐然，如今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比沙皇時期更為嚴重。 這場蘇聯解體後的資產甩賣之所以奪人眼球不僅因為它標誌著從國有權向私有權的突然轉變，還因為私有化後的戰利品價值如此之高，以及該轉變如此之迅捷
幾乎在每壹個角落，最終目的都是讓政府出局。但自由經濟思想的勝利具有諷刺意味的壹點是，對自由經濟思想的落實帶來了經濟史上靠尋租發財的最大機會——歸根結底，政府主宰著私有化。在機不可失的戰利品瓜分中占得壹席之地是現今加入全球超級精英行列最保險的途徑之壹。
2、利用時代發展趨勢的風口
大數據將造就壹群新的報酬極高的超級明星。麥肯錫估計，截至2018年，僅美國壹國就將在大數據應用領域出現14萬～19萬個具備「深度分析才能」的人才空缺。大數據可能將造就壹小撮率先懂得大數據的革命性潛力並從中獲利的億萬富豪——臉譜網的市值高達1000億美元，其實可以理解為是市場對大數據的壹種看好。
前1%富豪群體的崛起，尤其是前0.01%頂級富豪群體的崛起大可歸結於金融的崛起。更松的金融監管、更多的串通行徑、更高的風險追求，這些都是金融之所以成為許多西方經濟體——尤其是英美兩國——更主要領域的重要原因，這也是造就超級精英崛起的關鍵原因。也是金融家的收入之所以超過其他幾乎所有人的重要原因。
3、懂得及時轉身
「轉身」意味著妳認識到自己走錯了路，必須換條路線了，要成為變革時刻的贏家，壹部分靠的是各種因素的幸運組合，即合適的技能、合適的性格以及在合適的時間處於社會上合適的位置。
曾經是大的吃掉小的，現在是反應快的吃掉反應慢的。」倫敦商學院教授薩爾認為，成熟公司——大型公司——難以成為反應快的公司，至少在效率方面。這些公司沒有改變自身的行為，它們最典型的反應是「積極惰性」——公司仍然因循守舊，只不過比以往更加積極而已
費爾斯通（Firestone）公司。公司創始人哈維·費爾斯通十分擅長響應變革。1900年，費爾斯通公司開始在俄亥俄州阿克倫生產輪胎。亨利·福特率先開創了汽車大規模生產，費爾斯通看到了其中的潛力。1906年，福特選中費爾斯通公司為T型汽車供應輪胎。1988年，日本競爭者普利司通公司低價收購了費爾斯通公司。同許多強勁的百年老店壹樣，隨著子午線輪胎進入美國市場，費爾斯通公司被這壹新出現的顛覆性技術擊垮了。該公司試圖迎頭趕上，開始加緊生產子午線輪胎，而這些生產廠房原本是為生產傳統斜交輪胎而設計的，結果導致了災難的發生。最終，費爾斯通公司不得不召回數百萬只輪胎。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國會認為，輪胎問題導致了34人死亡，費爾斯通公司應為此負責。
導致費爾斯通公司失敗的直接原因正是它以往的成功。」 費爾斯通公司在安穩的美國「二戰」後時代壹直表現優良。如薩爾所言：「只要環境壹成不變，依照成功公式按部就班保準沒錯。」但是，如今許多行業、許多國家，以及整個世界經濟都正處於變革時期，「按部就班」遠遠不夠，這時擅長響應變革的局外人就能脫穎而出，戰勝固有的體系。
Groupon團購網站起初是集體政治行動的平臺；Paypal（貝寶）網站最初是手機相互轉賬的工具，後來才「轉身」成為eBay（易趣）的網絡支付平臺；推特最初是播客網站，失敗後才改頭換面成為微博
LinkedIn，它於2011年上市，公司聯合創始人、董事會主席霍夫曼由此成為億萬富豪。霍夫曼明白，雖然他在變革浪潮中遊刃有余，但這壹浪潮造成了壹個贏家和敗者兩極分化更為嚴重的社會。「懂得職場新規則並掌握全球經濟新技能的那些人，同固守陳舊思維方式並依賴商品化技能的那些人拉開了越來越大的差距。
諾貝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所說：「妳接受的知識和技能不像資產組合那樣易於替換。」索羅斯可以通過減損，或嘗試不同的對賭手段來響應變革。對於大眾而言，由於之前的職業已淪為累贅，要在45歲時找到新的職業，可沒有那麽容易。
四、超級富豪的致命缺點——短視。
當妳加入超級精英的行列，向上爬到壹定高度時，妳的生活將發生改變，周圍的人會迎合妳的壹切需求。「當妳習慣了7天24小時被伺候著，妳便開始覺得整個世界圍著妳和妳的需求轉。妳失去了對於事情對錯的判斷力，擁有更多的資源、獨立於他人而存在，會促使人們將自我利益置於別人的福利之上，並視貪婪為積極有益的事物，這些又反過來造成了越來越多的不道德行為。
威尼斯於1315年達到經濟實力之巔時，他們開始采取行動「鎖定」自己的特權利益。逐漸加緊對政府控制的特權統治集團發布了《金典》（Libro D』oro），此舉正式為社會流動畫上了句號，因為這是壹本登記威尼斯貴族的官方名錄，如果妳的名字不在這本冊子上，妳就無法躋身寡頭統治集團。
不久，「政治閉門」轉變為「經濟閉門」。在寡頭的操縱下，威尼斯的統治集團逐漸切斷了新入行者的商業機會。使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變得富有的法律創新產物——康曼達契約被禁止了。威尼斯***和國的精英統治集團為眼下的私利而行動，將創業暴富者拒之門外則意味著既得利益集團能夠獨享對這座城市利潤巨大的貿易航線的控制。然而，從長期來看，「閉門」意味著威尼斯寡頭開始走向滅亡之路，也意味著整個威尼斯開始從繁榮走向衰敗。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時還少。威尼斯曾壹度是歐洲最富有的城市，而在17～18世紀，當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時，這座城市的財富持續萎縮。
被公眾視為品德高尚的沃倫·巴菲特是美國億萬富翁神壇上最神聖的人物。2008年，他在寫給股東的壹封信中描述了他的投資哲學：「壹家真正偉大的企業必須擁有壹條穩定的『護城河』來保護投資資本的超高回報。」巴菲特明白，開放經濟的「創造性破壞」對於整個國家是有利的，但像他那樣的聰明的資本家更喜歡用不可逾越的「護城河」來保衛自己，如同威尼斯人將名字放進《金典》中。
現代版的《金典》會員資格比列入貴族名單更加隱晦。在我們越來越復雜的經濟中，真正的《金典》是精英大學的學位，而且越來越多的全球超級精英占據了這些大學的地盤。事實上，統計顯示，與獲得大學文憑關系更為密切的是父母的富有程度而非高中的考試分數：更高的階層比認真上課更重要。
與威尼斯精英階層不同，西方資本家投身於「創造性破壞」和與新入行者之間的競爭，從而創造了越來越包容的經濟和政治秩序。結果，人類歷史上最具活力的經濟發展時代誕生了。馬克思主義促使精英階層更願意分享成果。對***產主義革命的擔憂是改革的強大動機。與其冒著被布爾什維克的先驅徹底奪取政權的危險，不如賦予工人階級有效的政治發言權和社會安全網。
隨著頂級富豪與其他人的經濟差距變成鴻溝，他們開始居住在自己「大門緊閉」的全球小區裏。前1%富豪群體和其余的99%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文化閉門」十分可怕，因為它加重了頂級富豪在政治上的短視。
「要有長遠的貪婪眼光」。如果頂級富豪足夠聰明，他們現在會采納這壹哲學。但是，利維的繼任者在掌舵高盛這艘大船時漸漸明白，這句話聽上去容易，做起來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