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企業壹向以形象光明正大而自居，但國內某些跨國公司卻醜聞纏身，令這壹形象失色不少。這些醜聞據稱包括上億歐元的賄賂，購買色情服務，以及其它違規行為。牽涉其中的不乏壹些國內最資深的企業高管。壹名已被定罪的企業高管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知己，他曾經和前總理壹起大張旗鼓地改革國內呆板的勞動力體制。困擾西門子，大眾，德意誌銀行和其它公司的醜聞情況如此嚴重，按照沃頓商學院和德國壹些企業管理專家的話來說，以至於德國公司高層們決定采取英美方式管理企業。這些辦法將增加公司的透明度，讓投資者在公司經營方面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並削弱來自銀行方面的影響——要知道，在德國公司的經營上，銀行壹直以來都扮演重要角色，銀行高管們壹直高高占據著公司監督委員會（相當於美國的董事會）的重要位置。沃頓商學院法律和商業道德研究教授托馬斯·唐納森（Thomas Donaldson）說，跟幾年前困擾美國的企業危機相比，德國公司案例略有不同；不過，它們都以各自方式，損害了企業主管人員在公眾中的信心。“我想，德國遇到的企業危機，跟美國遇到的類似安然公司的醜聞相比，在影響程度上是壹樣的。我估計，這將促使德國人在企業管理方面，特別是腐敗問題上，更深刻地反省自己。”克裏斯蒂·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壹位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是沃頓人力資源中心跨國研究咨詢小組負責人。他認為，眾多違規事件的集中爆發，正提醒德國有必要采取措施，改進先前那套倍受贊譽的“勞資***同決策”制度。有人把這套制度描繪成是：在決定公司重大事項時，管理層和勞工代表之間體現出來的壹種親密關系。布魯斯·柯高特（Bruce Kogut）是巴黎附近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戰略學教授。他說，這些醜聞突顯出壹個事實，那就是德國公司並沒有使自己朝更加開放和更加負責的趨勢發展。“德國企業並不理解新的遊戲規則，”柯高特說。“他們習慣的是銀行和企業、工會與政府間關系密切。 距離那種更盎格魯-撒克遜的、更美國式的商業文化，德國仍然相距遙遠。”7200萬美元的獎金所有這些醜聞令德國企業形象大打折扣。舉個例子，美國有關部門正在就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在全球設立多個秘密帳戶，專門用於賄賂外國政府官員的案件展開調查。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已經承認它在非洲，亞洲和東歐有過“不適當的支出”，並且對涉案員工作了解雇或停職處理。在另壹個案件中，德意誌銀行的首席執行官約瑟夫·安科曼（Josef Ackermann）曾被指控賄賂曼內斯曼公司（Mannesmann）的管理人員，這是壹家被英國電信公司沃達豐收購的工程公司。2006年11月，他向檢查官支付了大約420萬美元結案。當安科曼將那筆可能高達7200萬美元的獎金支付給曼內斯曼公司負責人的時候，他本人還是沃達豐公司的監事會成員。曼內斯曼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克勞斯·艾思（Klaus Esser）在同意接受沃達豐提出的1830億美元的收購價格後，便將這筆獎金的絕大部分納入私囊。作為結案的條件，艾思同意支付大約190萬美元罰金。經過長時間的庭審後，杜塞爾多夫市的壹家法院於2004年宣告安科曼和其他被告無罪釋放。2005年，聯邦法院又要求安科曼和其他涉案人員接受新的審查。盡管接受了檢控機關的懲罰，安科曼仍然擔任德意誌銀行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不過，最近幾個月以來，最吸引人眼球的莫過於西門子和大眾事件了。在西門子，官方正在調查公司高層是否開設了黑金帳戶，賄賂潛在的海外客戶。2006年11月， 200名警察搜查了西門子公司的辦公室和雇員住所，獲取了成千上萬份文件，整個調查事件公開化了。檢察官同時聲稱，發現壹些西門子雇員使用壹套系統來貪汙公司錢財。在2006年9月30日結束的壹個財政年度內，這個商業巨無霸實現的銷售收入1150億美元。西門子說它正配合進行這項調查。《華爾街日報》報道，自從警方突查行動以來，公司承認在過去的幾年***有5.44億美元的交易存在嫌疑。西門子同時稱，這些錯誤都是“個人行為”。但是這家報紙認為，拘留證據以及記者接觸過的證人證言都讓人覺得，“在這家公司裏，行賄是壹個很普遍、高度組織化的行為。”《華爾街日報》同時報道，因為忽略了西門子公司帳目上的這些涉嫌賄賂款，長久以來為西門子提供審計服務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德國分公司，也在接受調查。畢馬威正在協助官方調查，但否認存在過失。西門子高管面臨的指控具體包括：公司電力部門的兩位前高管，據稱支付了780萬美元賄金，從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那裏爭取渦輪機定單。《華爾街日報》稱，2004年，西門子公司資深高管托馬斯·舒芮特（Thomas Kutschenreuter）支付給西門子曾經的商業夥伴、沙特阿拉伯咨詢公司BAE公司（Beit Al Etisallat） 5000萬美元。報紙稱舒芮特正在配合檢察官的調查，他聲稱這筆支出獲得了西門子公司管理委員會的授權，現任首席執行官克萊菲德（Klaus Kleinfeld）和當時的首席執行官馮·皮埃爾（Heinrich von Pierer）都知情。據說在和壹名代表BAE公司的沙特商人打過壹個電話之後，舒芮特就去為付款做了安排。來電者要為曾經給西門子提供的商業合作索取9.1億美元傭金。假如西門子不付，那麽，打電話者威脅說，他就向美國證監會舉報，並提供替西門子在沙特行賄以獲取電信合同的詳細資料。上述5000萬美元中，1700萬美元據稱是支付欠下的傭金，剩下的則是封口費。在另壹起案件中，為了從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那裏拿到渦輪機定單，西門子電力部門兩位前高管花了780萬美元行賄。今年3月中旬，這兩個人，克雷（Andreas Kley）和維格納（Horst Vigener），在德國的達姆施塔特市接受審訊。他們倆人聲稱參與了行賄，但沒有違反德國關於嚴禁賄賂外國政府官員的法律，因為這家電力公司已經私有化了。但是檢察官認為，在他們行賄期間，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仍然屬於國家控股。3月27日，另外壹項調查讓西門子公司雪上加霜。公司管委員成員之壹的費梅爾（Johannes Feldmayer），在紐倫堡被檢察機關逮捕。他被指控跟壹筆支付給蓋思奇（Wilhelm Schelsky）的資金有關。後者是壹家德語首字母縮寫為AUB的德國工會的官員，該工會對西門子壹向友好。《華爾街日報》稱，檢察官們相信這筆錢通過蓋思奇機構給了AUB，用來抵消德國最有實力的行業工會IG Metall的影響力。費梅爾拒絕認錯。蓋思奇在2月份涉嫌偷稅被捕。大眾公司的違法行為據稱涉及公司高管和工會官員。在這場被媒體戲作“賞錢和妓女醜聞中，大眾公司高管涉嫌挪用公款，利用性派對、假日色情陪侍和紅包等方式收買勞工代表，又稱勞資聯合委員會成員。大眾案例讓我們看到在德國勞資雙方協調壹致***同決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者和勞動者之間比較緊密的關系使得勞工組織在公司重大決策時，擁有壹定發言權。2007年3月5日，這個案例有了最新進展，公司強大的勞資聯合委員會前任負責人克勞斯·沃科特（Klaus Volkert）被控48項罪名，包括煽動職工和貪汙。1月，大眾公司前任人事主管彼得·哈慈（Peter Hartz）因為批準“賞錢和妓女”計劃而被定罪，處2年緩期徒刑以及大約73.6萬美元罰金。他承認收買沃科特來影響雇員決定，獲取他們對公司重組和削減開支計劃的支持。德國法律規定大型企業的重大決定須咨詢公司的勞資聯合委員會領導們的意見。據悉，1995年和2004年之間，沃科特索取並獲得了大約250萬美元的獎金，此外還有78.6萬美元，用於豪華旅遊，購買衣服和珠寶，為他和女友支付子虛烏有的咨詢費用。現年65歲的哈慈2005年從大眾辭職，他壹度在德國廣受尊敬。2002年，他擔任所謂的哈慈委員會主席，為施羅德總理出謀劃策，制定了壹系列勞工改革方案，來降低失業振興經濟。比比美國的醜聞沃頓商學院的唐納森教授註意到，同美國相比，德國公司的醜聞有點兒不壹樣。美國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曾經犯下的錯誤行為，讓安然、世通、泰科等公司蒙羞，導致以兩位國會議員名字命名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出臺。“壹個明顯的不同是，安然和其它壹些肇事公司基本上已經壹敗塗地，”唐納森說。“雖然世通公司已經恢復，但是元氣大損。而在西門子和大眾汽車，毀滅性的打擊沒有出現。”第二點不同是，德國的公司腐敗範圍沒有美國廣。“安然醜聞涉及13家公司，”唐納森說。“在它們之後，緊跟著曝光投資銀行醜聞、基金管理公司醜聞和紐約證交所醜聞。在過去5年中，我們看到各種各樣嚴重的金融和會計醜聞。德國是否會走上這條路，我們還不得而知。”還有壹點不同，這兩個國家發生的公司醜聞形式不壹樣。在美國，唐納森註意到，安然時代的醜聞通常是精心策劃，擡高公司股價。高管們通過做假賬在股市上套利。而在德國，大量的問題跟賄賂有關。“這些醜聞意義深遠、震撼人心，以德國素來嚴格的公司監管制度而不能防範，令人驚詫，” 唐納森解釋說。“每壹起案例中，我們都有壹些明顯的失誤需要控制。上億美元流出公司大門，卻無人查問。”長期以來，德國的法律制度認為，花錢賄賂外國官員，是公司必要的業務開銷。實際上，德國法律壹度允許企業為這樣的開銷撇賬。自從德國采用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9年制定的反腐敗綱領後，這種現象改變了。根據唐納森的說法，這個綱領源自美國《反海外腐敗法》。在德國商人中，賄賂有時是種必要手段的觀點依然存在，唐納森說。“今天當妳跟德國公司高管交流時，妳會發現這壹點。他們會說，‘德國人有高標準，但當我們出去到世界各地時，那裏比較粗野和骯臟，要是說我們還能夠按照足球規則來玩那就太幼稚了。’我想，跟瑞典甚至美國比起來，這種觀點在德國更有市場。但是，多年來壹直用錢收買大眾公司勞資聯合委員會的頭頭，而且還提供色情服務的做法，是對德國誠信傳統的壹記猛擊。”員工和管理層之間的關系沃頓商學院國際勞動關系專家施奈德說，壹定程度上，給西門子和大眾帶來難堪的根源在於兩者在監管上的***同弊端：德國公司管委會非常規的設立方式，以及工會在這些委員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德國公司管理分上下兩層結構，下面的管委會較小，負責向監事會匯報並由後者任命。在公司管理委員會裏，有三種不同的雇員代表形式。1952年頒布的《工作組織法》要求所有雇員人數超過500名的公司，在監事會中必須要有三分之壹的雇員代表。1976年的《***同決定法》中規定，在雇員超過2,000名的公司中，必須具備概念上的相等性——即，監事會中50%是股東代表，50%則是雇員代表。可是，當意見相左，需要監事會主席進行第二次投票表決的時候，股東代表壹定會是占據多數席位，通常監事會主席都是站在股東壹邊的。另外，在監事會裏，勞工方至多可以有三名來自公司以外的工會成員。這些頗有爭議的“外部”代表跟公司沒有必然的聯系，無法直接代表本公司雇員的權益。第三種雇員代表形式，盡管僅限於煤炭和鋼鐵行業，卻在監事會中真正保證了同等性，假如被任命的工會負責人實際上是管理委員會代表的話，雇員代表就可以對他投否決票。今天，這個特殊的***同決定法案所起的作用有限，因為煤炭和鋼鐵行業正在萎縮。可是，既然它規定了德國有史以來最廣泛的勞資***同決策體制，對工會來說它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義。“在歐盟內部，德國是唯壹壹個施行如此影響深遠廣泛的制度的國家，”施奈德說。“沒有第二個國家希望有這樣的制度。妳所做的，是讓工會成員和雇員代表在公司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包括任命和免職管理委員會成員，”施奈德說。“其結果就是，許多德國公司管理人員抵制勞資***同決策制度，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由監事會任命和解雇的。這種雙層委員會制實際上會使界線模糊，因產生利益沖突而受到批評。勞資***同決策制度的產生，是為了讓雇員的利益在公司最高層的實體中得到反映。但是在壹家大公司裏，雇員代表是壹回事，做管理決策則是另外壹回事。”勞工和管理層之間的親密關系“是導致大眾公司出問題的原因”，施奈德補充說。“為了獲得監事會雇員代表對大眾公司延長工作時間和機構重組的要求的支持，公司管理層開始通過錢，假期和賄賂等方式誘惑工會給他們投贊成票。如果大眾不存在這樣的管理體系，它是不會被逼著去玩這樣壹種遊戲的。”默克爾總理已任命專門委員會對勞資***同決策制度進行調查，並就是否對之進行修改提出意見。壹種由德國雇主聯盟聯邦協會提出的方案是，將監事會中雇員代表數量縮減到三分之壹。這實際上就是在1976年的法案之前所有德國大公司都執行的方案，76年的法案要求所有雇員超過2千人的公司必須執行50-50的勞資***同決策制度。公司老板們面臨來自工會領導人的強大反對聲音，這些工會領導人實際上要求擴大國家勞資***同決策制度的範圍。同時，令人不感到驚訝的是，專門委員會提交的報告聲稱，沒有必要大動幹戈地改變這種制度。醜聞有所區別位於柏林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壹位資深大西洋事務會員賀默裏奇（Joerg Himmelreich）說，必須註意到大眾和西門子醜聞各自有何不同。在大眾，所謂錯誤行為指向的是濫用勞資***同決策制度，而這種制度幫助德國從二戰廢墟中站起來並創造了20世紀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奇跡。盡管大眾出現醜聞，賀默裏奇認為“大多數的德國人不打算放棄這種制度。”西門子醜聞，則是源於競爭壓力，需要開拓國外生意。在這種狀況下，公司管理人員通常認為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賄賂以“博得政府的高興”，賀默裏奇說。這種的付出通常是需要的，因為基礎設施和公用項目特別需要得到政府官員的許可。假如勞工—管理層***同決策制度會導致產生問題的話，賀默裏奇補充說，公司高級執行官們扮演的雙重角色同樣也會造成利益沖突，形成滋生錯誤行為的風氣。在西門子，前首席執行官馮·皮埃爾同時也是監事會的領導。“對解決這些問題方面，他缺乏興趣，”賀默裏奇說。“這是利害攸關的大事情：現任首席執行官應該當上監事會的主席嗎？”賀默裏奇指出，安科曼陷入違規事件時他身兼兩職，既是德意誌銀行的首席執行官，也是沃達豐公司監事會的成員。這個例子反映出德國的銀行官員們長期以來的做法，那就是，在那些他們提供融資服務的大公司中，他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實際上，銀行和公司間的親密關系，跟工會和公司管理層間的友好關系壹樣，是存在問題的，沃頓商學院的唐納森指出。他說，德國公司監管體制是“由內部人控制的服務股東利益的體制”。跟美國公司相比，德國公司在銀行融資關系方面有所不同。“在德國，銀行的作用舉足輕重，”唐納森說。“公司並購在美國已經存在了相當壹段時間，現在正在歐洲蔓延，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意識到，這種內部控制的方式存在問題。在德國，壹次惡意收購可能還能得到在公司監事會中占有壹席之地的銀行的支持。它不只是壹個道德問題；而且它不是壹個高效的制度，因為妳無法保證它是壹場正當交易。”對德國精神的影響INSEAD學院的柯高特認為，雖然西門子等德國大公司紛紛被醜聞擊中，但過分誇張這種企業現象對德國精神的影響是沒有必要的。“西門子事件令人震驚，因為它對德國來說舉足輕重，已經存在了超過壹個世紀，” 柯高特說。“西門子是妳能夠想到的德國大公司之壹。壹旦發現它們開設秘密帳戶用於賄賂，那當然令人非常吃驚。這種事情很嚴重。”但是柯高特補充說，在這些醜聞中衍生出的積極的壹面是，社會大眾通過媒體對它們了解得壹清二楚，這向真正有意義的改革邁出了第壹步。“老實說，有多少德國公司，或者歐洲公司，敢說自己在過去的30或是40年中，跟政府是幹幹凈凈做生意的？對過去發生過的許多事情，人們有所了解，但我們不知道的是其中的細節。或許好消息是，壞消息即將被暴露在大眾眼前。”唐納森說，企業醜聞令人難堪，對德國的自我形象危害巨大，公司采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勢在必行。“壹些人感到，相關參與者——投資者，公司管理層，銀行等——辜負了大家的信任，所以老的制度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樣，可以創造出良好的公司管理。”政府和公司部門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或許都不會試圖去復制英美的經濟模型，他補充說。“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國將采用英美體系的某些要素，特別是賦予股東和外部投資者——是投資者而不是銀行——更多的話語權。” 最近爆發的企業醜聞，也提醒要加強審計委員會的作用，對財務報告條件做些改變，唐納森說。“在2007年，德國企業依然是個由內部人控制，服務股東利益的現狀。這種制度對大股東和企業管理者有利，但它對普通投資者不利。跟英美體系相比，德國體系中股東的話語權要少得多。我依然認為，在總體上說，目前德國的公司治理存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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