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未滿15周歲的周寅昌寫出了自己的第壹首歌《歌唱毛主席和* * *生產黨》,經老師修改,不僅出版,還入選了當年的中學音樂教材。在我們學校,在西城區,在北京中學的校園裏,都唱過中學生自己創作的歌曲。在人才濟濟的北京四中,周銀昌的名字被加入了長長的優秀學生名單。
1953年春天,周音昌懷著對音樂學習的滿腔熱情,帶著劉馳和陳子寫的推薦信,來到了沈陽南湖那座灰白色的小樓。不久,他成為東北音樂學院新成立的“附中”第壹批學生。從此,他開始了音樂專業漫長而規律的學習生活。雖然在整個學習過程中,他壹直從事許多音樂社會活動(其中壹部分是勤工儉學),但因為勤奮,在八年的學習中,他始終保持著各門課程的優異成績。
沈陽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後留校。30多年來,他的工作幾經波折,形成了職業生涯的曲折之路。雖然有波折,但他並沒有退縮,而是走向了更高的位置。他有開拓精神。原本他的興趣是作曲,在實踐中也展現了自己的創作才華。他和著名作詞人張莉合寫的《節日之夜》(1956),從東北推向了北京,推向了全國。與著名詩人金波壹起進入兒歌創作園,創作了《牽牛花》、《雨歌》、《小紅花》、《謝謝》、《小河》(田甜詞)、《雪花》(沈蕓詞)等壹批佳作。到大學畢業時,他已經出版了100多首歌曲,包括《紅五月》、《好五月》(1959,金伯詞)、《春日歌》(1960,崔吉喜詞),流傳於東北和北京。《丁咚》(穆青詞)、《山野之歌》(穆青詞)被1962評為全國優秀少年歌曲。它們和小紅花、小雲彩壹起,成為了中國中小學的教材。南京“小紅花藝術團”還把《小紅花》編排成歌舞,作為劇團的保留節目在國內外演出;兒童音樂劇《大南瓜》在沈陽受到熱烈歡迎。遺憾的是,由於條件所限,他的畢業代表作《蔡文姬》未能排演。周音昌作曲用的筆名是尚吉。伴隨著國富論(1963),金伯詞),祖國好(1964,魏詞),我們是黨的貼心人(1965,金伯詞),大慶精神大放異彩(65438)壹篇文章評論說:“在家裏,在大街小巷,小紅花沒有什麽轟動效應,卻像壹股涓涓的清水流進了二三代的心裏。”可以推斷,如果他繼續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在音樂創作領域可以取得更多更高的成就。但由於大學畢業留校,工作需要,他只能把創作放在“業余”的位置。
1962年7月畢業時,周寅昌謝絕了北京幾家歡迎他來工作的創作和表演單位,服從組織分配留在母校,立即擔任作曲系四年級正式班。為了把課教好,他孜孜不倦,沒日沒夜地花了幾年時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見解,寫出了獨具特色的教學講義。到1996,他已經成為壹名受學生尊敬的優秀青年教師。
“十年浩劫”很可怕,但即使在那幾年,他也沒有停止學習。他利用“下放”和“糾正”的機會,把馬列主義、毛澤東的哲學和文藝、美學的理論壹個壹個地讀了壹遍,為他以後的事業填充了理論基礎。
“文革”後,周寅昌作為作文的主要老師,重新進入教學崗位。1979年秋,周寅昌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任教。隨著專業的“民轉軍”,事業也開始“轉行”,從作曲專業轉到樂理專業。從此,他把精力投入到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文化乃至文化管理的廣闊天地。這壹轉折的標誌,始於所謂“港臺流行歌曲”的研究和理論活動。
理論來源於實踐。沒有透徹的分析和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為此,他從1979年底開始,用了3個月的時間,在有關領導、同誌和夫人邱黛安的支持和幫助下,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了大量流行歌曲錄音資料,錄制了近百首歌曲,分析了600多首歌曲,反復比較研究了100多首歌曲。同時對工作中的香港歌手、幹部、老師、學生、家長、卡拉ok經理甚至深圳、廣州的壹些飯店、餐廳進行了100多次的討論和采訪,查閱了大量的史料。在紮實的研究工作基礎上,他撰寫了《港臺流行歌曲》專著,對港臺流行歌曲的含義和解讀進行了清晰的概括,對復雜的港臺現代流行歌曲進行了清晰的分類,並從歌詞、唱腔等方面詳細分析了其特點和規律。本文從美學的角度解釋和回答了為什麽壹些“流行歌曲”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為什麽許多年輕人對它們著迷,以及它們所造成的社會效應。雖然手稿的篇幅只有三四萬字,但卻是建國以來,乃至上世紀30年代以來,第壹部對中國“流行歌曲”進行全面研究和系統分析的學術專著。也可能是迄今為止發行量最大、受歡迎程度最廣的音樂學術專著。該專著以《流行歌曲簡析》為題發表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上,在國內外發行。同時,其單行本第壹版就印了20萬冊,很快就被黨政軍系統搶購壹空。如果再加上人民音樂、歌曲等10多種報刊上發表的十幾篇文章、報告、講座、視頻、轉發、轉載,真的很難計算出它的輻射面之廣。
從1981開始,周銀昌作為幹部培訓班的老師,協助老主任小黑想部隊之所想,憂部隊之所急,策劃開辦了文化幹部培訓班,實現了軍隊文化幹部進院校接受專項培訓的創舉,受到了部隊的熱烈歡迎。五年來,為總後勤部、海軍、總參、二炮、國防科工委、炮兵、福州、成都、烏魯木齊、廣州、昆明等軍區舉辦了九屆。1984 2月,他走上部門領導崗位後,根據部隊文化系統的需要,陸續開辦了影視技術、曲藝創作、表演等培訓班。同時,他還把文化幹部的培訓延伸到地方,為北京和全國總工會舉辦了相應的培訓班。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西方現代工業和企業管理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實現科學管理和管理科學研究成為工商、行政領導、思想和學術界的熱點。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周銀昌覺得將管理科學引入文化工作勢在必行。培養新型文化幹部的任務即將提上日程。經過壹番努力,1987招到了第壹批文化管理專業的大學生。他主編的《文化管理手冊》主持了部隊文化管理部分的編寫工作。主持了"新時期基層音樂生活的合理配置"的科研項目,本系部分教師參加了該項目。在文字成果的基礎上,他制作了壹套十盤的《兵營之聲》磁帶,分發全軍使用。“軍藝”文化工作系是我國第壹個文化管理專業系,不僅學科建設領先,而且在全國率先進入實際教學運作。周銀昌和另外兩位老師因為建立了文化管理的教學體系而獲得了優秀教學成果獎。他對文化管理專業教育性質的概括和“加強政治素質,突出專業技能”的十二字教學方針,被許多高校所采用。
十幾年來,周銀昌不斷拓展研究課題和工作領域,陸續取得新的學術成果,並將這些成果植根於基層單位和群眾。據不完全統計,他先後為軍隊、機關、廠礦、大專院校內外授課600余場,聽眾20余萬人。發表和完成的論文、文章、專著和教材近百萬字。鑒於他在音樂理論工作、教學工作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突出成績,《軍藝》授予他兩次三等功和兩次“教學成果獎”。1989中共中央宣傳部、共青團中央授予他“全國優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榮譽稱號。後獲全國教育藝術“鑄魂”金杯獎,被譽為“十佳青年教育家”。作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國務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