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我開始自學攝影。經過近十年的努力，攝影技入明顯提高，也曾在國內外各類攝影比賽、影展中人選、獲獎。但題材雜亂，更沒有個人風格。1990年，我再次去農村進行藝術創作，發現許多貧困地區的農家孩子因生活困難，不能入學受教育，他們渴望讀書的心情深深地打動了我，於是，我決心用照相機把他們記錄下來，告訴富裕地區的人們，只要妳能伸出雙手幫幫他們，這些孩子就不會可成為文盲。當時我到處翻閱資料。了解中國的農村基礎教育現狀，攜知中國目前仍有兩億文盲，世界上每4個文盲當中就有壹個是中國人，這對我沖擊很大。
1991年初，我買了地圖，東拼西湊，找了壹些經費，開始對邊遠地區進行采訪，那壹年，我乘硬座火車、搭拖拉機、驢車等交通工具，專門往大山裏走，整整壹年的時間跑了12個省、28個縣、100多所學校，拍攝了70個膠卷。天熱就往南跑。天冷就往北跑，去體會孩子們的辛苦。費用緊張，就住在老鄉家裏，吃飯總是兩個餅子壹碗菜湯，有時壹天還要走四五十裏山路。
其實條件艱苦並不是我最大的困難，要拍攝這壹專題，很多人不能理解，當時社會上提倡主旋律，多拍、多表現明亮的壹面。可這個專題記錄的全是上老破舊、老少邊窮，照片非但不能發表，而且還會惹來麻煩。可我堅定這樣做是很有意義的。我不能眼見這些孩子，在校園外面徘徊。很多孩子哭著要上學，家裏沒有條件，他們就上山砍柴，或捉些蠍子賣掉，或剪掉指甲、頭發換錢，太讓人感動了。無論如何，這件事也要堅持做下去，當時許多朋友做起了生意、發了財，可我想我只要把這件事做好，也就不枉拿相機，算是辦了壹件對社會有意義的事。
在農村，我也總是遇到麻煩，到處受冷落，地方領導不願意我給他門“曝光”，也不會想到這些圖片能給他們帶來什麽效益。這樣壹來，進度很慢，車子找不到，走路便是家常便飯。還有壹次，我在壹所剛下過雨的破舊學校拍照片，孩子們用破盆爛碗將教室中的積水掏凈，但沒曾想被壹位年輕教師誤解，扭打之中，弄得滿身泥水，心裏挺難過，我是壹心為孩子、為貧困山區的教師著想，他們生活很艱苦，每月工資不足幾十元(還要為交不起學費的孩子們墊付)。可當他們見我拍照，心情總是不悅，生怕給社會丟臉，百般阻撓。就這樣，爬山涉水，風來雨去，每到壹處就被那些窮苦孩子祈盼的眼睛所感染，往往壹個心酸的故事沒有溶化，又壹個心酸的故事吸在心頭。開始，我不由自主掏出壹些零錢給他們，可畢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我常想，壹定要多拍快跑；讓他們盡快得到幫助。
我經常和農村的老師住在壹起，聽他們講述那些心酸的故事，又常常被他們立誌農村教育的行為感動。
1992年4月，我將所有底片當中的40幅放大送給身邊的許多人審閱，聽取他們的意見和感受。所有看了照片的人都有壹個同樣的感覺：就是為了這些孩子們捐款。尤其是那壹幅“大眼睛的小姑娘”，誰見了都會受感染。當時各種新聞媒體都進行了報道，效果也是始料未及。他們將捐款寄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不到八個月時間收到善款上億元。許多人在匯款單上寫道：“請把錢轉給“大眼睛的小姑娘”’。有時壹天就能收到捐款數萬元。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情非常激動的，原本以為這些照片不會發表，沒想到卻能引發社會上潛在的巨大慈善力量。這些人大都是普通百姓，他們生活也不富裕，可容不得別人比他們更難。於是我趁熱打鐵，開始籌辦個人影展，讓更多的人了解現狀，參予進來。
1992年10月，我的以“希望工程攝影紀實”為題的圖片展同時在北京、臺北兩地展出，這也是海峽兩岸史無前例的。
北京的展覽是中國攝影藝術節中的壹部分，當時有十三四個大型影展同時展 出，名家勞蘋，還有許多國外著名攝影家也來參加。國內影展的作者，有吳印鹹、簡慶福大師。而我是無名之輩，因此影展放到過道上舉行，沒想到照片卻引發了強烈反響，10天之間，數萬人蜂擁而來，擠在展板前，流連忘返。許多老人邊參觀、邊擦著眼淚、感慨萬分。許多大中小學生排著隊來參觀。他們把錢放在地上，壹萬人為影展簽名助威，對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同時也表達了他們對希望工程真誠的道義支持。我第壹次感受到攝影的巨大力量，也第壹次認識到我所從事的事業的意義。
十天之後，影展結束。華北油田將我的影展搬到油田繼續舉行，隨後那裏又掀起了結對救助失學兒童的高潮。武漢壹家婚紗影樓搞店慶，老板取消了原計劃好的宴請活動，用這筆錢搞希望工程影展，效果很好。這之後，影展又接著在廣州、珠海、青島、上海、合肥等地巡展，所到之處，即起轟動。
臺灣島上三大城市巡回展出我的影展，由《中國時報周刊》主辦。臺北、臺中、高雄***展出八十多天，壹些刊物上刊出我的封面照片，並以題為“發揮了最大影響力的中國攝影家”為題進行連續報道，在臺灣轟動壹時。
看到如此效果，我的決心更大了。捐款源源不斷，每年以日聚增、數以億計，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懸掛了我的照片，北京地鐵火車每節車廂貼滿了我拍攝的宣傳畫。
1994年，我將拍攝照片獲得的稿費捐助了5名青海省的失學兒童。孩子們來信說，不知稱我是叔叔還是爺爺，也不知在哪裏工作，感謝我對他們的關心和幫助。1997年我將拍攝這組專題所使用的壹架個人相機拍賣所得的五萬元錢也捐助給了希望工程。
1994年8月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為我制作了“東方之子”的專題節目。播出之後，電話不斷打來。我坐出租汽車，司機認出了我，他們委托我把捐款轉給山裏的孩子。許多報紙雜誌發表了關於我的文章。那壹段時間，我每天收到三四十封讀者來信，有捐款的，也有向我提供采訪線索的，都稱我做了壹件功不可沒的善事。
1994年10月，我的《我要上學》攝影集出版，我將畫冊分發給黨和政府各級領導，以及社會各界名流，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捐款，許多黨和同家領導人還捐款在沙藏等地援建希望小學。
我是1992年底調到《中國青年報》任記者的。這幾年來我利用出差之便，將全國二十六個省的近百個縣進行了來訪，並跟蹤采訪了許多我曾們攝過的主人公， 了解了他們的近況，及時進行報道，收到良好的效果。
隨著“名氣”的增大，報刊，電臺、電視臺、機關、學校、企業不斷來找我，有的要求發表我的圖片，有的是要來訪報道我本人，還有的是請我做報告。我也不失時機地利用各種機會向別人講述每壹張照片後面的故事。
八年中，我先後赴新加坡、馬來西亞、加拿大、美國等地進行巡展並做演講，每次歸來，收獲極大。在美國我在壹家電臺做直播節目，壹個小時後回到展地，那裏已集滿了僑胞。他們說聽了節目都落了淚，於是趕來捐款。壹位七十多歲的老華 僑收到我贈送的壹幅原作後十分感動，立即捐資十二萬美金，交給我們用做教育獎勵基金。
我所拍攝的數十幅照片，涉及到失學孩子的，全部復了學，涉及到危困教室的，全部建成了希望小學。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負責人曾這樣說：“海龍的壹張照片經常會引來壹所學校，甚至不止壹所。”他還說：“人們了解希望工程，大都是通過他的圖片，首先是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動，於是便紛紛奉獻愛心。”《大眼睛的小姑娘》照片早在1994年便被定為希望工程的形象標誌、在國家工商部門進行了商標註冊，進行了法律保護。
1994年1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辦“跨世紀的鐘聲”大型義演，我的56幅作品被放大0.8x1.2米在會堂展出，這是中國第壹次在這裏舉辦個人影展。
1996年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授予我“特殊貢獻獎”。1997年中國攝影家協會授予我“特別榮譽獎”。1998年人圍中央電視臺經濟臺“改革開放 20年20人”特別節目。目前，希望工程已開展近十年，我所采訪的孩子也已成為有知識的青年。“大眼睛的小姑娘”已讀高中，並被推選為***青團中央十四大候補委員。希望工程以其成功的經驗告訴人們，這是建國五十年以來壹件極有影響力的大事。目前，希望工程***收到捐款17.82億元，援建希望小學7000余所，救助失學兒童22O萬人。更重要的是，黨和政府也對希望工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解海龍與希望工程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青基會)是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全國性非盈利性社會團體。中國青基會爭取海內外關。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事業的團體、人士的支持和贊助，促進中國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社會福利事業和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推動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壹，維護世界和平。
1989年10月開始啟動的希望工程，是中國青基會發起並組織實施的壹項社會公益事業。希望工程旨在通過動員社會力量，資助中國農村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繼續小學學業，改善貧困地區辦學條件。這項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公益事業；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海內外的踴躍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生前曾親筆為希望工程題名。
希望工程實施十年來，先後有海內外數以億計的善心人士捐款，募集資金1.82億元人民幣，救助220．9多萬名因貧失學少年兒童重返校園，為貧困地區援建希望小學7549余所，為農村小學捐建10000個“希望書庫”、2000個“三展影庫”少兒音像制品系列及配套錄放設備，培訓表彰了6000余名鄉村小學教師。
《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解海龍在希望工程實施之初，即作為希望工程誌願者，主動參與希望工程的宣傳。幾年來，他深入中國 貧困地區，足跡遍及中國26個省、12O多個縣，采訪了數百所農村學校、上萬名農村學生和鄉村教師，拍攝發表了數百幅具有強烈感染力和震撼力的紀實攝影作品。解海龍拍攝的作品被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千余家報刊、電視等各種宣傳媒體廣為采用，成為希望工程宣傳的經典作品，影響廣泛，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許許多善良的人們被他的作品所感動，為希望工程捐款捐物，奉獻愛心。他多次在海內外舉辦希望工程攝影紀實展覽，展覽辦到哪裏，他便把失學兒童的需求講到哪裏，並把海內外各界的關愛帶回貧困。他的壹幅作品往往可以給貧困鄉村帶來壹所或幾所希望小學。為此，許多貧困地區的群眾都誠邀解海龍用他的像機反映他們的心聲。
解海龍為喚起社會各界參與支持希望工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傑出貢獻，正是由於解海龍作品的影響力，才有了希望工程今天的輝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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