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是中國古代青銅禮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基本形制大家或可不太陌生，立耳、圓腹、三足或立耳、方身、四足。它的基本功能或用途是在禮儀活動中盛裝敬獻給上天和祖先的祭品——犧牲（另有醴和稻粱）。準確地說，青銅鼎是主要的犧牲盛器。
由於當時交通天地、祭祀祖先的權力，為社會上層的貴族階級獨有，因此用鼎的大小、數量便成為貴族身份、等級和地位的標誌。商周時期用鼎數量規定嚴格，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壹鼎。不同身份地位，不僅鼎的數目不同，所盛的犧牲也不壹樣。九鼎分盛牛、羊、豕（豬）、魚、臘、鮮魚、鮮臘等“九牢”；七鼎分盛牛、羊、豕、魚、臘等“七牢”；五鼎盛羊、豕（豬）、魚、臘、膚稱“五牢”；三鼎分盛豚、魚、臘，壹鼎盛豚，分別稱“三牢”和“壹牢”。
由於天子獨尊 特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時行九牢大禮，因此鼎就很自然地成為了國家政權的象征，並進而成為傳國之寶器。《左傳·宣公三年》記載：“(夏)遠方圖物 貢金九枚 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帝王世紀》記載：“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於亳。”《左傳·桓公二年》亦記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故《史記·周本紀》講：“此鼎定社稷存亡，故為王者必爭。”於是就發生了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問鼎”的故事。
所謂的“問鼎”，實際就是指奪取王位。公元前606年，楚莊王伐戎，領軍駐洛陽，行閱兵儀式。周定王無奈派王孫滿前去慰勞楚軍。楚莊子別有用心地問起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輕重。王孫滿十分清楚莊王的用意，便義正辭嚴地對楚莊王說，立國的根本在德而不在鼎。這段故事固然反映了春秋戰國，諸侯紛爭，禮崩樂壞的史實，但更說明了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據《戰國策》記載，戰國時秦國亦早覬覦周王室的九鼎，竟挺軍想奪取九鼎，十分恐慌的周王，采用大臣顏率的計策，求助齊國幫助擊退秦國，允諾事後存九鼎於齊國。齊國出兵將秦軍擊退，便向周王索取九鼎，見此顏率問道，如果把九鼎交給妳們，妳們將如何搬運回國，齊王說要經過大梁。顏率說，魏國早已企圖謀取九鼎了，如路經大梁，魏壹定會扣留九鼎。齊王說，那我們改經楚地。顏率說，楚國更是求鼎心切。齊王問，那應該走哪條路呢？顏率便慢條細語地給齊王講了壹段當年周滅商搬遷九鼎的故事，說當年周王為運九鼎，竟動用了九九八十壹萬人之多。齊王這時終於明白了顏率的用意，只好作罷。這裏顏率的用意實際很清楚，即各國都在貪圖九鼎，如果妳齊國真的把九鼎運走，其結果勢必會終日不得安寧。
據說，秦滅周後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遷鹹陽。但到秦始皇滅六國，統壹天下時，九鼎已不知下落。有人說九鼎沈沒在泗水彭城，所以秦始皇出巡此地時，曾派千數人潛水打撈，結果徒勞壹場。從楚莊王到秦始皇，九鼎故事虛虛實實，正暗示著此間社會的動蕩。
總之，鼎在當時人們心裏確有無以取代的地位。所以鄭人“鑄刑書於鼎上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註） ”；“晉鑄刑鼎”，著範宣子所作刑書，特示尊重而又為傳之久遠（《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得齊兵鑄鼎”，銷兵制鼎，特示和平安定（《呂氏春秋》）等等。直至今天，與鼎有關的詞匯，壹般均有顯赫、高貴、盛大或昌勝之意。鼎運、鼎命、鼎祚喻帝王之位或國家之命運；以鼎閥、鼎族、鼎貴、鼎甲指顯赫高貴之門弟；鼎業指帝王之大業；鼎喻指皇帝之旨意；鼎賜指極重之賞賜；鼎氣指國運昌盛之兆；鼎味喻國政，鼎定指建國，鼎論喻大治之策等，其他則還有鼎盛、鼎重、鼎具、鼎興、鼎助、鼎鼎大名等等，不勝枚舉。
追根溯源，本來鼎不過是壹種日常烹煮食物的炊器。最初是用陶燒制的，初型是容器下按設三足，下加柴燃火炊煮食物。這種器物起源很早，中原新石器時代早期裴李崗文化遺址中已出現缽形和盆形鼎。長江流域大溪文化遺址出土有罐形鼎。以後山東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嶺文化和龍山文化，良諸文化都出土有各種形式的陶鼎。
正是由於鼎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離之的重要炊具，特別是鼎本身“不炊而自烹”；即集竈與炊具為壹體，並有站立穩定等形制上的優點，進入青銅朝代之後，其地位便獲得了提升，即終於成為貴族宴鄉和祭祀上天與祖先的禮器。《說文解字》講：“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
《韓詩外傳》講：“伊尹負鼎俎，調五味而為相。” 可見，進入夏商周三代之後，有雙耳的青銅鼎恐怕大多已不再擔當炊具的使命，而被堂而皇之地用為調五味之重要盛具。我們知道，青銅是銅與錫或鋅的合金，而錫、鋅均為熔點很低的金屬，不耐高溫。至於新出現的四足方鼎，如再視之為炊器就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目前我們所最早的青銅出現於河南偃師二裏頭夏文化遺址中，為雙立耳深腹、圜底，下設三錐狀空心足，四壁薄，形制比較原始，很接近龍山文化的陶鼎
早商時代青銅鼎的鑄造技術有了明顯進步，器壁加厚，也較均勻，器表普遍飾以獸面紋等復雜的紋飾。腹仍較深，壹般為圓錐狀空心足。新出現的方鼎為空心柱狀足，商代中晚期的青銅鼎壁已普遍較厚重，形體多碩大，造型更向成熟方向發展。足大多為柱狀足，紋飾趨於細密縟麗。
1938年,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壹個大方鼎，當時轟動全國，這就是著名的司母戊，其通高133cm，口部長110cm，寬78cm，重量達832.5公斤，為目前所見世界上最重的鼎，堪稱中國青銅文化奇觀，其形制亦可視為晚商方鼎之代表。試想，如果當時熔銅的坩鍋容量以12.5公斤計，那麽，鑄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同時需要70余坩鍋協力操作，如每個坩鍋需要三、四個人，那麽澆鑄時至少需要250人同時工作。如再加設計、制模、翻範、組範及拆範、修整等工序，其制作場面可想而知。
商代的青銅鼎出現的數量很多，分布區域也相當廣泛，東至山東半島，北到冀北，西至陜中，南跨長江，偌大區域內均有發現。著名的人面紋方鼎就是在湖南寧鄉發現的。
周初鼎的形制較之商並無明顯變化，由於周人吸取商人酗酒誤國的教訓而禁酒，食器鼎的地位便獲得了空前的提高。周人終於建立起壹套以鼎為首的重食器的青銅禮器體制。出現了壹批形體偉岸，下腹碩大，柱足粗壯的大鼎，《大盂鼎》可視為當時鼎之典型代表。
西周中期，周人的青銅禮器制度完整建立起來，鼎在其中的地位已更為穩固，形制更趨穩重。比較重要的如《毛公鼎》（見圖九）。西周晚期流行的形制是立耳、圓底、矮獸蹄足，如《多友鼎》。
春秋戰國是我國歷史上文化大動蕩的時期，隨著人文大覺醒，祭祀文化終於開始步入老年，鼎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由於禮崩樂壞，諸侯紛爭，青銅器體系逐漸解體，最突出的表現有兩點。壹是出現了明顯的地域性特點，鼎此時基本可以分為南北兩大系：北系以三晉為代表，形制是圓蓋、圓腹、高足或矮足；南系以楚式為代表，深腹、平底、平蓋，外撇式三高足。二是大量出土仿銅陶禮器，尤其陶鼎最為常見。
隨著鐵器與牛耕的出現，隨著領主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官僚專制體制的創建，青銅禮器終於完成了自己的歷史，這種曾有著長期輝煌的禮器，日漸走入歷史的博物館，西漢之後，便基本絕跡。
我們提到《左傳·宣公三年》載，王孫滿回答楚莊王那段話“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這是什麽意思呢？夏王繪制遠方各種物象，用九州所獻貢金鑄鼎，而把所圖之物鑄在鼎上，實際披露出壹個重要問題，即青銅器表所飾花紋圖案是有特定內容和特殊意義的。
我們可以從王孫滿下面壹段話得以進壹步的證實。王孫滿接著講：“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意思是說，青銅器上飾以圖象，天下各地的物象得以齊備，旨在使國民辨識何為神祗，何為奸惡。這樣國民無論走到什麽地方都不致遇不順的事，山精水怪都不會遇到。
以此使社會上下平安協和，承受上天所賜之福。所以在以鼎為首的商周青銅禮器上我們看到如此富麗華貴，絢麗多姿的圖案花紋。如獸而紋、龍紋、鳳鳥紋、火紋、蟬紋、蠶紋等象形紋，竊曲、波折、勾連雷紋等幾何紋等等，豐富多彩。這些花紋尤其是龍、鳳、蟬、蠶等都有著十分深刻的文化意義和內涵。簡單地說，關於龍紋《考工記》講：“龍以水”其顯然是中國農業文明的特有產物。
最後我們不能不談到青銅鼎器內壁的銘文。青銅器出現銘文是從晚商開始的。最初只是作器者的父、祖、母或兄長的稱號以至族徽而已，以後發展為三、四十字的稱頌功德性質的較長銘文。如《乃孫作祖已鼎》，十壹字。西周青銅器與商代青銅器最大的區別是之壹便是出現了大量長篇的述史性質的銘文，如記載康王大舉征伐鬼方史實的《小盂鼎》；記載康王誥誡臣盂以殷亡和周興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大盂鼎》等。又如《獻侯鼎》、《作冊大方鼎》、《衛鼎》、《師湯父鼎》和《頌鼎》等，都有長篇銘文。
西周宣王時期的《毛公鼎》的銘文竟長達499字，為迄今了銘文字數最多的青銅器。這些銘文無疑可補歷史文獻之不足。對於西周歷史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至春秋戰國，長篇銘已較少見，如臺北故宮所藏《曾諸子鼎》、《芮公鼎》等，銘文僅四、五十字，無非是亂世諸侯大夫鑄鼎以祈求長壽安康的意願等。
中國文化是壹種形而上的文化，是壹種禮樂文化。中國古人哲人以“默而識之的觀點態度去體驗宇宙間發生的秘密。”（泰戈爾語）這種秘密就是節奏與和諧，而節奏也就是秩序，就是禮的基本精神；和諧則是樂的精神。中國人不僅把此壹精神滲透進現實生活，便進而把此裝飾到了日常生活所用器皿，而使形下之器啟示著形上之道。
對最現實的器具，賦予崇高的意義，賦予優美的形式，使之不僅僅是實用之器，而且可以同人對話，同人情思往還，從而達到壹種天人合壹的境界。在歷史上，本極為平常，而後來又極度輝煌的鼎便正是這樣壹種集中體現出節奏、和諧，基於天人合壹的文化產物。因此它在今天即使早已褪出歷史的舞臺，但作為中國文化的直接載體卻在現實社會中，在國人心目中光輝永存，永遠發揮著壹種無以替代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