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不知道魚會生病，鳥會中毒，孩子會死。但是我父親知道。他是生物學家。後來我父親去世了。父親的學生告訴我，長江的魚不能吃。河邊白茅上飛的鳥掉下來死了，是鉛中毒；出生在長江附近的孩子很小就患上了肝癌。
當人們還沒反思為什麽的時候，從天而降流入詩畫的長江，突然失去了襯托落寞晚霞的閑適與雄心；突然關閉了千帆萬木的寬廣胸懷。長江突然成了我們的“敵人”。
最近回到江南，看見長江渾濁的黃水無聲地流淌，像壹個倔強的老人拖著壹根扭曲的紅木拐杖，憤憤不平地走在不肖子孫的前面，頭也不回。
這時，我覺得我必須把我父親的故事講給長江和長江沿岸的黑羊聽。父親壹步壹個腳印背對長江，直到去世。我希望當人們最終知道如何向自然道歉時，他們會記得我的故事。
首先，魚的故事
我父親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去世。他去世前，我和哥哥帶他去旅行。這是他壹生中最後壹次旅行。他拍了許多令他感興趣的照片。回來後，他把這些照片壹壹貼在自己的相冊上，並在每張照片下寫上壹兩句話。看起來像壹張紙條。每次，我都會翻開他上次旅行的相冊，看看他拍的照片。他在這些照片下寫的句子，變成了褪色的老照片，訴說著壹些關於父親的故事。
比如相冊的第壹頁，有兩條魚，是我父親在夏威夷的阿拉馬灣用防水相機在水下拍的。那些紅黃相間的熱帶魚，扁平的身體像蒲扇壹樣，在海水中激起藍色的漣漪，漣漪像微風壹樣，激起了身旁的兩條褐色海藻。熱帶魚在水草中平靜地遊來遊去，自得其樂。
父親在這兩張照片上寫道:“長江葛洲壩的魚，魚，魚要往上遊產卵了。”
父親像許多老人壹樣，來美國看望他的孩子們。來之前很想念我和我哥。只過了壹天，他說:“我最多只能呆壹個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和我哥說:“妳退休了。讓妳的研究生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父親說:“研究生不夠厲害，沒人聽。”我和哥哥只是笑，“妳的威望很高。誰聽妳的？”爸爸媽媽嘆了口氣。但過了壹分鐘，他堅定地說:“等長江裏的魚遊回來，我壹定要去。”
當長江裏的魚回來遊泳時，我父親總是離開。這條規則始於20世紀70年代，當時葛洲壩建在長江上。我記得父親的朋友老顧穿著壹雙肥大的黑色棉鞋，坐在我寫字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著壹碗蛋炒飯。父親穿著灰色的棉襖，在小客廳裏走來走去，嘆著氣。
“大壩上的魚道沒用？”父親問。
“沒用的。”老顧說。
“魚不走魚道？”父親問道。
“別走。”老顧說。
“下遊的魚起不來？”父親又問。
“我剛從葛洲壩過來。魚都停在那裏。”老顧說。
“在大壩建成之前，我很早就告訴他們，魚不聽人的命令，魚有魚的規矩。”父親說。
“葛洲壩人以為今年漁業大豐收。我在抓魚苗，把它們撒在祭壇上。”老顧說。
“快吃，我們就走。”父親說。
我當時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裏，但我感覺他們處於焦慮的狀態。就像兩個消防員趕去滅火。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帶著三個研究生去了葛洲壩，在過魚道前拼盡了全力。最後，長江裏的魚沒能聽懂人類的語言和指向魚道的路標，傻傻地停在了大壩的下遊，等待大壩發發慈悲，為它們讓路。
最後，我父親和老顧兩個魚類生物學的教授，只好帶著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本能的魚運過大壩。而且從那以後，每年魚回來遊泳的時候，他們都會帶著自己的研究生去幫魚兄弟們運過大壩。這叫“科學研究”。魚每年都要遊回來，所以我爸爸得到了這樣壹份永遠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親在三峽大壩蓄水前就去世了。否則，他又多了壹份永遠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父親說:“我們教授只能做羊死了之後的修補工作。“羊”沒死，妳再喊也沒人聽。”
我們是壹個很功利的民族，是壹個只需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們可以提前利用屬於子孫後代的資源，快速揮霍或者寵壞他們。我們喜歡孫子，但我們的關心最多在涉及孫子時嘎然而止。至於我們的曾孫，他們有太陽和月亮，微風和藍天嗎？只要我們的腳壹蹬，眼睛壹閉，我們就眼不見心不煩了。我們也不小心嘲笑危言聳聽者。天怎麽會塌下來？這是無事生非。我們的好感是沒有根據的，但也是有道理的。
巧的是，我父親就是這樣杞人憂天。只不過愚公移山比沒有遠見的人多了壹項技能——帶領弟子年年搬魚。
第二，鴨子的故事
在父親相冊的第二頁，有壹組鴨子的照片。當時，我們在地圖上看到壹個叫“天鵝湖”的地方。我們帶走了父親。我們在壹望無際的玉米地裏開了三個小時，然後我們進入了樹林。沒有風，壹根根老藤靜靜地掛在枝頭，像遠古時代多年未剃的胡須，非常安詳地掛在滿地的爛葉上。我們發現了這個“天鵝湖”。湖裏沒有天鵝，但是停滿了鴨子的湖。壹個接壹個，遠遠望去，密密麻麻，像灰色的小跳蚤。我們的狗想在湖邊喝水。壹個湖裏的鴨子突然咆哮著，像戰士壹樣向我們的狗遊過來，保衛自己的領地。父親笑著拍了這張鴨子的照片。
在這張照片下面，他寫道:“上海浦東的鴨子，鴨子，就是長江汙染的證明。”
從70年代末開始，發現上海浦東和崇明島肝癌發病率很高。父親有個很優秀的研究生叫黃成，是個孤兒。父母都死於肝癌。父親經常給他壹些零錢。他們家有兄弟姐妹五人，相親相愛，住在上海浦東。這個研究生讀書的時候，他大哥也去世了。仍然是肝癌。人們不知道為什麽。父親帶著幾個研究生開始了調查，想知道為什麽上海浦東肝癌發病率高。
我父親選擇研究生活在長江下遊的鴨子。那段時間不斷有鴨子送到我們家。家裏小廚房壹股鴨屎味。我和弟弟踮著腳去廚房找零食，油球和燒餅都是鴨屎味。我媽媽和我爸爸吵架了，讓他把這些鴨子處理掉。我父親說:“我在哪裏可以得到它？我在大學辦公室拿不到。”
後來對鴨的研究結果表明，上海浦東和崇明島的大多數鴨在活了兩年以上後都得了肝癌。結論很明顯:長江下遊水質汙染嚴重。
1989年，父親拎著壹個黑色行李箱，去美國參加水資源與環境保護國際會議。我和他的研究生黃成送他上飛機。他的黑色行李箱裏裝著長江下遊水汙染的詳細證據和研究報告。父親穿著壹套嶄新的西裝。那套西裝的褲腿卷到膝蓋，腳下是壹雙解放鞋。我和黃成再三讓他放下西裝褲腿，穿上皮鞋。他說:“我已經習慣整天泡在長江裏了。”於是他上了飛機。不像教授。長江上的漁夫。父親半輩子都在長江上漂泊，像武俠小說裏的江湖英雄，保衛著自己都保護不了的長江水資源。
父親從美國開會回來後不高興。他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報道在談到汙染之後，又談到拯救生命的措施。我報道完汙染後，人們問:妳們國家有什麽拯救措施？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那次會議是十多年前召開的。那時，環境保護還沒有被中國人視為壹件重要的事情。在80年代和9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是賺錢。人們熱衷於把他們的小家裝飾得漂漂亮亮。壹旦出了小房子，就看不到骯臟的過道了。誰管流入長江給鴨子肝癌的東西怎麽清理？
去年，壹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父親的研究生黃成。他來美國做短期訪問。我問他:妳好嗎？他說:我來之前剛去過上海。我最小的妹妹死於肝癌。所以，我們都同時想念我的父親。黃成回憶起父親寫的很多論文和報告。那些論文和報告很早就對長江水生資源的汙染和危機提出了警告。可惜在他父親的有生之年，中國的社會首先只關註與天地的鬥爭，把人對自然的無知誇大成統治自然的權威；後來社會已經變成了只註重向天地要錢的社會，把人對自然的勒索當成了來自自然的財富。我父親和唐壹樣，帶著他的“桑丘”——幾個壹心撲在耿身上的研究生，向社會宣戰——壹個轉起來就很難停下來的大風車。他壹直孤軍奮戰到死。
第三，船的故事
我父親相冊的第三頁是我們在科羅拉多河劃船的照片。我和哥哥害怕父親在美國的孤獨，懷念他在長江上的浪漫流浪。我們決定帶他去科羅拉多河劃船。科羅拉多河是淺綠色的，我們的小摩托艇是乳白色的。父親開心地戴著漁夫帽，把褲子卷過膝蓋，微笑著握著方向盤，仿佛回到了故鄉。小小的乳白色摩托艇滑過水面，濺起忽高忽低的水滴，像靈巧的旱冰鞋劃過水晶碗水面上的壹個白色印記。我記得那時候有壹只麻雀壹樣的鳥在船頭飛來飛去，我哥給它餵了面包。小鳥不怕人，就跑到我們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娛自樂。父親嘆了口氣說:“我不知道在中國要多少代人才能建立起人與動物之間的這種信任。我們江南的麻雀，見人就像見了魔鬼。”當然，我能理解父親的意思。僅靠少數科學家無法拯救中國的動物危機和環境汙染。父親在航海。他讓我給他、鳥和船拍照。
我父親在這張照片上寫道:“我們應該教育長江流域的人民。”
上海浦東的鴨子證明長江被汙染後，父親在長江水域忙碌了很多年。他和他的研究生在漁民的船上住了半年，收集信息。當我和弟弟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登上壹艘漁船，在長江的太湖周圍漫步。暑假我爸爸帶我去過壹次。我記得我去的漁船太小了，我睡在後艙，連腿都伸不直。妳得憋著妳的臭尿，直到天黑，妳才能站在船邊撒尿。當時是漁訊，船日夜在水上顛簸。父親天不亮就起床，在漁民抓來的魚堆裏翻找。他們切了壹些魚，放在顯微鏡下觀察。據說有的魚有彎曲的刺，有的魚身上有血斑，有的魚數量大減。我在船上，無聊，吃了壹個星期的無鹽無油的魚來做飯。當我離開地面時，我甚至像青蛙壹樣走路，只跳。後來我對玩漁船不再感興趣了。我哥哥曾經被搞混過。那次他們去太湖，船比較大。我哥回來說:“差點淹死，差點淹死。”再也不去了。但我父親和他們從未停止。年復壹年，他們不得不在捕魚季節離開。密切關註長江流域各種水產資源的變化。後來，他們幹脆租了壹條漁舟，跟著魚到處跑。從長江下遊到四川重慶，從太湖到北洋湖。他們年復壹年，風雨無阻，走遍了長江流域。他們還在長江流域收集畸形鳥。麻雀鳥有三個翅膀，第三個翅膀很小，像小孩子衣服上撕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著覺得好玩，爸爸說這種變異可能也和汙染有關。
後來，父親在N大學的辦公室裏，擺滿了長江流域大大小小被汙染的畸形魚等常見動物的標本。我有時候去父親的辦公室，看到那麽多被汙染的魚和動物樣本，真的不知道說什麽好。父親、他的同事和研究生們談起這些被汙染的魚和動物，表情凝重如兵臨城下。但是長江沿岸的造紙廠和印刷廠仍然向長江排放含鉛汙水。結核病醫院和精神病院還在往長江裏扔廢棄的藥品。父親，這些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能做什麽？我甚至嘲笑父親:“當妳汙染的魚和動物沒有威脅到國家政權的穩定時，妳的任何對策都不會用。”
父親還在長江上忙碌。後來我發現父親這麽做是為了壹種精神，這就是父親壹生的意義。這種精神是無法用犧牲或者愛這樣的形容詞來形容的。這種精神是壹種冷靜的理性和責任感。是壹種不僅對自己負責，而且對後代負責的精神，不僅是對今天的發展負責，也是對人類居住的地球的未來負責。這是壹種科學的人文精神。為了這樣的科學和人文精神，我父親和他們那壹代知識分子忍辱負重，做了很多在那個沒有科學和人文精神的年代，直到今天才看到其意義的事情。
第四，父親追悼會的故事
父親相冊裏的最後壹張照片是父親追悼會的照片。不是我爸發的，是我媽發的。母親在照片下寫了壹行字:“江湖不如相忘。”就拿莊子電影裏兩條魚的典故來說吧。小池塘裏的水幹涸了，最後兩條魚互相吐口水，弄得有點濕。人們感嘆這是多麽偉大的愛情啊！但對於魚來說，還是讓它們在江湖中快樂地遊著，完全不去想對方的好。生死有別時，父親回歸自然。
和中國其他許多貧窮而執著的中年知識分子壹樣，他的父親突然英年早逝。那時，他剛從那次旅行回來不久。因為長江魚遊回來的季節就要到了，他已經買了回國的機票。但是它沒有成功。父親去世前幾天，我全身皮膚發癢，然後突然胃出血，吐血。救護車趕到我們家的時候，父親已經去世了。除了這本相冊和每張照片下寫的幾行句子，他沒有遺言。
醫生告訴我們他的死因可能是鉛中毒。母親二話沒說，在長江回魚的季節到來之前，帶著父親的骨灰按時回國了。父親就這樣回到了長江。
父親在美國的長江記憶是壹步壹個腳印的，他的追悼會當然應該在江南老家舉行。但母親帶著父親的骨灰回到南京後，父親所在部門的負責人非常內疚地對她說:因為他們的秘書倒掉了期貨，所以偷偷動用了部門的錢。結果所有的錢都沒了。那幾年連教授和講師的獎金都沒發，我真的沒錢給父親辦追悼會。結果我父親的研究生黃成來了。當時他捐了300元給父親開追悼會。然後老顧也捐了錢，其他爸爸的同事和學生也捐了錢。媽媽哭了。
父親的追悼會在長江邊舉行。除了他的同事和學生，還有許多漁民。在追悼會上，我父親的壹生被連接起來:
我爸爸叫袁川米。他出生在江南壹個非常富裕的地主家庭，畢業於金陵大學。之後在N大學生物系工作了壹輩子。他年輕的時候很洋氣，打著領帶，說著英語。他絕不是後來連西裝都穿不上的“漁夫”。他還會瞞著媽媽帶我和弟弟去紀明餐廳樓上的西餐廳吃牛排。後來文革的時候，他下鄉，在農村養豬幾年。他和所有改革派知識分子壹樣，非常努力地擺脫祖上八代人作為殘渣和汁液的非無產階級意識，把它清理幹凈，然後和工農緊密地打成壹片。上世紀70年代，只要有機會正常工作，他就竭盡全力為長江環保奔走吶喊，直到去世。這是我父親的壹生。很簡單。父親，他那壹代的知識分子似乎沒有內心世界，他們的內心世界必須公開。唯壹屬於他們私人的，是壹種根植於中國優秀知識分子良知的科學人文精神。這是我父親人生的支點。
父親的故事結束了。長江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可能永遠也講不完。最近，老顧給我發了壹份當地的報紙，報道了壹個漁民捕到了壹種長江珍稀動物——白鱘。報道稱，從漁民到科學家，所有人都竭盡全力拯救這條白鱘。看完之後，老顧壹定要讓兒子把這份報告拿到我父親的墳前燒掉，以告慰父親。也因為長江第壹條白鱘是我父親發現並命名的。那份報紙讓我談談，如果我父親看到人們如此關心珍稀動物的故事，他會怎麽想。這時，父親已經去世九年了。最後，我父親那壹代知識分子所堅持的科學人文精神開始成為大眾意識。我父親會怎麽想？
我想父親大概會說:“與其身在江湖，不如相忘。”
我父親的科學家生涯使他比許多人看得更遠。與其贊美人類對動物的愛，直到它們頻頻遭遇危險，不如不去幹涉動物，讓它們像我們壹樣在地球上有壹席之地，過上它們平靜的生活。地球不是我們人類主宰的，長江裏的魚有權利拒絕人類的指揮，也沒有權利關心它們。讓動物按照各自物種的本能自由生活。我想這可能是我父親對魚、鳥、鴨、白鱘發出的獨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