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草堂”？指的是成都的草堂寺。據《南舒淇·周傳》雲:“(劉崧)明八年，益州刺史肖輝，開賞異並行，帶至蜀為李豐將軍，同命肥鄉、成都兩縣。太史四年，隨惠凱回都(今南京)。”《文選》引梁健文帝《草堂傳》曰:“昔妳在蜀，可惜蜀草堂寺林谷，而學於雷慈宗設寺，因其名草堂，亦稱”。也就是說，周青仿照成都草堂，在建康(今南靖)鐘山又建了壹座草堂。
那麽，草堂背後的“精神”是什麽意思呢？
人是符號世界的居民。中國古代文人的住所和歸宿是“仕”和“隱”。“仕”與“隱”與其說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身份，不如說是兩種完全不同且不相容的人格模式。所謂“精神”，如果從現代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就是“獲得壹種自主的人格模式”。“官”有“官”的人格模式，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體制內的人格。“隱”有壹個“隱”的人格模式，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體制外”人格。現代心理學觀察到，人格的“自主性”在人身上是很明顯的。壹個體制內的幹部，不管之前是什麽樣的人，壹旦在體制內待久了，必然會染上壹種“體制化”的習慣和思維習慣。動必官僚，出必官僚，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官僚”。人格已經內在制度化的人是無意識的，他們不會覺得有什麽不妥。人格模式的形成源於具有慣性的情境和環境。所謂“體制內”，就是壹個殘酷激烈的權力競爭場。來到這個領域玩權力遊戲的人，首先要穿上“人格面具”的厚甲，防備無處不在的“暗箭”。所以，在官場久了的人，自然有壹個性格特質——爾虞我詐。如果壹個官員不能把“打假”的技巧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躺槍的幾率真的太大了。
反之，人格模式就是“隱蔽”。隱士常被稱為“真人”(如唐代益州靈泉縣著名的朱桃綴真人)。他們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裏，與天地之靈交流。他們自然不需要戴上“人格面具”的“鎧甲”，也沒有顧忌得罪上官。他們是不需要那些影響力場中的符號來武裝自己的人。他們生活的最大目的是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也就是自由。人性總是喜歡自由。但是為什麽很多人選擇去官場找不自在呢？因為有的人有虛榮心，有的人怕餓肚子。如果說虛榮心強的人進入官場是為了發展壹種體制內的人格是順理成章的話，那麽那些天生更接近體制外的人格，只是因為怕餓而進入官場謀生的人，必然會面臨巨大的內部沖突。孔的《北山物語》所反映的，是這兩種不相容的人格模式的永恒沖突——選擇為官，就要忍痛面對“靈散誌散”二是梅軒宴宴，焚衣裂蓮衣，抗塵去俗的問題。
中國有兩種人是傾向於“隱型”人格而不得不去政府謀生的，或者是體制內僥幸或註定要吃這頓飯的:壹種是不能處理好這兩種絕對沖突的人格模式而最終退出官場或丟掉性命的(如陶淵明、嵇康、杜甫等。)，而另壹類則是巧妙地處理了這種沖突的人(如孔之智)
那麽，草堂主人周青處理“官方”與“隱藏”之間絕對沖突的秘訣是什麽呢？秘訣就在於“草堂”二字。
堯、秦、天竺高僧赴長安創辦草堂寺，翻譯佛經，其中《中倫》、《白倫》、《十二倫》成為後來三大佛教流派的理論基礎。在之後，三家學派分別由和尚郎和居士(著有《三家學派》，但已失傳。周青在鐘山修建的草堂寺和附近的棲霞寺也成為了佛教三大流派的另壹個祖籍地，讓人不禁懷疑，從佛教傳承來說，成都草堂寺是否介於長安草堂寺和南京草堂寺之間。)。《三論宗》的核心思想是將“空”與“有”統壹於“中觀”。在我們今天看來，博大精深的佛學理論對於解決周青這樣的人的內在“人格”沖突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壹個跟著良心走的人，來到官場的殘酷環境，目睹殘酷的事情，能做什麽？《南齊周青傳》記載:“宋明帝頗能言，引其入殿，以近值。皇帝的所作所為令人發指，不敢示諫。在誦經中，受了因緣之福，皇帝也制止了。”——這叫機智。而足以達到這種變通的理論準備，就是佛教中所謂的“壹心三意，空無虛妄”。
唐朝時，壹個無法處理好“做官”與“隱逸”之間的絕對沖突的人，來到了周勇曾在成都停留過的草堂寺，搭起了草堂。這個人就是杜甫，壹位偉大的詩人。
當我們讀到杜甫的《秋風破草堂》時，我們會感到杜甫在成都的境遇是多麽淒涼。但是，我們忘了，嚴武，他當時是我們南巡的時候，是杜甫的朋友，用今天的話說，是“省委書記最好的朋友”。我們今天能想象壹個“省委書記的密友”住在茅屋裏，還被秋風吹破嗎？其實嚴武只是想把杜甫再拉進體制內(杜甫上次出局是因為他拿著槍躺著)。杜甫對自己的性格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草堂精神”與官場格格不入。妳可以“但求有故人提供飯”，但妳不想和官場扯得太深。然而，當嚴武第二次擔任本報記者，將杜甫拉入體制內做“工部尚書”時，杜甫終於沒能抵擋住米露的誘惑，屈服了。很快就出事了，因為他不喜歡嚴武的官僚作風，酒後罵人:“顏廷之(之父)有這個兒子！”！根據壹些史料，嚴武假裝不在乎，但暗中謀殺。幸運的是，嚴武的妻子給他通風報信，杜甫不得不離開成都。可見杜甫雖是大詩人，其詩千古絕，但他在草堂寺讀鳩摩羅什譯的佛經讀得少，不懂“壹心休三空假”的道理，才使得酒任性，使事情走到這壹步！《新唐書》對杜甫性格的評價是:“虛懷若谷而不檢點，善談天下事，清高而不切題”。今天，任何壹個身處官場的人，看了這個評價都會做出肯定的判斷:“杜甫太不適合在官場混了”。
如今，成都的草堂寺已經完全被視為“杜甫草堂”的壹部分。很少有人知道草堂寺與佛教中的鳩摩羅什、周青有精神上的聯系(清代成都名人趙茜曾在草堂寺的碑上寫了壹本書來說明這個想法，可惜碑不在。)。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孔智覺借罵假隱士的“草堂精神”，是杜甫人格的精神——真隱士的精神。杜甫在旅遊景點的敘事中被銘記為“愛國詩人”。當然，景區在今天屬於“機構”遺址。“體制內”的草堂博物館萬萬沒想到，草堂廟竟然被修復，變成了“體制外人格進入體制內的教育基地”。孔也是壹位官員，很好地處理了“官”與“隱”的矛盾。無論對他還是對周青來說，“草堂精神”都是很溫和的，因為他們接受了很多佛家和道家的觀念，他們都把世界看做是“假的”。但是杜甫不同。他沒讀過多少佛書，把世界看得太重。最後被“草堂精神”誤導。正如他在自己的詩中這樣評價自己:“江漢思歸客，幹坤為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