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衡水中學學霸張錫峰在《超級演說家》的壹場演講，引來無數人的爭議，可以說是壹場軒然大波。爭議的焦點源於壹句話“我是來自鄉下的壹只土豬，也要勵誌去拱大城市的白菜”。咋壹聽，確實讓人有點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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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看了他的整場演講，總體感覺是很勵誌的。於大部分人而言，壹個出身貧寒的人，讀書成了跳出農門、改變命運的最重要途徑，甚至是唯壹途徑。他的這種想法，存在於很多人心中，只是沒有表露出來，或者說沒有機會在《超級演說家》這樣璀璨的舞臺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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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部分人只看了截取的片段視頻，就大肆攻擊，就斷章取義，借題發揮，以此來黑化衡水中學，黑化衡水學子，我以為這對於壹個高三學子來說，對於壹所學校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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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高考前 ， 衡水中學 壹個 名叫李松 的學生 ，他接受了媒體的采訪。鏡頭前的李松說： “ 高考很嚴峻，妳多拿壹分，就可以在全省壓倒壹千人，或者更多人，所以每壹分鐘，都對我們都很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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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發言後的10 年，李松雖然沒考上當年誌在必得的清華大學，卻成為了壹名外交官。10年後他再次發言，是以常駐聯合國的外交官身份，祝福自己的母校以及老師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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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學，每年高考上清北人數高到達100多人，上985、211高校實屬基本目標。這其中，在生源方面，會存在掐尖，好苗子聚攏現象。但不可否認的是，老師和學生為了理想和目標全力以赴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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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並不舉手投足贊成衡水中學及其學生發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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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幾周，我們正好上“演講”單元，我還特意給學生播放了張錫鋒關於“青春與夢想”的視頻。那還在讀高壹的張錫鋒，眼中有光，嘴角不時帶著笑意，極其幽默，肢體語言恰如其分，演講內容層次分明，演講範十足。我和同學們都驚呼他的才能和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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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近的這場演講中，從風格看，的確判若兩人。明明想表達勵誌，卻有點面目猙獰、憤世嫉俗的味道。我想引起波瀾的另壹個重要原因：“我是來自鄉下的壹只土豬，也要勵誌去拱大城市的白菜”。把自己比喻成“土豬”，把城裏的某某比喻成“白菜”，確實不當。這不是讓經過奮鬥在城裏紮根的人躺槍嗎？誰願意說自己原來是只“土豬”呢？而城裏的某某願意說自己是“白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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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言辭的合適顯得極其重要。不能為了演講的效果，或達成某種目標而顯得狂妄，或充滿火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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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有人將中國學生何江在哈佛大學畢業演講——《蜘蛛咬傷軼事》拿出來對比。以下為何江的演講詞：
蜘蛛咬傷軼事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有壹次，壹只毒蜘蛛咬傷了我的右手。我問我媽媽該怎麽處理---我媽媽並沒有帶我去看醫生，她而是決定用火療的方法治療我的傷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幾層棉花，棉花上噴撒了白酒，在我的嘴裏放了壹雙筷子，然後打火點燃了棉花。熱量逐漸滲透過棉花，開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燒的疼痛讓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裏的筷子卻讓我發不出聲來。我只能看著我的手被火燒著，壹分鐘，兩分鐘，直到媽媽熄滅了火苗。
妳看，我在中國的農村長大，在那個時候，我的村莊還是壹個類似前工業時代的傳統村落。在我出生的時候，我的村子裏面沒有 汽車 ，沒有電話，沒有電，甚至也沒有自來水。我們自然不能輕易的獲得先進的現代醫療資源。那個時候也沒有壹個合適的醫生可以來幫我處理蜘蛛咬傷的傷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妳們或許已經理解到了我媽媽使用的這個簡單的治療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熱可以讓蛋白質變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壹種蛋白質。這樣壹種傳統的土方法實際上有它壹定的理論依據，想來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為哈佛大學生物化學的博士，我現在知道在我初中那個時候，已經有更好的，沒有那麽痛苦的，也沒有那麽有風險的治療方法了。於是我便忍不住會問自己，為什麽我在當時沒有能夠享用到這些更為先進的治療方法呢？
蜘蛛咬傷的事故已經過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興的向在座的各位報告壹下，我的手還是完好的。但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這些年來壹直停在我的腦海中，而我也時不時會因為先進科技知識在世界上不同地區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擾。現如今，我們人類已經學會怎麽進行人類基因編輯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個癌癥發生發展的原因。我們甚至可以利用壹束光來控制我們大腦內神經元的活動。每年生物醫學的研究都會給我們帶來不壹樣突破和進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奮，也極具革命顛覆性的成果。然而，盡管我們人類已經在科研上有了無數的建樹，在怎樣把這些最前沿的科學研究帶到世界最需要該技術的地區這件事情上，我們有時做的差強人意。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世界上大約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於2美元。營養不良每年導致三百萬兒童死亡。將近3億人口仍然受到瘧疾的幹擾。在世界各地，我們經常看到類似的由貧窮，疾病和自然匱乏導致的科學知識傳播的受阻。現代社會裏習以為常的那些救生常識經常在這些欠發達或不發達地區未能普及。於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區，人們只能依賴於用火療這壹簡單粗暴的方式來治理蜘蛛咬傷事故。
在哈佛讀書期間，我有切身體會到先進的科技知識能夠既簡單又深遠的幫助到社會上很多的人。本世紀初的時候，禽流感在亞洲多個國家肆虐。那個時候，村莊裏的農民聽到禽流感就像聽到惡魔施咒壹樣，對其特別的恐懼。鄉村的土醫療方法對這樣壹個疾病也是束手無策。農民對於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區別並不是很清楚，他們並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對於科學家所發現的流感病毒能夠跨不同物種傳播這壹事實並不清楚。
於是，在我意識到這些知識背景，及簡單的將受感染的不同物種隔離開來以減緩疾病傳播，並決定將這些知識傳遞到我的村莊時，我的心裏第壹次有了壹種作為未來科學家的使命感。但這種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識層面，它也是我個人道德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我自我理解的作為國際社會壹員的責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會我們學生敢於擁有自己的夢想，勇於立誌改變世界。在畢業典禮這樣壹個特別的日子，我們在座的畢業生都會暢想我們未來的偉大征程和冒險。對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還會想到我的家鄉。我成長的經歷教會了我作為壹個科學家，積極的將我們所會的知識傳遞給那些急需這些知識的人是多麽的重要。因為利用那些我們已經擁有的科技知識，我們能夠輕而易舉的幫助我的家鄉，還有千千萬萬類似的村莊，讓他們生活的世界變成壹個我們現代社會看起來習以為常的場所，而這樣壹件事，是我們每壹個畢業生都能夠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夠做到的。
但問題是，我們願意來做這樣的努力嗎？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我們的社會強調科學和創新。但我們社會同樣需要註意的壹個重心是分配知識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變世界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要做壹個大突破。改變世界可以非常簡單。它可以簡單得變成作為世界不同地區的溝通者，並找出更多創造性的方法將知識傳遞給像我母親或農民這樣的群體。同時，改變世界也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作為壹個整體，能夠更清醒的認識到科技知識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壹個關鍵環節，而我們也能夠壹起奮鬥將此目標變成現實。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些，或許，將來有壹天，壹個在農村被毒蜘蛛咬傷的少年或許不用火療這樣粗暴的方法來治療傷口，而是去看醫生得到更為先進的醫療護理。
何江在整場演講中，既有敘述被毒蜘蛛咬傷後火療的雲淡風輕，又有對世界醫療資源均衡分配的至誠呼籲。有人就說：同是從農村走出來，何江讀書目的那是因為情懷，而張錫鋒則是幹掉別人。也有人說：這不能直接比較，他們之間的差別，那是隔了壹個世界壹流大學呀。
所以，個人的夢想與情懷，自然會有雲泥之別。
在此，我不做比較，且說說自己的成長經歷。
我生在桂林壹個極偏遠的村莊，不，應該叫做大山中。在我讀大學時，附近兩個隊的人，每人湊500元，自修壹條公路到隊上。那時修路的動力是“要想富，先修路”。無論如何，總算是通馬路的地方了。
所以說，直到上大學，我才真正離開山村，有機會走進城市看看。
考大學，這是我和家人的壹種願望，談不上夢想。因為，我立誌走出農村的契機，至今讓我記憶猶新。
那時，我讀初中，正逢放假，回到家，大約上午11點多。遇到媽媽正去附近稻田除草。我自然跟著媽媽壹起去。
直到正午12多了，我們還沒拔完草，媽媽是個勞動好手，覺得留點尾巴耽誤事，下午有下午的安排。
那毒辣的六月陽光，我感覺臉、手的每寸肌膚都在燒灼，還有禾苗的膈應，讓人痛苦不堪。
我突然和媽媽說：“二娘（媽媽），我壹定要讀大學，我不想壹輩子在農田裏摸爬滾打”。我媽說：“只要妳肯讀，砸鍋賣鐵也會支持妳讀書的”。
現在看來，我讀大學，哪裏是什麽情懷，只不過是跳出農門的唯壹途徑。
要說夢想，最多就是不再像父母，為了溫飽，日曬雨淋，收成還有看老天高不高興。
壹個溫飽都是問題的人，妳要他談夢想，談情懷，這是讓人登天嗎？當然，夢想是有的，那就是吃飽飯，穿得暖。
時至今日，我似乎有點夢想，甚至有點情懷了。即便我就是個普通的老師，我也想做個自認為有點想法的老師。比如，我所教的學生不怕寫作文，而是把寫作當成吃飯、喝水、睡覺那麽自然的事。
當然，我知道這是極難的，甚至不可能實現，但至少，我有了這樣壹個想法，壹個追求。
所以，對於張錫峰及張錫鋒似的人們，請給與他們多點時間，誰不希望自己做個有夢想、有情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