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都三判主人翁，
?大第名園冠洛中。
?又喜壹年春入手，
?萬花香照酒巵紅。”
而與王拱辰同朝為官的司馬光，也在洛陽居住。只是，王拱辰的宅子位於富人區，氣宇軒昂，而司馬光的宅子位於陋巷，低矮破敗，僅能遮風避雨。此時，司馬光正在編著《資治通鑒》，由於夏天酷暑難當，為避天氣之炎熱，他便在房子下面簡單挖了壹個地下室，並穴居其間，埋頭著作，如此寒磣而又另類，被世人譏為“穴處者”。
作為歷任翰林學士、禦史中丞、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官至宰相的司馬光，可謂大權在握，但他對權下的國家財產卻從無貪念，甚至還把皇帝給他的賞賜——名正言順的“私有財產”，也作為單位的辦公開支。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宋仁宗時期，每年用於贈送、賞賜的東西，折合百余萬錢之巨。作為諫官的司馬光曾三次上書規諫。他說：“國有大憂，中外窘迫，在這財力困乏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在必要的，應準許大臣用賞賜所得，捐獻於營建山陵之用。”但宋仁宗沒有同意他的建議，繼續大把花錢施恩。於是，司馬光便把皇帝賞賜給自己的金銀珠寶，拿出來作為諫院的辦公費用，或接濟親友，堅決不給自己留下壹絲半毫。這在歷代士大夫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司馬光正是在這樣淡泊簡樸的“窮”日子中，歷經十九年的夜以繼日，完成了《資治通鑒》這部近四百萬字歷史巨著的編撰，從而成為了壹代傑出的思想家和史學家。